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大學堂生寅開辦的初期，教職員對待學生是很客氣的。吃飯時候，教職員與學生同桌，學生居上，教員坐在客位。總教習張小浦（鶴齡）先生初到接吳摯甫（汝綸）先生的原任時候，著了那時的大禮服，朝珠補褂，拿了大紅片子，到學生齋舍，見了麵行交拜禮。（那時我們每人一間，是要附帶說明的。）這些禮貌，把那時的學生拘束住了，學生因此亦自動的人人自愛了。後來製度漸漸改變，飯廳上教職員與學生分桌，教職員另桌，高坐堂皇了。到那時候的學校管理人，已不是“管學大臣”，而降級為“京師大學堂監督”了，我還記得第一任監督張亨嘉就職的時候，監督與學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禮，然後學生向監督三個大揖，行謁見禮。禮畢，張監督說：“諸生聽訓”，“諸生為國求學，努力自愛”。於是乎全部儀式完了。這總共十四個字，可說是一篇最短的演說。讀者諸君，還聽見過再短於他的校長演說沒有。這位新監督，因為少數幾個學生，著了學校所頒軍操製服，在校外與他校學生集體拍了一次照，將每個學生各記大過二次，小過一次，並出布告說：“軍服振振履聲橐……所謂大愚不靈大惑不解者也。”這都是最早一班裏的最早一批學生所身曆的滄桑，常令人回想初開學的早期時代。在管學大臣製度將要廢止的時候，曾就在校師範館第一班學生（大概那時第二班尚未入學）選派了一二十個，分赴英美法德日俄各國留學，我那時是派赴日本而未去，及製度改變為大學堂監督以後，更不勝“不隨仙去落人間”之感矣。
創辦壬寅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張百熙先生，確盡了禮賢下士的責任。我聽說張先生聘請吳摯甫汝綸先生任大學堂總教習，吳先生最初不肯擔任，張先生屢次敦聘，最後竟至於長跪不起，方始得了吳先生的首肯。吳先生應了聘以後，立刻說要到日本去，仔細考察一番，然後再到學校。吳先生於是即往日本去了，吳先生是文章經濟（現在說是政治）極負時名的一位老先生，以高齡前往考察，接見日本朝野，參觀各地各學校，自己與日人作筆談，隨即作詳細的筆記。因為那時候的大學堂，等於一個初開辦的教育部，所以吳先生的考察範圍，亦就非常廣泛。高齡作事，一絲不苟，亦就辛苦備至。考察回國後，即病了，一病即不幸長逝。我們學生隻有在追悼會上瞻拜遺容，徒存景仰而已。我還聽見吳先生的一件故事，吳先生在做冀州知州的時候，為永久水利的關係，開一條河，老百姓看不清楚，以跳水覓死相威脅，吳先生不為所動，河開成了，後世至今利賴。吳先生的果斷真不可及，吳先生之中道逝世，不但是我們早期學生的不幸，亦是中國早期新教育的大損失。
張管學大臣於吳先生故後，改聘張小浦先生擔任為總教習。吳先生是桐城古文家，張先生是陽湖派古文家，同是學者，而各為一派的代表，亦是一種巧合。當時的京師大學堂，網羅了一時知名之士，如於式枚（晦若）先生，李希聖（亦園）先生，屠敬山（寄）先生，王舟瑤先生，或是高級職員（當時的提調總辦之列）或是教習，我們如果能得到當時教職的名單，一定還能發現很多為後人景仰的人呢。張管學大臣與張總教習，對於青年愛護備至。我記得有一位教英文的助教，不很稱職，我們幾個學生反對他，那位助教是有大來頭的，自恃無恐，可是張小浦先生明辨是非以後，去見管學大臣，把那位助教辭去了。雖然張總教習為了這件事，在管學大臣未到之前，候在辦公室以免那位助教先入為主，但於此可見兩位張先生對於青年之愛護了。這件事幸在早期，倘遲至大學堂監督時代，這個學生早就被開除了。長沙張文達公即管學大臣張百熙（冶秋）先生處於西太後時代，欲謀急進的辦學，固不容易，而況張先生所網羅的知名而不得誌之士甚多，例如參慶王貪汙的蔣式惺，亦是我們學堂高級職員之一。張管學大臣為這些用人方麵，亦頗遭時忌，所以冶秋先生不能行其誌而時遭掣肘了。我們現在人知道景仰蔡孑民先生，而忘記了張冶秋先生任管學大臣時代創辦之艱苦，實在比蔡先生的處境難得許多呢！
對於戊戌京師大學堂的事，我不是身曆其境，不能知道。我隻記得我有一個長親，他是戊戌京師大學堂學生，那時候他是一個候補京官，可見那時學生或者亦是有類於壬寅京師大學堂的仕學館了。還有一位會元劉可毅在庚子年遇難的。聽說亦是戊戌京師大學堂有關的人，但我不知道劉可毅是學生還是教職員，到（現在）已不能考了，李家駒（柳溪）先生，後來繼張亨嘉做過大學堂監督的，亦是戊戌京師大學堂教職員之一，據傳說康子年拳匪到大學堂去找他，李先生扮作了自己的趕車夫，而脫險的。我們知道戊戌年的京師大學堂沒有畢業學生，並且自庚子年至壬寅年陽曆十二月十七日開學止中斷了兩年有餘的時間。所以不論北京大學紀年以戊戌開始與否，壬寅入學的第一班，總是最早的畢了業的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