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個性有異，我並沒有感到強烈的事業野心被激發。
我隻是覺得我在這裏，和這樣的人談話，我很充實，生活也很美好。
後來，恒隆地產的董事長陳啟宗先生與我們共進午餐。
陳先生談話的重點有三：人性、曆史與《聖經》。
他說，這三點是了解世界的有效途徑。
沿著他的眼界看過去，我仿佛還站在世界外麵，甚至離邊緣還很遠。
後來在同大家私下交流的時候，大家紛紛表示不很認同陳先生的看法，尤其是對於中國在亞洲的影響的推斷以及中國與西方價值參照的結論上。
但是我們的周老師肯定地說，隻有讀過曆史，讀懂曆史的人才會有這樣的覺悟，是我們的修煉不夠。
這一點，雖然我無法推斷是否真的如此，但我確信自己還站在曆史的邊緣，傻子一樣搬弄著自己所謂的人生觀。
我知道自己有多淺薄。
陳先生認為，當達到了一定境界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不是智力的問題，更多的是創意的問題。
我聯想起上午梁振英先生所講的個人財富與精神追求的平衡點，聯想起張元老師曾經講過的靈感與天賦對於曆史研究的重要性，我發覺這個世界上並沒有太多額外的道理，很多道理本身就是本身的解答，很多道理與其他道理之間都存在著思維的結點。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這些道理之間搭建起一條屬於自己的通道，在能夠運用它們的時候恰到好處地運用。
總結起來，當一個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或程度的時候，總是存在著另一種層麵的轉化能夠將這件事物本身從“極端”解救出來，達到我們意義上的“中庸”與“和”或者西方意義上的“製約與平衡”。
不迷信西方，包括它們的製度，它們的民主他們的思想；不將西方世界奉為神明。
我想這是我從陳先生那裏學到的最為重要的啟示吧。
我曾經懷疑西方的開放的價值，比如它們到處可見的關於暴力和性的電影，或者它們關於個人英雄主義的塑造，以及它們的選舉權的設置等等。
陳先生告訴我，這些都是將人性最低的公約數降到最低的結果，都是要用很多代價作為交換的。
是啊，我們看得見他們享受娛樂世界中的片刻歡娛，卻忽視了這個社會每年有多少人犧牲在私人擁有槍支的槍口下；我們羨慕他們可以票選出國家領導人，卻忘記了他們隻是用自己的機製先選出兩個，讓公民在極有限的範圍內行使權利，而所有其他的國家機構的成員則出自這個人手中；我們喜歡看他們的電影，喜歡一個人乘風破浪的英雄氣概，卻忽視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難自己成為英雄，我們要在一個團體中解決生存和立足的問題……從前的粗淺的考慮蒙蔽了雙眼，我漸漸體會了讀曆史的重要性，無論我曾經多懼怕曆史考試，對曆史題目發怵。
談到教育，陳啟宗先生談到了嚴謹度的問題，涉及到我們學術造假、缺少真正意義的精英的問題；學術高層匱乏，比如我們的“通才”太少，專才又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的需求，造成人才斷層；博士門檻過低，使得學位不再“值錢”，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思想上對真理和價值追求的忽視；而我們常常提到的大學的行政化、商業化，即用權控製大學、用錢控製大學對於學術研究的消極影響。
大學裏，有多少東西是課堂承載不起的？在生活中，有多少東西是僅僅從一個人那裏學不來的？教育究竟帶給我們什麼？我該怎樣實現自己在社會中的價值，並相對準確地懂得和理解這個社會上的人和事？在查打銀行急速上上下下的電梯間裏，跳躍的樓層的數字閃爍著，我在思考。
晚上，和周老師一起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拜訪鄭培凱先生。
我曾經聽過鄭老師講的《儒家樂論與中國美學》的課，當時他給我們看了很多融合了西方美術與中國美術元素的繪畫作品，讓我們判別哪些是中國畫哪些是西方畫。
從其講課內容可以推斷出來，鄭老師是一個學術範圍很廣的人。
這一次一同交流也證實了這一點，他提到他的畢業論文做了 8年也沒結束，甚至現在還在做，就是因為他把話題定得過於寬泛，結果在研究中發現有很多分支需要麵對。
我很喜歡鄭培凱老師。
每一次見他，他都精力充沛、滿麵笑容，心態很平和。
除了對香港教育體製的一些缺陷偶表無奈，其餘的都很樂觀，也很健談。
我喜歡聽他講他的研究，關於昆曲和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每一次見麵他必然穿著傳統的中國服飾，儒雅大方，沒有一點架子。
能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做真正喜歡的事情，能對於喜歡的事情如此投入地做，這該是多麼幸福的人。
鄭老師一再強調，如果對學術這條路不感興趣就千萬不要勉強自己選擇這條路，這條路是為那些喜歡它的人準備的，不僅僅是從事，而是享受。
三個月之後鄭陪凱先生來杭州，在我送他去火車站的路上，提起了齊邦媛女士的《巨流河》。
其時我正受著一些情緒的左右，難於心平氣和地麵對學習和生活，更遑論未來的期許。
是《巨流河》陪伴我度過很多難熬的夜晚，讓我在悲傷之餘尋找到了世間的一些永恒的價值，愛和殘缺，竟成了構成人們生活的主要元素。
我向鄭先生詢問要怎麼樣才能專注於學術，執著不懈。
鄭先生說，齊老師是很踏實的，找到一個你所感興趣的，然後排除一些幹擾，在其中獲得樂趣。
這個要看自己，也要看機遇。
我看見鄭先生在談到“踏實”的時候篤定的神色，也看到了他對於堅持和忍受孤獨的讚同。
是啊，現在這麼匆匆忙忙的大環境哪裏還有細細思索的空間留給你？大家都匆匆忙忙地生活、謀生，似乎也沒有太多的精力去想自己究竟在做什麼，期待獲得什麼。
在繁雜的人群中我讀到了答案：一旦物質的東西太過豐富，人們也就來不及在乎精神上的充實，也就來不及計較在文明的層麵喪失了什麼。
那麼傳統存留的文化將走向何處？一個沒有了“衛道士”精神的社會，少了多少堅守？1月 25日，一行人拜訪了前副廉政專員兼執行處首長郭文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