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徽商熱衷儒業，迷戀官場，封建意識濃厚，無意學習新式的經營方法，隨著傳統生產經營方式的衰落最終淪為時代的棄兒，退出曆史舞台。從自身組織製度來看，徽商仍然屬於封建商人的範疇。早期徽商是官僚、商人、族人三位一體的典型封建商幫。徽商奉行“朝裏有人好發財”的商業模式。商人們通過捐輸、接駕等來獲得某種特殊地位及掠奪性利潤。這種自身缺陷注定它一開始就是一個商業怪胎。而且，宗法製排斥競爭、平等的商業觀念。左儒右商，經濟、教育、務商、求仕兩張皮，人力資本投入與經濟發展不配套。思想保守，恪守清淡，對新事物反應麻木。徽商從骨子裏就沒打算做個純粹的商人，受儒家思想影響極深的他們仍然覺得商賈的地位不如儒生，希望自己的後代攻讀詩書，光宗耀祖。清初婺源木商洪庭梅致富後，慨然曰：“今庶幾為所欲為，奚仆仆風塵以商賈自穢。”休寧商人金赦事賈富裕後，對其妻說：“乃今所不足者，非刀布也。二子能儒矣，幸畢君誌而歸儒。”從“畢君誌”三字可以看出業儒是徽商心目中最向往的歸途。自己不能業儒就把希望寄托在後代身上，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業儒出仕才能“大吾門”，“亢吾宗”，“非讀書不能顯親”。的確，在徽商與封建勢力的接觸中，他們深刻地體會到了做官遠比業賈好。鹽業的專賣可以不管市場的行情和商品的供求關係變化，也不必應時節氣候的變化而改變商品經營的種類，隻需與封建勢力搞好關係，就能獲取巨大的利潤。徽商的“右儒左賈”在很大的程度上使他們喪失了對近代商業的追求和探索，在封建勢力統治之下，大多數商賈讓自己的子孫走上了仕途，在近代的轉型中沒有隨之轉型。
三、商業利潤的非生產性流向，導致擴大再生產資金的不足。明清時期的徽州商幫，在流通領域縱橫捭闔，賺取了巨額的商業利潤，這些商業利潤絕大部分都沒有轉化為產業資本，而是從流通領域中遊離出來，轉化到封建土地所有權、封建的政治經濟特權以及加強宗族建設等方麵。徽商經營方式是一種封建小農經濟。鴉片戰爭後，徽商沒有考慮後路，獲利後沒有用於擴大再生產，而是用於消費。由原來勤奮敬業、吃苦耐勞，變成了貪圖享受、追逐功名、大興土木、廣建豪宅，把大量的金錢用於買田、置地、修祠、建房、娶妻、納妾、續譜、立坊，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商業資本萎縮。徽商由於在儒風的熏拂下，封建宗族觀念極深，他們樂意將其一部分商業和商業利潤資助於維護宗族統治的各種事業，這勢必消耗了一部分可以用於擴大商業經營的資本，使其輸入到封建性的非流通領域，於是徽商資本的出路，也就多了一條刻有封建印記的管道。為了獲得和維持封建政治經濟特權，徽商不得不將自己利潤的一部分用於國家的捐輸報效，以及個人與官員之間的往來。他們一方麵通過報效的方法以博得政府的好感，獲得支持；另一方麵通過私人的行媚去巴結權貴。時人指出：“徽多高貲賈人……又善行媚權勢。”這種對政府、權貴的投資，是以金錢來加深官商之間的“友誼”，以金錢來清除商途障礙，使經營特權得以延續。還有的徽商為賞賜一個官位而揮金如土、攀親折桂，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財富，造成商業資本的嚴重匱乏。
到了18世紀末，當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經濟沒落時，正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登陸中國之時。隻有把大量資金投入實業，實現商業與產業的結合才能獲得新生。但徽商卻做不到，他們已經沒有財力去投資產業了，也就在外來資本和民族資本這兩股潮流的衝擊下跌落下來。一代徽商就此畫上了一個代表終結的驚歎符。
五百年彈指一揮間，好夢做久似乎也該醒了。當今天徜徉在故鄉惟一保存的一條徽商鼎盛時期留下的老街上，映入眼的是莊嚴沉靜的明清建築上花花綠綠的招牌，傳入耳的是陌生難懂的浙江福建口音，不由得人發問：“徽商在哪？”一代巨賈，一代財雄成了夢裏隱約模糊的印象，而徽商故裏的徽州，似乎也難逃隨夢遠逝的命運——為了擴大旅遊宣傳，她的名字已被黃山市所取代。除了散布鄉野的歌功頌德的排坊，除了遍及村落的宣揚宗法的祠堂，夢裏的人沒再給現實留下什麼。沒有什麼人再記得他們的名字，即使是胡雪岩、鮑廷博少數流傳下來的人，也遙遠的讓我懷疑自己是否和他們喝的是同一條江裏的水，說的是帶同一種鄉音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