園田正勇大佐興衝衝地從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趕往上海。他是帶著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給他的秘密任務專程到上海來秘密會見日本特務機關長柴楨吉利的。園田正勇大佐是關東軍情報部副部長，一直追隨並忠實於他所崇拜的東條英機。在他的身上，攜帶著日本軍部和外務省等關於猶太人問題的文件，其中，就有初步形成的“大日本國關於利用和安置猶太人的意見”，也就是“河豚計劃”，但是，在日本的所有正式場合、正式會議以及正式文件中，所謂“河豚計劃”這一叫法，從未出現過，但是所有參與此事的人，全都知道，全都心照不宣。日本雖然已經上升為新式的軍事強國，但是，一旦涉及“核心機密”，仍然充滿了西方人認為的“東方神秘”。除了這份意見，他身上還帶著《關於引入猶太資金的研究和分析》長達90頁的報告，那可以看做是“河豚計劃”的實施細則。
一路上，園田正勇大佐處於一種參與創造曆史、創建“大東亞共榮圈”的興奮中。他深知，“河豚計劃”以及它的實施細則來之不易。但是，關東軍高級軍官或者出身於關東軍軍官的東條英機、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這幾位當時或者在以後都赫赫有名的日本軍政大人物，都強烈支持這一計劃。他們主張改善與猶太人的關係，利用猶太人的資本和技術勞力開發滿洲，將滿洲建設成徹底戰勝中國並遏製蘇聯的堅強的軍事經濟基地，將滿洲的工業化變成日本戰爭機器中的關鍵一環。
但是，他也知道，正如自己身上帶著的這些文件所表明的，在東京的日本政府、外務省和軍部，雖然經過無數次的爭論、曠日持久的秘密研究，包括其間釋放出“試探氣球”，對國內與國際輿論進行試探，至今雖然在利用猶太人這一大的原則上基本統一了意見，但是，到底是在上海還是在“滿洲”、在哈爾濱建立猶太人定居點，或者叫做猶太人社區、移民安置屯墾區、猶太難民安置營，仍然沒有形成定論，意見不一。以關東軍為首的日本陸軍要求安置於“滿洲”，而日本海軍則認為應該安置在上海。另一個問題是，到底安置多少人，是三萬，還是十萬或者更多？也沒有確定。
而這些，正是園田正勇大佐南下去找柴楨吉利密談的原因之一。因為此時對“河豚計劃”還頗感興趣的東條英機指示自己，向特務機關長柴楨吉利少將了解上海租界內外猶太難民的情況，以掌握第一手資料，為此後製定更具體明確的安置計劃提供依據。
之所以東條英機秘密派遣自己來見柴楨吉利而不是日本駐滬總領事或者正在上海的所謂日本猶太問題專家，固然是因為在戰時就連日本政府都要聽日本軍部的，也因為柴楨吉利本身就是“自己人”。柴楨的資格很老，早年在東北參加過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後，他擔任過關東軍旅團長。1936年改任關東軍炮兵司令官。因與前任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大將關係緊張，一度回日本在軍部任高職。他出生於中國，被稱為“中國通”，因此1938年初調任駐上海日軍總部特務機關長。
雖然園田正勇大佐比柴楨吉利年齡、資曆都低許多，但是同為關東軍出身，以及有了柴楨與東條英機、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的關係，園田自信一定不虛此行，必對盡快開始真正實施“河豚計劃”，而不是一直陷於紙上談兵大有裨益。作為追隨關東軍和自己那些上司多年的一名軍人，特別是作為一名情報部門的負責人，園田對關東軍的部分將領們主動爭取由自己來推動該計劃的落實，有著更深的理解。除了人所盡知的利用猶太人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吸引英美猶太人投資“滿洲”，爭取英美政府承認“滿洲國”，為戰爭服務，建立鞏固的“滿洲”後方基地，並在糾紛不斷的分五批進入東北的近百萬人的“日本移民墾殖團”與中國原住民之間建立“緩衝區”這幾個目的之外，還有一個不為人道的目的，就是要改善與英美的關係，改變國際形象，這並不是指政府之間的看法，而是要改變國際輿論所認為的日本軍隊，特別是占領中國東北的始作俑者關東軍的“凶惡殘暴”的形象，同時反襯英國對猶太人的冷漠和蘇聯人的排猶所造成的負麵效果，從而在政治上“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