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你就說吧。”柴楨在將文件還給園田的時候似乎漫不經心。
“東條英機參謀長派我來，是為了聽取你的意見，同時，向你了解一下上海猶太人的情況，包括在我們大日本皇軍目前直接控製的地區的猶太人與租界地內的猶太人。特別是要了解猶太人是否已經知曉我們的計劃，對我們將要采取的行動和計劃可能持有的態度，有沒有可能通過已經到達上海的中歐猶太人與美國猶太人的關係，取得美國猶太人的資金支持等，還望前輩不吝賜教。”園田說完這番話，看看側耳細聽的柴楨茶杯中的茶水已經差不多喝幹了，也沒有呼喚侍者，自己起身為柴楨斟茶。
“不過，我看我們還是先彼此溝通一下對我們的計劃與分析報告各自的了解與理解，這樣便於我們圍繞這份計劃與這個報告來談情況。”
“我知道，我國政府專門設立了“猶太問題研究廳”，外務省責成各駐歐洲使館大量收集有關猶太人的情報，情報機關增派諜報人員分別到歐洲和“滿洲”活動，最後由犬塚惟重大佐、安江仙弘大佐等人提出了有關猶太移民的詳細計劃。”柴楨開口破題。
“我們為了改善與猶太人的關係，取得他們的信任，先後在哈爾濱召開了三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齊齊哈爾、奉天、天津、上海、神戶等地的猶太社區派代表參加了會議。1937年12月，被委任為日本猶太問題聯絡官的安江仙弘大佐和樋口喜一郎參加了馬迭爾旅館召開的第一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樋口在會上大聲疾呼：“日本人沒有種族偏見，日本人民珍視同猶太人民的友誼，日本正準備和猶太人民合作並保持密切的關係。”據說，他的講話縮短了我們日本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距離，尤其受到哈爾濱猶太人的代表——猶太醫生考夫曼與猶太實業家列夫·齊克曼的歡迎。同時，猶太人也沒有讓我們失望，他們通過了一項公開決議：我們宣布，我們在國家法律之下享受種族平等和公平，並將與日本和“滿洲國”合作以建立亞洲新秩序，我們向我們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幫助。”園田補充了他在東北了解的哈爾濱猶太人社區會議的情況。
“我知道，首相近衛文麿、外相有田八郎和軍部首腦杉山元海軍大將等人也都在打著猶太難民的主意，他們都想利用猶太人的財力和技術為我們的聖戰服務。杉山元提出：最好能通過上海的日本海軍艦船，將租界內外的猶太難民都接運到東北，安置在鐵嶺一帶的“治安模範區”，或安置在從大連到沈陽的南滿鐵路兩側的三個縣裏，給予“親善友好”的對待，讓他們安居樂業。組織猶太工匠、工程師為皇軍修理軍車、槍炮等，並利用猶太難民的財力與技術協助日本移民“開拓團”或“墾植團”開墾從當地中國農民手中拿到的土地，擴植高產農作物。而且，猶太人安置區也可成為中國農民與他們仇視的日本移民之間的緩衝區。有田外相則從國際政治鬥爭的角度考慮，認為這樣可有助於大大改善日軍在國際上的“凶惡霸道”的形象，對於不重視猶太難民問題的英國和有反猶太人傾向的蘇聯領袖也是一種反擊。至於德國方麵，有田認為隻要做好協調工作，講明日本隻是在利用猶太人，當會取得理解的……總之，這既是打經濟牌，也是在打政治牌。”
園田覺得隨著與眼前的這位前輩越來越深入地交談，彼此之間的想法更加接近了，自己將能夠從這位情報界的元老級的人物和資深專家身上了解更多的貨真價實的材料，而不是僅僅靠文件和白紙黑字的材料所形成的多少已經抽象化了或者加以粉飾遮掩的情報。他接著興奮地說道：“正是在上下一致的努力下，一貫支持這一計劃的從關東軍升任了陸軍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大將，提議召開了關於猶太人問題的“五相會議”，那是在世界輿論稱之為“水晶之夜”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時，日本內閣召開由首相、外相、海相、陸相、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認為在歐洲排猶運動甚囂塵上之際，如果能把歐洲猶太人吸引到“滿洲國”來，那麼不僅能夠開發“滿洲國”，而且還可以讓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猶太人有興趣來“滿洲國”投資，也會在幕後操縱美國政府的猶太人停止對日本聖戰的攻擊。屆時在利用猶太人財產和勞動力的同時，還可與其共同建設“亞洲新秩序”，迫使英美等國接受既成事實，承認“滿洲國”的合法性。最後，“五相會議”就“河豚計劃”達成一致意見，提出在中國的上海或“滿洲國”建立一個猶太人居留地的建議。因此，我認為，五相會議是推動河豚計劃的一個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