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可攜榮欣綬赴上海幫助波蘭密爾經學院的四百多名師生從“美猶聯合分配委員會上海辦事處”獲得從日本神戶過境轉往上海的盤纏與生活資助款項之後，還初步完成了對上海猶太人狀況的調查。這項調查，除了猶太記者雅各布·讓等人提供的一些情況，騮公還增派“國聯中國同誌會”的人員再次來到上海配合任可進一步了解。任可搞清楚了，以納粹針對猶太人進行“打砸搶”的“水晶之夜”與入侵波蘭正式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標誌，中東歐前後湧入上海的猶太難民已經達到兩萬多人，加上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來到上海的以沙遜家族、嘉道理家族和哈同等人為代表的中東塞法迪猶太人，以及阿肯納茲俄國猶太人，總數已經達到三萬餘人。即便同樣是生活在租界中，猶太人的生活也是冰火兩重天。早年間來闖十裏洋場的沙遜、哈同以及部分俄羅斯猶太人，已經成為了富翁，但是，自希特勒與納粹掀起的排猶反猶狂潮後逃難來到上海的猶太人，則一貧如洗。其中又分為兩種情況，從中歐德國、奧地利來的，因為較早地得到了中國人，包括中國鄰居的無私幫助，得到了各種國際救援組織的援救，雖然艱辛，但生活基本穩定下來，而從波蘭等東歐國家逃來的，一般的講年輕一些，但生活更加困苦。但不管是從中歐還是東歐來的，即便以前曾經是實業家、教授、音樂家，甚或繼承了巨大的家族遺產，但是，經過納粹“搜身”並“納稅”，再經過旅途上的層層盤剝，全都一貧如洗！
任可給自己規定的另一個任務沒有完成，那就是為什麼“雲南計劃”在秘密狀態下經過從上到下的認真研究、商討甚至爭論，卻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還隻是個計劃，沒有具體實施？光是保密成本，就有多高！
從上海回到重慶不久，任可就被外交部任命為“外交部情報司司長”。他在就職演說中對情報司的下屬講：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兩個方麵，其一是宣傳，特別是向各國宣傳中國的抗戰；二是搜集情報，外交情報，最主要的就是戰爭動向動態，包括軍事戰線、外交戰線以及秘密戰線。但我們不是“特務”，代表政府的國際形象，不搞那些被認為是“非法”的綁架、暗殺等活動，那不是我們這種機構的差事，通過合法手段還必須搞到適合我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需要的“情報”，就需要同仁們具有更高的素質與能力水平。途徑隻有加強學習和加強聯係兩個。每個人至少掌握兩種外國語言，這樣才能方便閱讀各國的各種報刊和材料，從中搜集有用的信息和情報；與駐外使領館建立更加緊密的聯係，我們成為他們的情報中樞，他們就都是我們的情報信息源。
任可很快就踢出了頭三腳，情報司專門麵向民國政府駐外使領館辦的一份雜誌，受到各使領館的歡迎甚至爭搶。同時，各使領館也積極向任可提供他們所了解的國際情報。外交部情報司一時間工作搞得有聲有色，任可因此得以參加政府各個情報部門的例會與蔣介石委員長侍從室定期的情報會議。
與此同時，孔令侃和他的行政院第六組，也偵知了日本軍部打算利用日軍在西南滇、川、貴、桂諸省已建有的地下間諜網，破壞其父孔祥熙積極支持的“雲南計劃”，若幹間諜成功地打入西南國民黨軍政界，與一些地方實力派人物乃至一些少數民族的個別土司、酋長也建立了關係，正在秘密地活動。於是，孔令侃將情報通過孔祥熙報告給了蔣介石，說是日本特務已滲透進中國抗戰的大後方西南地區，如不及時破獲其間諜網，必將嚴重危及大後方的穩定與安全，對日本來說，卻便於其在占領了東北、華北和中南地區的半壁江山後，進一步進占西南，危及中國全部領土；同時提出其間諜網目前的惡毒而陰險的任務首先就是令“雲南計劃”淪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