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遂舟的商業帝國裏，最能標誌他企業風格的就是它的豪華和雅致。在鄭州，亞細亞商場的豪華和幽美的購物環境是出了名的，在那裏可以看到春水環繞，可以看到綠草茵茵，可以看到噴泉似瀑奇花如雲，也能聽到琴聲瓊瓊絲竹盈耳，人隨旋梯走，心在畫中遊。現在，王遂舟又把亞細亞的美麗播灑四方八麵，就像一個特別講究衣著的人，或是一個常在舞台上生活的人，總是留心自己的戲裝行頭，不管到了哪裏，隻要先披上那身行頭，就會博得滿堂喝彩聲。
但是，一個商家若是染上演員心理，其害大矣。你豪華，我比你還豪華，殊不知，豪華後麵是銀子堆起來的。就王遂舟的幾十家企業，幾乎全是靠國家貸款建起來的。中國金融界最負盛名的兒家銀行都曾把關愛的目光灑向亞細亞集團，仿佛王遂舟就是它們的老板，而它們不過是他的錢袋子，它們所做的工作就是等著王遂舟把所需銀兩的條子開過來，它們遵囑將口袋裏的銀子悉數奉上。
在中國，誰的牌子最燦爛，誰就能貸大錢。
誰貸來的錢越多，誰就越牛。
貸主成了老板，銀行成了馬仔。
這時候的王遂舟已經不是在搞商業，而是在搞運動。這樣，王遂舟四處點火處處冒煙的．錢略，就有了商業流寇之嫌。有人說，哪裏有亞細亞，哪裏就狼煙滾滾烽火連天，三把火一燒完，要站住腳就站住了，站不住就走人，就像當年的張獻忠和李自成。
這樣，王遂舟的亞細亞集團就漸漸露出了敗象。
中國的企業家目光大都比較短視，重視戰略設計的企業以及具備戰略素質的企業家並不多。素質不高是我國企業家的通病。這樣一來，由於別的原因使企業順風順水得到了高速發展，這種速度使他們飄飄欲仙，騰雲駕霧，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北京話叫“找不到北”。他們往往對自己的能力估計過高，頭腦發熱，迷失方向，往往會做出違反客觀規律的判斷，最終必受重創。據說，國外有關專家把“發展速度過快”當做戰略危機去防範，而我們則把“大幹快上”一類的做法去標榜，去宣傳，真是匪夷所思。
史玉柱，一個身材單薄瘦弱的年輕人，當年他的口袋裏揣了4000元錢獨闖深圳，用他研製的M6401桌麵排版印刷係統，4個月就賺了100多萬元，第二年就賺了上千萬元，三年後就成了億萬富翁。
史玉柱——中國的比爾·蓋茨。
於是，成了億萬富翁的史玉柱欲建一幢和自己身份相配的大樓，這就是珠海和深圳人人皆知的巨人大廈。
巨人大廈原定蓋18層。
但是，1993年是中國電腦業的災難。這一年，隨著西方16國組成的巴黎籌委會的解體，西方國家向中國出口計算機的禁令失敗，國際名牌電腦浮出水麵躍上中國大陸。電腦業是史玉柱的支柱企業，然而在與外國電腦的搏殺中，史玉柱卻失去了信心。這時，他靈機一動，想起了房地產生意。
中國是個愛一哄而起的國度，即使是辦企業下海掙錢也是如此。1989年，全國各類公司總數就達到47. 74萬家。當時，有人計算，平均每天誕生329家公司，每小時誕生13.7家，每4.3分鍾就誕生一家。1993年前後，經商大軍早就超過5000萬之眾，僅農村個體工商戶就達3000萬之多。這樣一個魚龍混雜的趕海大軍，曾把尚未發育完善的市場體係衝擊得體無完膚。比如說，有一段時期，農村市場急需地膜，不少的商家都轉向地膜經營；一段時期，鋼材奇缺，許多公司扔下手中的活忙不迭地倒起了鋼材；1993年，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了房地產熱，大夥又風風火火地買地建房，蓋得廣廈千萬間，單等賣個大價錢。
