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於書院的興起，有一些學者認為，20世紀整整一個世紀，中國的傳統文化經曆了各種革命及運動的“全麵否定”，今天，人們又開始認識到它的價值，書院正是象征性的對當今的現代教育製度進行反撥。有人甚至認為：“書院的重新出現是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興起的一個基本事實。”
與這些解釋稍有分歧的是，袁偉時認為：“現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經濟發展了，人們的文化信心開始增強了，中國怎樣發展，很多人開始麵向中國曆史和文化傳統，去那裏尋求資源。”而與這種觀點相同的是，齊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誌民也認為，現代書院的創辦，顯示了中國作家、學者自覺的文化使命感和以積極的文化創造姿態：而其對於我國的文化體製，也是一種創新和探索。
書院的曆史
書院是中國傳統教育的重要形式，春秋時期孔子辦私學，可以說是書院之雛形，而漢唐時候的精舍，可以說是書院的前身，五代北宋時候，書院正式確立。書院的最大特色在於，它是由民間辦學者傳辦，沒有政府認可與資助。
書院與藏書閣，是千百年前的高等學府與圖書館，成為名流學者講經論道之所，文人學士向往之地。在中國古代的文化傳播中，沒有一種形式能如書院呈現得這般自由。書院承載的精神氣質和文化使命大約與現代的大學類似。
宋代是書院發展的高峰期，有著名的四大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湖南善化的嶽麓書院、河南省登封嵩陽書院和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
但到了清代，書院逐步官學化，書院特質基本消亡。清政府曾下令：“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從清開國後的90餘年，書院一直處在被禁或停滯的狀態。
而1905年廢除科舉與變書院為學堂，是全麵引進西方教育體製的重要標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傳統書院曾一度表現出複興之勢，例如四川馬一浮主辦的複性書院、梁漱溟主辦的勉仁書院、雲南張君勱主辦的民族文化書院，都曾經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與專業化的學校教育的主導地位相比，此種影響基本上不具有全局性的意義。
書院對中國文化影響巨大，隨著近代教育體製的逐步建立，書院被取代，中國知識分子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演變——由傳統儒者向具有近代人文思想和專業知識的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轉化。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作家協會主席陳忠實而今也與西安思源學院聯手在白鹿原上辦起了白鹿書院。在其獲得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白鹿原》裏寫到一個白鹿書院。據陳忠實介紹，《白鹿原》中其他人物都是虛構的，唯有白鹿書院的山長朱先生是有原型的，其原型是藍田縣清末舉人牛兆濂，白鹿書院原型是牛兆濂當時主持的藍田縣的芸閣學舍。
2002年，幾位學者與陳忠實討論文學問題和陝西文化如何發展時，有學者建議，何不在白鹿原上建一個白鹿書院，把小說中的物事搬到現實中來，讓中國文化精神薪火傳承。
書院是教育和學術研究機構，同時它又是一種文化和精神的象征。陳忠實說，新成立的白鹿書院是一個平台，是一個廣泛團結、聯係國內外的作家、評論家和學者，開展文學和文化交流活動的機構。書院將設壇講學，讓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