這篇散文通過敘述一件件往事和描寫人物的舉止與容貌，並著重在敘事寫人的基礎上披露自己的心跡，敘說自己的感受、心境和思緒，形成這篇作品巨大的感染力量，從而攫住讀者的心，使讀者產生共鳴。
小狗包弟。
巴金。
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聽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講藝術家和狗的。據說藝術家住在一個不太大的城市裏，隔壁人家養了小狗，它和藝術家相處很好，藝術家常常用吃的東西款待它。“文革”期間，城裏發生了從未見過的武鬥，藝術家害怕起來，就逃到別處躲了一段時期。後來他回來了，大概是給人揪回來的，說他“裏通外國”，是個反革命，批他，鬥他。他不承認，就痛打，拳打腳踢，棍棒齊下，不但頭破血流，一條腿也給打斷了。批鬥結束，他走不動，讓專政隊拖著他遊街示眾，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和泥土，口裏發出呻喚。認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著他奔去。它親熱地叫著，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舔舔，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別人趕它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邊。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小狗的後腿，它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著傷殘的身子走開了。地上添了血跡，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藝術家給關了幾年才放出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幾斤肉去看望那隻小狗。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壞以後，回到家裏什麼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是的，我也養過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當時一位熟人給調到北京工作，要將全家遷去，想把它養的小狗送給我，因為我家裏有塊草地，適合養狗的條件。我答應了，我的兒子也很高興。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種的黃毛小狗，幹幹淨淨，而且有一種本領：它有什麼要求時就立起身子，把兩隻前腳並在一起不停地作揖。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它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於他我毫無所知。他離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它的譯音是“斯包弟”。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它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它就跑開了。夜晚籬笆外麵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它聽見某種聲音就會朝著籬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確有點刺耳，但也隻是叫幾聲就安靜了。它在院子裏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裏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會進來作幾個揖，討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日本朋友對它更感興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者以後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拍攝了包弟的鏡頭。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作客，對日本產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兩年以後，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聽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總要向服務員討一點骨頭回去喂包弟。一九六二年我們夫婦帶著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聽妹妹們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它天天這樣，從不厭倦。它看見我們回來，特別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種高興、親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仿佛又聽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的小狗怎樣？”倘使我能夠再見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會拿同樣的一句話問我。她的關心是不會減少的。然而我已經沒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紅衛兵開始上街抄四舊的時候，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一個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時常打門大喊大嚷，說是要殺小狗。聽見包弟尖聲吠叫，我就膽戰心驚，害怕這種叫聲把抄四舊的紅衛兵引到我家裏來。當時我已經處於半靠邊的狀態，傍晚我們在院子裏乘涼，孩子們都勸我把包弟送走，我請我的大妹妹設法。可是在這時節誰願意接受這樣的禮物呢？據說隻好送給醫院由科研人員拿來做實驗用，我們不願意。以前看見包弟作揖，我就想笑，這些天我在機關學習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討東西吃，我卻暗暗的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