在這種情勢下，史玉柱禁不住坪然心動。於是他把18層的大樓改成了54層，64層，最後定為70層。
僅僅是一念之差，他命定的劫數就來了。
70層的巨人大廈全部投資需要12億元，然而，史玉柱盡管富甲一方，口袋裏也不過3億元人民幣。
於是史玉柱隻得兵分兩路，一路築巢，一路掙錢，就像打仗，掙錢的方麵軍就是為大樓提供糧草，提供能源。
在後方供給線，史玉柱發動了“三大戰役”，這就是電腦促銷、保健品促銷和藥品促銷。沒有打過仗的史玉柱偏偏喜歡軍事行動和軍事術語，他覺得隻有軍事語言才具有權威性和透徹性，它們像玻璃器皿般透明晶亮、清脆有聲。他把自己的總部命名為三大戰役總指揮部，下設華北、華南、華中、華東、西南、西北等8個方麵軍，又把下麵的30多個獨立分公司改為軍師建製，並命令原來的經理改稱“方麵軍司令員”或“軍長”、“少幣長”，按說還應該有旅一長、團一長、營長、連長什麼的稱謂，但可能嫌這些官階太小也太瑣碎就免去了。
1995年5月18日，巨人集團統帥史玉柱發起總攻命令。下屬各團隊猶如看到天上升起了紅色信號彈，幾乎在同一時刻拉響了集束手榴彈，全國各大報章同時以整版篇幅刊登巨人集團的廣告，各地電視台頻頻出現“巨人”二字，不僅令巨富大賈們相形見細，也使億萬消費者受到深深的誘惑，一向把錢握得緊緊的手開始張開了。
與此同時，巨人集團“特別奉獻”相繼出場，電腦、保健品、藥品同時推出30多個產品，僅保健品就一下子推出12種品牌，令顧客目不暇接。被巨人廣告緊緊攫住的50多家商場、聯營的17個正規工廠、100多個配套廠開始24小時運轉，各地公司組織兒百名財務人員夜以繼日為客戶辦理提貨手續。巨人集團龐大的產品機器開始傾卸，迎接它的是數百輛的卡車組成的儲運大軍周而複始一刻不停地運向四麵八方。營銷隊伍見風長，以每周100名的速度遞增，不到半年，原來28家子公司一下子發展為288個，人員從200人發展為2000人。雖然距史玉柱計劃發展萬人營銷隊伍還差甚遠，但基本上能應付巨人產品的吞吐現狀。
史玉柱發動大規模的閃電戰術，給沉悶的1995年的中國市場帶來喧嘩，如此強勁的促銷推進，也給巨人帶來了經濟奇跡，僅開戰半個月，集團就接到各地的捷報奏章，訂貨量一下子就突破了億元！
但是，好日子沒過多久，陽光燦爛的日子就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烏雲翻滾陰霆籠罩。
巨人集團的艦船最初的漏洞是這樣出現的：由於宣傳攻勢在某個時段的強力作用，求購者一時人潮如海。然而產品偏偏難以為繼，訂貨量雖高卻難以兌現。這樣用巨額投人的廣告宣傳等於賠本賺吃喝。等銷售黃金期過去，鑒於產品供不應求的局麵，下屬公司領導根本不了解市場需求的底蘊，頭腦一熱竟一下子生產價值達上億元的新產品，結果造成大量積壓。由於債權債務不清，管理混亂，逐漸債台高築，債務累計達一億元之多。“三大戰役”打響，戰線長之又長，然而幹部隊伍卻不能迅速培養，某些層麵就出現失控局麵。加上企業沒有及時進行股份製改革，公司內部高層領導出現嘩變。貪汙挪用巨額資金及出賣技術情報之類的醜聞屢屢出現。
毫無疑問，史玉柱的艦船已多處進水，再不補救，就會遭受滅頂之災。
但是，終於沒有挽回頹勢。
1995年秋，巨人集團的艦船開始下沉。
筆者曾接觸過其高層領導中的某些成員，他們曾經跟隨著史玉柱走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爬過雪山走過草地”，但是他們現在說什麼也不想跟著走了。盡管史玉柱這樣對他們說：我們現在正處於長征後期，再向前走一步就是吳起鎮了，這一步是最難走的，它肯定會淘汰一批沙子，吹盡狂沙始得金，同誌們，千萬不要當沙子，能走完長征的人將是巨人的核心和骨幹……
