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五四風潮算告結束，蔡先生卻回了紹興，不肯再做北大的校長，因此，各大學的校長也不敢“複職”。各方又費了一番心思，終究由校長方麵挽留蔡先生的代表湯爾和替他出上一個主意，叫他的學生正在江蘇教育會辦事的蔣夢麟做代表，替他回校辦事。可是，蔣夢麟先生在北大裏毫無根瓣，拿什麼資格來替蔡先生代辦校長的職務？北大裏原有幾位怕江蘇教育會來搶北大的，便放了空氣；可是，蔣夢麟先生已經到了北京。假定不讓他來做代表，連蔡先生也不回來了，仍舊妨礙了大局，又是我在裏麵疏通疏通。幸而蔣夢麟先生很識相，在某晚出席教職員會上很謙虛地說：“蔡先生派他來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請各位主持。”因此，大家也沒有怎樣他，隻得在評議會上通過了聘他做教授，擔任總務長，從此蔡先生離開學校的時候，蔣夢麟先生就代理校長了。
評議會是北大首先倡辦的，也就是教授治校的計劃，凡是學校的大事，都得經過評議會，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預算兩項。聘任教授有一個聘任委員會，經委員會審查，評議會通過，校長也無法幹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這裏。表麵看來，校長隻有“無為而治”，什麼權力好像都被剝削了；但是，北大在連續幾年風波動蕩裏麵，能夠不被吞沒，全靠了他，後來北京師大等也仿行了。我算不斷地被任為評議員，直到十五年張作霖據北京，我離開北大。
“五四運動”後安穩不到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職員因挨不起餓，發起了一次“索薪”運動。這時，因五四的經驗，大家都曉得組織的重要了。運動開始，便組織了“北京小學以上各校教職員會聯合會”，除了私立各校以外，大、中、小幾十個學校都聯合了，聲勢自然不小。我呢，又被舉做了主席。這時，我真要紅得發紫，因為我兼任高師、醫專的教員，所以，不但北大教職員會是我主席，高師、醫專也硬把我推上主席，因此，我辦事很有把握，而學生聯合會又有了緊密的聯係。政府覺得很討厭，就用分化手段來對付我們，把京師學務局管轄的中小學分化了出去，我們也用一點手段，對付政府當局。當時的政府當局還曉得老夫子不好過於得罪的，對於我們的要求，三件敷衍兩件，我們也將就了事，算沒有把一個團體公然崩潰，我也得了一個教訓。
到了十年春天，大家又不耐饑了，而且實在沒法維持了，而且也覺得政府對於教育滿不在意，隻是做他妝點門麵的工具。因此，除索薪以外，還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經費獨立的口號，並且拒絕了他們敷衍的辦法，罷課相持，直到六月三日：那時，教育部長早已沒有人敢做，由一位教育廳長馬鄰翼升任次長，代理部務，這位馬先生忒大意了，不但毫無預備，冒冒然來就職，而且對幾十個老夫子的代表禮貌不周，已經引起了反感，他又大膽地答應了發還積欠薪金，他並不曉得積欠薪金總數有七八十萬，政府是無法籌措的，而且他並不先查一查，各校教職員一再地辭職在先，才後“索欠”的，他不經過慰留，便許發清“積欠”，這樣，便激動了大家必須叫他立刻發清，自然是辦不到的；同時國務院秘書長郭則也不會應付，早為教職員所不滿；所以到了這日（六月三日）北京國立八校的教職員既決議向徐世昌說話，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學教職員也自動地臨時加入，還有小學以上的學生也共同來做教育經費運動，一共有上萬的人，都齊集在教育部內外，請馬代部長率領往總統府見徐世昌，馬先生倒並不推辭，可是，總統府早已關了新華門（總統府大門）布置了隊伍，在門外迎接我們，我們一到，就被攔阻，就被槍擊，我是以八校教職員會聯合會主席的身分，走在上萬的教職員學生前頭，就和幾個同事都被打得頭青臉腫；（沈士遠先生也是被打的一個。）徐世昌還要非法懲辦我們，我們受傷的住在首善醫院，被他派下等特務看守住了臥室。但是，人家勸他不可大意了，教書先生惹不得的，何況實在是政府對不起他們，他才走向法律路上，說我毀壞他的名譽，（這是他要法律解決，法官說：“無罪可附，隻有這樣的一個罪名還可以辦。”）向法院起訴，前清皇帝載曾告章炳麟先生到上海會審公堂，這番我被大總統告到法院，也可入了“同書”。結果，我們固然白挨了打，（首善醫院的醫藥費倒是教育部擔負的。）他也失敗了，因為我已設法遷入了東交民巷法國醫院（我要謝謝一位徐鴻寶先生，他是替我設法，而且護送我到醫院的。）法院沒法“傳案”，而且各校教職員說：“要‘傳案’大家都到！”後來因暑假已過，非開學不可，由各大學校長等和教育部商量，拉了兩位做過國務總理的，一位汪大燮先生，一位孫寶琦先生，還有一位是清朝廣西布政使，辛亥革命，他反正，做了廣西都督的王芝祥先生出來轉圜，他們三位先到醫院來慰問，才後法院派了法官，便衣私入醫院，用談話式問了問，就算了案。
六三事件的規模，實在遠過“五四運動”；因為實際上有革命意義的，而且也“事聞中外”，國內教育界沒有不給我們援助，孫中山先生在廣州也給我們正式的援助，北京軍閥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後來徐世昌又被他的部下一逼，溜之大吉地下台了。北大六年瑣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