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百家飯”，分會主席說：“女士們，先生們，剛才我們看到了邱先生精彩的二胡和簫演奏，但是，壓軸戲還在後頭。應一些會員的要求，邱先生將要給我們講述他的家庭的故事。由於天色將晚，帶孩子的父母如果要回家，那就隻能割愛了。”他說完，沒有一個人願意退場。會員們把椅子拿到大廳中央，排成了行，就像要聽一個重要的報告一樣。
我於是講起了自己的故事。
“中國有句童叟皆知的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1944年，在抗日戰爭的炮火聲中，我誕生在蘇州太湖邊的一個小村子裏。
“我從小愛做夢，做了千千萬萬的夢。這些夢我現在幾乎都忘得一幹二淨，但其中有兩個夢至今仍很清晰。我的第一個夢是想當個畫家，另一個夢是想和‘大鼻子’（我解釋道，‘大鼻子’是中國人對西方人的稱呼，沒有貶義，這時大廳裏爆發出一陣笑聲。）說說話。今天，這兩個夢可以說都實現了，因為我能講英語，還能表演書法，有時還能畫上幾筆；但嚴格地說來，我這兩個夢一個也沒有實現。因為我離真正意義上的畫家和翻譯還差十萬八千裏！我充其量不過是‘假、冒、偽、劣’產品。（全場哄堂大笑）
“我小時侯很頑皮，學習成績不好也不壞。為了當畫家，我上課時總在書本的天地邊角上‘作畫’。雖然學習不認真，我有幸考上了省裏的一所重點中學。那時，很多窮人家的孩子隻要學習好都能得到政府的助學金，這些學生很多成了國家的棟梁之材。
“由於文化大革命，我在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隻學了兩年的英語。那場‘史無前例’一開始，全國的大中小學校都關了門。成千上萬的學生不用買票，坐上裝得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擁擠的火車，到全國各地去搞‘革命大串聯’。
“1968年，我們這些沒有念幾句洋文的學生畢業了，來到一個解放軍農場勞動鍛煉。農場在唐山渤海灣邊，條件十分艱苦。我最同情的是來自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女同學。
冬天裏，井台上結著厚厚的冰，那些‘小姐’們也得去挑水。她們的‘豆腐’肩哪裏擔得起100來斤的水，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摔得鼻青臉腫。夏天裏，在稻田裏插秧的時候，吸血的螞蝗把她們嚇得直哭……生活雖然很苦，但有人說，苦難是人生最好的老師。對年輕人來說，吃點苦更是一件好事。
“兩年後，我有幸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國科學院。由於我自幼喜歡書畫，在一個老同學的推薦下，我來到文化部工作。1988年，我被文化部派到尼日利亞從事文化交流工作。1994年，我來到了你們這個美麗的國家。
“我們兩口子有一個女兒，家庭很幸福。因為我的女兒即將大學畢業，她已經被一家美國的公司錄用。所以，她們娘倆正盼望著我早點回去慶祝一番。說心裏話，我很希望在新西蘭幹下去，我舍不得離開你們，我會想念你們的，我希望在北京見到新西蘭的朋友們……”
我一看表，這一侃竟侃了一個多小時。我立即打住話頭，會員們好像都沒有聽夠。分會主席最後說：“這是我多年以來聽到的中國使館官員的最好的講演。”
“最好的講演”，我似乎受之有愧。但是，我又感到有些心安理得，因為我是按照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作的這次講演。
由於文化部遲遲不能派人來接我的班，我待到過了國慶大使才“放人”。10月9日，我還作了一個節目：中國一新西蘭聯合發行一套玫瑰花郵票。我的機票訂在10月11日。
所以我隻有一天的時間打點行李。這又有什麼辦法！誰讓你幹這個行當的。
說心裏話，我雖然天天嚷嚷要回家，但一旦拿到機票，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新西蘭，這個我生活和工作了3年多的美麗的國家，而且我又交了這麼多的朋友，我能不感到留戀嗎！
我含著熱淚和使館的同事們告別。車子到了機場，大廳裏已經有很多朋友來為我送行：老黃和老張來得最早，華聯會的朋友也來了。最叫我感動的是，新西蘭一中國友好協會的主席、副主席和全體執委們都來了！在和他們握手言別時，我幾乎說不出話來，因為我的喉嚨裏好像有一團棉花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