但是，這些人寧願當沙子，也不願再追隨史玉柱了。“老紅軍”是個令人敬仰和羨慕的字眼，誰都知道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和種種好處，但盡管如此，一些人寧可開小差，也不願當史玉柱的“老紅軍”。
史玉柱的巨人大廈終於沒有封頂。
他的兩條戰線全部失利。
他從終點又回到了起點，他的口袋裏啥也沒有了。
史玉柱的巨人集團流星一般隕落了。他打出“全能企業”這張牌，並沒有挽救企業的命運。
在我國，“全能企業”越來越多，這並不是好現象。這些企業，今年去做房地產，明年就有可能做汽車製造工業，後年就可能投資搞電視連續劇。它無所不能，無所不做，美其名曰“敢冒風險”。為了撈錢，企業經常像川戲中的變臉那樣，“城頭變換大王旗”，三天一小變，五天一大變，根本談不上自己的主業。而縱觀世界著名的企業，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沒有一家是“萬金油”的。我們常說，一招鮮，吃遍天，這樣淺顯的道理都不懂，我們的企業家怎麼不打敗仗？
史玉柱和王遂舟，一個是“中國改革十大風雲人物”，一個是“中國十大傑出青年”，都是國家級的著名改革家、企業家，為什麼會雙雙敗走麥城？兩人麵目各異，經曆不同，為什麼犯的錯誤卻極其相似？這不能不引人深思。
步鑫生和馬勝利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早的改革家和企業家之一，素有盛名，有“南步北馬”之說。國人對他們的期望值甚高。因為有一組數字常常灼烤著中國人的視線：迄今為止，世界上排名100強的企業，沒有中國企業。中國500強企業年收人總和，還頂不上美國500家大企業前三家之和。因此，西方經濟學家以不屑的口氣說：就我們的標準而言，中國還沒有出現真正的企業家……
這話讓人堵心。
以改革家和企業家而聞名全國的步鑫生和馬勝利，本來應該給西方預言家們一記響亮的耳光，原本應該帶頭向世界的經濟峰巒發起衝擊，本來應該借亞洲經濟衝擊波躍上世界企業的山峰而一覽眾山小，本來應該借改革開放大好時機利用天時地利人和催動經濟坐騎滾動經濟雪球飛速壯大蔚然成勢，形成經濟山峰，不但影響中國經濟同時也影響世界的經濟氣候，但他們終於沒能成功，沒能做大，一失手而成千古恨，喪失了一次天賜良機，最終授人以笑柄，歪斜的車轍使後人側目而視。
步鑫生原是浙江海鹽一個小鎮裁縫。突然有一天，這個小裁縫成了全國矚目的改革風雲人物。那時節，三天一小報，五天一大報，十天一個社一淪，哪件事體也少不了步鑫生。縣裏一個宣傳幹部說：在中國，宣傳改革家的報道文章，步鑫生是第一大戶。
後來，步鑫生卻被拋棄了。
1988年1月巧日，新華社又一次通告全國：《獨斷專行資不抵債 海鹽襯衫廠廠長步鑫生被免職》。
步鑫生改革的滑鐵盧是源於西裝熱。那幾年全國流行西裝，發展到最後就成了西裝潮。步鑫生原以做襯衫而聞名，他一手創下來的“唐人”、“三毛”等品牌，已經在社會上叫好，倘若再繼續努力，順水順勢，步鑫生的海鹽襯衫廠的艦船很可能借著錢塘江湧動的春潮駛向大海，說不定成為世界性的著名品牌。
可是有人進言要搞西裝生產。說別人不搞可以，你步鑫生是改革帶頭人不搞可不行。三說兩說把步鑫生說得心動，他決心大幹一番。
步鑫生發狠說：要幹就大幹，搞一個年產8萬套的西服流水線！
他所在的服裝廠是個縣級小廠，要搞8萬套西服，而且進日本的流水線，口氣已經不小了。
哪知省地一些領導也來火上加油，他們說，好，不愧是改革家，堅決支持！
