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次的新舊之爭，是爭領導權，當然，也包括思想鬥爭在內。下麵就談談新舊之間的不相容等等情況吧。
和我同在北京的朱希祖，在參加過教育部召開的注音字母會議以後不久，也進了北大。接著何時、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馬裕藻（幼漁）、沈兼士、錢玄同都陸續聘請來了。最後，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黃侃（季剛）也應邀到北大教課。我雖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們是站在一起的。
太炎先生的門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舊派，代表人是嫡傳弟子黃侃，這一派的特點是：凡舊皆以為然。第二派是開新派，代表人是錢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稱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間派，以馬裕藻為代表，對其他二派依違兩可，都以為然。
雖然如此，但太炎先生門下大批湧進北大以後，對嚴複手下的舊人則采取一致立場，認為那些老朽應當讓位，大學堂的陣地應當由我們來占領。我當時也是如此想的。
京師大學堂的怪人怪事不少。
我進北大預科教書的那一年，見到差一年就要畢業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學生陳漢章。此人那時約四、五十歲，和陳石遺相仿，是一位經學大師，浙江象山人，讀書甚多，頗為博雜。京師大學堂慕其名，請他去教書，他卻寧願去當學生。為什麼呢？此人身體雖已入民國，腦袋卻還是封建時代，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沒有點翰林。清末廢科舉，興學製，設立京師大學堂，然朝野之間，對科舉記憶猶新，不少知識分子未能忘情，陳漢章就是其中之一。當時流行一種看法：京師大學堂畢業生，可稱為洋翰林，是新學堂出來的，也是天子門生。陳漢章必欲得翰林以慰平生，因此寧願做學生，從一年級讀起。但是，不久辛亥革命起，清王朝被推翻，陳漢章洋翰林的夢也隨之破滅。我進北大預科的第一年教曆史，第二年，陳漢章畢業了，北大還是踐前約，由他接我的手教曆史，我則教國文去了。
預科還有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這位先生上課時，有一聽差挾一地圖，捧一壺茶和一隻水煙袋跟隨上講堂，置之於講台上，然後退出，下課時照送如儀。有一次，在教員休息室裏，學生來向我借書，借之而去。桂蔚丞大為詫異，對我說：“你怎麼可以把書借給學生呢，那你怎麼教書呢？”我回答說：“這無從秘密的呀。書是公開的，學生可以買，也可以到圖書館借。”原來，這些老先生教了幾十年的講義和參考書都是保密的。這個風氣一直到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後，才稍稍改變。
還有一個寶貝，是當時教英文後來當預科學長的徐敬侯。他一開口說是“我們西國”如何如何。他在教務會議上都講英語，大家都跟著講。有一次，我說：“我固然不懂英語，但此時此地，到底是倫敦還是紐約？”我並且說：“以後你們如再講英語，我就不出席了。”我放了這一炮，他們略為收斂了一點。但這種情況由來已久，相習成風，一直到蔡元培先生任校長後，才有所改變。我記得1928年女師大風潮，楊蔭榆被趕，許壽裳去當校長，就職演說就用英語講的，聽說是練習了幾天幾夜，上台去還是結結巴巴。好像不用英語，就不足以壓服學生。“五四”運動以後快十年了尚且如此，我初到北大時期那就可以想見了。
蔡元培長北大之來由
蔡元培在1912年任教育總長，為時甚暫，即辭職，後去德國深造。大約在1916年，蔡到北京，其時，胡仁源正代理北大校長之職。
北大代理校長何時大約在1914至1915年間，辭職回諸暨老家去了，辭職的原因不詳，但不外也是內部人事之爭，趕何，我疑胡仁源亦在內。何辭職後，即由預科學長胡仁源代理校長，預科學長由胡的好友、留美學生沈步洲繼任。不久，沈步洲調任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是北大的頂頭上司。蔡元培之長北大，蓋出於沈步洲之策劃。
天下事說來也怪。沈步洲為什麼要作此策劃呢？原來，沈和他的好友胡仁源發生了矛盾。據說，胡平日語言尖刻，在開玩笑時，得罪了沈步洲。沈也是一個睚眥必報的人，所以欲謀去胡而後快，他就抬出蔡元培來，通過教育總長範源濂、次長袁希濤向北洋政府推薦。蔡先生是海內外知名之士，沈抬出蔡來長北大，當然振振有詞。北洋政府呢，對辦什麼大學並不感興趣，但是大學之為物，外國都有的，中國也不能沒有，且蔡元培這塊名流招牌也還是有用的，範源濂一推薦，當局就首肯了。
那時我曾在北京醫科專門學校兼課，醫專的校長是湯爾和。有一天，我到醫科學校上課，湯爾和對我說：“我告訴你一件事。我看沈步洲這個人荒唐不荒唐，他要蔡先生來當北京大學校長。你看北大還能辦嗎？內部亂糟糟，簡直無從辦起。”我回答說：“你以為胡次山（仁源）在辦學校嗎？他是在敷衍，如果蔡先生來辦，我看沒有什麼不可以。”湯說：“呀！你的話和夏浮筠一樣，他也認為蔡先生可以來辦北大，既然你們都認為如此，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講，要他同意來辦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