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任北大校長對近代
中國發生巨大影響“不作官”的戒條有很大影響。蔡先生來了之後，所謂“不作官”，把作學問的學術和從政的作官分開，而所謂作官，就是當時北京的政客和官僚的那種官。當時北大學生與政客和軍閥，在蔡先生的教導下分家了。也可以說北京大學這一風氣的改變，把當時北洋軍閥和政客的社會基礎給打壞了。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蔡先生雖然做校長的時間並不長，卻對近代中國發生巨大的影響。蔡元培先生與
五四運動顧頡剛
我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4年又考入本科中國哲學係，中間因為生病及家中人死亡等原因，屢次休學，直到1920年才畢業。1919年5月4日，我正在家鄉養病，不在北京，因此沒有參加那天的遊行。但五四運動前後我都在北京大學讀書，參加過新文化運動，因此，對那一時期北京大學的情況，多少了解一些。我的親身經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為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和指揮部，同蔡元培先生的辦學方針有密切關係。
我考入北大的時候，聽說教育部曾請嚴複來當校長，他怕事煩不幹；繼請章士釗當校長，他又因自己年輕，怕對付不了一班老教授，也不幹。後來請了浙江的數學家何時來當校長，他幹了不到一年，就被風潮趕跑了。此後一直由工科學長（相當於後來的工學院院長）胡仁源代理校長，沙灘的紅樓就是由他計劃建造起來的。1916年冬，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範源濂聘請蔡元培先生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初，蔡元培正式到任。他滿心想把法、德兩國的大學學風移到中國來。他辦校的最大一個願望就是學術自由、百家爭鳴。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才改名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來之前，校名改了，本質並無什麼變化，封建主義仍然占統治地位。1913年我考入北大預科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隻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有的教師死守本分，不容許有新思想；當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韻學、文學批評（《文心雕龍》）的黃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樹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見。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學生一年要花五千銀元；當然，這樣的富豪子弟數量不多，大約不過兩三人。至於一年花千把銀元的人就多了，少說也有好幾十。像我這樣一年從家裏隻能拿二三百銀元來上學的，就是窮學生了，在學校裏簡直沒有地位。一些有錢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這種壞現象是從清末保留下來的。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何謂“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麼鑽營費由十人分攤。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隻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汙吏！蔡元培先生來長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裏像個什麼“最高學府”？我當時比較注意讀書，暇時看看京戲，就算是好學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曆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發表演說，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蔡先生自己雖然在前清中過舉人、進士，點過翰林，但他後來到歐洲德、法兩國留學，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他一到任，就著手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的教育方針和製度，來代替北京大學那一套封建主義的腐朽東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認為文科的任務是該用新思想代替舊思想的。他到校之後就斷然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當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以後還陸續聘請了一批有真才實學和有新思想、希望改變舊社會的人來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