他們還嫌步鑫生的魄力不大。兒番動員，將老步說得興起，他臨時決定，將8萬套改為年產30萬套，外彙額由18萬美元增加至80萬美元，引進日本流水線，再搞三五年，將海鹽襯衫廠西服廠擴一大2倍，發展成江南第一服裝大廠！
步鑫生是小鎮名人，是改革家，但他更是一個小鎮裁縫，一個農民，是一個在農業環境中生活的人。在他的內心深處，仍然供奉著他敬畏的神靈，這就是政府官員。過去的農民怕官府，怕朝廷，現在的農民仍如此。自古以來，農民像棵草，官府如大樹，皇帝如日月，小民如草木。千百年來對統治者的極度恐懼壓縮進民眾們的記憶溝壑裏，一提起他們便戰戰兢兢。恐怕的極致就是順從，就是俯首帖耳，就是逆來順受，就是不假思索地把肉體和腦袋交給他們掌管。
已經是改革家的步鑫生依然擺脫不了農民自身的依賴性。他在以往的體製下不可能成為思想家，更不可能成為政治家。他的成功之門的鑰匙仍然在上級領導們那裏。所以，當他帶著膨脹的腦袋去見各級領導時，比他更不冷靜的領導層就像一枚功能巨大的電子管，把他原本不太強的信號擴大許多倍，這樣，一個小錯誤通過這次權力的旅行，便變得有點不可救藥了。
有人製約步鑫生。
卻沒人製約領導層。
這就是中國體製的嚴重缺陷。
山於上述原因，步鑫生作為服裝業的耀眼星辰，實際上還沒有真正升起，便已經開始隕落了。
盲目上馬，導致了嚴重惡果。步鑫生手裏的錘子被領導握著卻砸到了自己的腳上，數千萬的投人打了水漂兒，他的威信也一落千丈……
馬勝利的失利也因為“一把火”。
馬勝利人稱“馬承包”，“承包”這個詞似乎最早出自馬勝利。
就在新華社點名批評步鑫生之後第四天，馬勝利的“中國馬勝利造紙企業集團”正式掛牌。這一天，來自浙江、貴州等地36家同行立虧損企業的負責人高舉酒杯，把自己的期望送到馬勝利的麵前。
按照馬勝利的最初設想，要吸收100家跨省行業。市委和市政府領導聽說後，不少人尖銳指出這種簡單的組合方式風險性太大，弄不好就會把喜事變成“喪事”。
馬勝利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改革就是探索嘛！仍然我行我素。
就在集團成立的第一年裏，奇跡確實出現了。馬勝利承包的企業中有3/4的企業在效益上發生了改變，僅菏澤造紙廠一個月就扭虧為盈實現利潤18萬元，第二個月又實現利潤15萬元。人們真的開始相信馬勝利一包就靈的神話。
恰恰就在這時，悲劇也與奇跡相伴發生了。
1989年10月14日夜，一團火焰從造紙廠某車間躥了出來。
——火災！
當時，馬勝利正遠在廣東參加廣交會。
他收到石家莊發來的急電時，心急如焚，情急之下，不得不丟下許多客戶匆忙北上。
火災原因很快查明：是由一些實驗材料自燃引起。火災並不嚴重，損失約一萬元左右。
然而，這場小小火災卻燒紅了中國的半邊天。還沒等馬勝利回到石家莊，香港的許多報紙就已在頭條位置刊登了這一“火爆新聞”。更有甚者，甚至把標題做成：火燒馬勝利！頗有些駭人聽聞。新華社也以通稿的形式詳細播發了這個事件，國內50多家報刊競相轉載。
火燒的直接惡果是把企業集團當年的出口合同燒毀了。
緊接著就是產品大量積壓，集團再次陷人困境。
隨之而來的就是承包廠與客戶之間糾纏不清的經濟糾紛。
賬麵赤字302萬元。
這個數字把馬勝利送上了被告席。
馬勝利失利的原委大概不是一句話就能概括的。就他的“馬承包”風格和魄力來說，他在1990年實際上已經走在了國內企業界的前頭。他是最早實施企業“聯合重組”的。雖然這種聯合和重組是一種簡單的組合，是以承包為主要聯合手段，但他畢竟代表了馬勝利作為改革家的進取意向。倘若馬勝利再往前走一步，或許就不會失敗。
然而，這個有著100多家造紙企業的天下第一造紙集團，竟然被“一把火”和幾張報紙摧毀了。“馬家軍”太不堪一擊了，它的贏弱和脆弱令人吃驚。
