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晚飯，我們聚集在派出所裏唱呀跳呀鬧呀，一個勁的狂歡。
派出所撤了，雙龍派出所將原羅圍派出所改設為羅圍警務室，有兩個新招的協警隊員留在“警務室”裏負責協助派出所接處警。協警隊員知道我們幾個是“羅圍派出所”的民警，也沒管我們，任由我們進進出出，仿佛就像回了自己的“家”一般。
我的辦公室裏積了一些灰塵，協警隊員替我打掃了。離開時匆忙，物品完好地擺放著沒有人動過。
戴斌去打開了音響，把音量調得很大。他選放了《為了誰》。歌聲響起，大家都跟著唱。
以前的鄉政府分管政法的副鄉長劉科雲來看望大家，也和我們一塊兒樂。
唱夠了，鬧夠了，劉科雲對我說道：“遠軍，我工作那麼多年了，還是第一次看見一個條件那麼艱苦的派出所，民警居然那麼齊心。你們幾個，包括袁曉明，哪一個拉出來都是人看得，嘴說得，手寫得，腳跑得，而且彼此的‘心’還敞開得。”
我說：“你過獎了，其實像我們幾個都還年輕罷了，相對來說，比較單純。如果沒有遇上好的鄉政府的領導和純樸善良的轄區老百姓，我們的工作開展起來也是相當難的。所謂‘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警察離開當地黨委政府和老百姓的理解支持，就是有千隻胳膊萬條腿，也寸步難行。”
擺談間，朱成衛來了。他是尖山村村長，也參加了高速公路指揮部的聚餐。他問我：“但作家，好久不見你了，聽說你回來了，專門來看你呢！你的東西搬走不？要是搬走的話，我替你找一輛車！”
我說：“成衛，謝謝你了，暫時不搬，等哪天空閑了，我再聯係車來拉回去。”
陸陸續續的又來了不少人，大多是鄉場上的群眾。屋子裏擠不下，於是，我叫大夥兒到院壩裏聊。
出到院壩，水銀燈光下，從街上大大咧咧地走來了“老瘋子”。
“老瘋子”大概有70來歲吧，沒有一個親人。據說，年輕時他曾參加過抗美援朝，立過二等功和三等功。戰爭結束後，回老家娶了媳婦，生了兩個兒子一個閨女。災荒年成，一個兒子餓死了，另一個兒子下河捉螃蟹被水淹死了。後來，媳婦患了肺病，在他46歲那年，也死了。留下他和閨女相依為命，不知咋的，改革開放之初，他的閨女去南方打工，竟從此音信杳無。慢慢地，他的神經有些不正常了，時不時的拄一根拐杖，在街上走來走去，口裏不停地嘮叨，卻又總是那麼一句話：“我的姑娘，硬是好得很……”日子久了，街上的大人小孩便稱他為“老瘋子”，以至於他到底姓什麼名什麼，也沒有多少人能知道。
鄉政府考慮到他是孤寡老人，曾安排他在敬老院吃住。神誌恍惚時倒也罷了，隻要神誌清醒了，他就會跑出來，到鄉政府找領導論理。他說：“我是革命英雄，打美國佬那陣，嘿，上刀山下火海，從沒退縮過。人老了，你們就把我送到敬老院養起來了，成何體統，難道革命真不需要我了嗎？你看，我的腿還能跑，我的手還能動，我還能為政府幹一點活兒。讓我回家去，承包一片果園，幫助群眾脫貧致富吧！毛主席說，幹革命全靠自覺……”
有時候，遇上了鄉政府的職能部門正在執法，比如追繳計劃生育罰款和追繳公糧等，他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從某個地方“鑽”出來，去“幫”政府工作人員的忙。有一次，我們去傳喚一個嫌疑人，嫌疑人的家屬和我們發生抓扯，嫌疑人企圖趁機跑掉，關鍵時候，他“鑽”出來，舉起拐杖朝嫌疑人猛打，並一個勁地罵：“哼，狗雜種，敢和派出所的作對，看我不打斷你的腿……”如果不是我們製止及時的話，他怕是真要把嫌疑人的腿打斷的……
他來了，依然拄著那根又粗又長的拐杖，嘴裏依然嘮叨著那句他曾經嘮叨過不知多少遍的話：“我的姑娘，硬是好得很……我的姑娘，硬是好得很……”
大家都扭頭去望望他，然後又都習以為常地將目光收回來了，沒有人會認為他此行的目的與大家相關。
然而，他卻徑直走到了人群的中央，睜大雙眼朝四下裏張望。他看見了我和羅培林，走過來，雙手抱拳，舉過頭頂，“大俠”般地朝我和羅培林叩了一個頭，說：“好樣的，公安；好樣的，警察！”說完，轉身，昂頭，拄著拐杖，離開了，同時，嘴裏仍舊嘮叨著：“我的姑娘，硬是好得很……我的姑娘，硬是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