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浮筠和蔡元培在德國同學，夏回國較早，嚴複長北大時即來北大教書，浮筠和爾和是同鄉，極得爾和的信任。
果然，湯爾和去見蔡元培，極言北大之可辦。蔡先生之同意出長北大是否即由湯之一言，我不得而知，但總之 ，蔡先生在1917年1月就到北大來當校長了。
我和蔡元培先生
湯爾和對我談蔡元培到北大當校長的時候，我和蔡先生尚無一麵之雅。爾和對我談話以後大約第三天，我在譯學館上課（北大預科當時不在馬神廟，在北河沿譯學館舊址），忽然門房來通知我：“有一位蔡元培先生來看您。”我大吃一驚，一則是素昧平生，頗覺意外，二則是心中不免思索：社會上已轟傳蔡先生將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先生已是中年以上的人了，閱曆、世故應是很深，可這次不大世故，既然要來看我，大可到我家裏去，何必到北大預科這個公開場所來呢。
蔡先生和我見麵後，談及爾和介紹，特來拜訪。略談片刻辭去，目的在於相識一下。
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長後，在我心中就有一個念頭，北京大學應當辦好，蔡先生負重名，我們應當幫助他把北大辦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長談。
我說：“蔡先生，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來辦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張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馬上就會趕走您。所以，您現在對北大應進行改革，但有一點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穩，不然的話，一個反複，比現在更壞。”
蔡說：“你的話對，你的意見是怎麼辦呢？”
我說：“我建議您向政府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北大經費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規定教師組織評議會，而教育部始終不許成立。中國有句古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與其集大權於一身，不如把大權交給教授，教授治校，這樣，將來即使您走了，學校也不會亂。因此我主張您力爭根據章程，成立評議會；第三，規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員和學生到外國留學。”
我的建議，以成立評議會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為然，完全采納，向當局提出，果然達到了目的。
蔡先生和我的關係，自那時開始，事隔數十年，蔡已歸道山，我至今思之，猶感慨係之。
蔡先生是舊中國一個道地的知識分子，對政治不感興趣，無權位欲。我於蔡先生的學問無所窺，然觀其到北大之初所持辦學主張，有兩點可資一談：
（一）北大分工、理、文、法、預五科，蔡先生來後，力主將工科劃歸天津北洋大學，停辦法科，使北大專辦文理二科，預科照舊。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似乎是以美學教育為中心，他來以後添設教育係（本來隻有文學、哲學才係）；他一向反對學政治法律，因此主張不辦法科（未獲通過）；他不重視工科，似乎是受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影響。
（二）蔡先生到北大後，采取兼容並包的方針，辜鴻銘、王國維、胡適之、陳獨秀等新的舊的，左的右的，同時並存。蔡先生雲：“夫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蔡先生的教育思想繼承了中國封建教育的某些傳統，又吸收了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精神，這些教育思想今日當然已陳跡，但在“五四”運動之前，對推動當時舊中國的教育事業，開社會風氣，似有一定的作用。
蔡先生的書生氣很重，一生受人包圍，民元教育部時代受商務印書館張元濟（菊生）等人包圍（這是因為商務印書館出版教科書，得教育部批準，規定各學校通用，就此大發財），到北大初期受我們包圍（我們，包括馬幼漁、叔平兄弟，周樹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亦即魯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謂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係），以後直至中央研究院時代，受胡適之、傅斯年等人包圍，死而後已。胡、傅諸人後來和我勢同水火，我南遷後，蔡先生時在京滬間，但我每次擬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圍蔡所致。
綜觀蔡先生一生，也隻有在北大的那幾年留下了一點成績，蔡先生曾雲：“自今以後，須負極重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然而，在已淪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愛國的知識分子努力學習西方，企圖以新學救國，終於成了一場幻夢。“五四”運動以後，北大自蔡先生而下的知識分子，或左，或右，或獨善其身，或趨炎附勢，或依違兩可，隨世浮沉，其中種種，就不在本文記述之內了。
我和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