回望馬氏集團，它本身存在著嚴重的結構和布局問題。首先，馬勝利到處收集“散兵遊勇”，一些企業，特別是縣以下的弱勢企業，早已喪失了競爭能力，應該立即實施破產，但馬勝利卻毫無考慮，拍著胸脯概而“包”之。企業不成了企業，倒很像是拉杆子，馬勝利成了梁山聚義廳裏的宋江。而前來投奔的大都是競爭中露出敗象的落魄者。他們許多人投奔馬勝利帶有明顯的功利性，有的甚至就是想來撈一把，攀上馬勝利這個富親戚，就是為了沾光。
馬勝利成了馬大哈。他似乎完全不考慮自己的真實處境，竟成了包打天下的“二杆子”式的人物。
實際上，馬勝利所在的造紙廠，本身就帶有國有企業通常的瘤疾。他雖然承包成功，隻是表皮上的小勝，而要使自己的企業徹底擺脫虧損，直上雲霄，還要走相當長的路。
改革以來，國有企業如何走出困境，一直是人們最最關心的大問題。截止到1995年底，全部國有獨立核算工業的企業個數雖達87905家，但企業平均擁有的資產總額僅0.54億元，國家資本僅0.12億元，銷售收人僅0.30億元，這種狀況嚴重損害了現有國有企業的競爭能力，資金不足，負債麵大，冗員過多。諸多問題猶如深深的泥潭將國有企業的車輪身陷其中，難以自拔。這種局麵既影響國有企業的成長，難以形成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又影響企業的體製轉換。
因此，馬勝利應該抓住時機全力推進企業經營機製的轉變，將企業進行股份製改造，並使之多樣化，甚至可以去進行產權流動的嚐試，把國有股和法人股上市流通，走出一條新鮮而充滿魄力的改革之路。
搞好國企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的改組。但是，隻要涉及到資產流動和重組國有經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產權問題。這是一大禁區。社會主義以公有製為原則，產權絕不允許流動和變移。但呆滯和僵硬所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誰都清楚，資產隻有流動和利用才能創造價值，，不流動是創造不了價值的。
馬勝利應該進行這方麵的嚐試。他是改革帶頭人，就像一個戰士麵對雷區，是勇士就應該勇敢地闖進去。如果他真的闖過去了，或許會給以後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如何走出困境摸索出一條新路，他的貢獻就大了。
然而，馬勝利並沒有去做這樣的嚐試。
他隻是到處背包袱，別人背不起來的，他靠自己堅硬的膀子扛在肩上。但中國的劣勢企業實在太多了，他畢竟力量有限，終於累趴下了。
馬勝利徹底失利了。
把工恩學和牟其中放在一塊議論有一個原因，一個已經蓋棺定論為超級騙子，一個是被人“說”成是“大陸首騙”。
先說大名鼎鼎的牟其中。前些年，牟其中的名字已經成為中國流通領域新生界的象征，尤其是他與俄羅斯做的飛機生意，已經成為國際貿易界的經典戰例，這個空手套白狼的奇跡使一向被人說成傻子的中國人大長誌氣。牟其中因此被人稱為“一代儒商”、“大陸首富”。
但是，去年人夏以來，一本《大陸首騙牟其中》的盜版書，從裏到外，給了牟其中一個徹底的顛覆。
據牟其中說，他沒有看到這本書，但他卻對書中的許多觀點及內容給予了否定。他甚至還為此在北京專門開了一次新聞發布會。會後許多家媒體報道了牟其中的辯解，但是，看過這些報道，本來很推崇牟其中的人反而加重了對他的懷疑。
據《南方周末》報道，牟其中說要在2005年使自己的南德集團躋身世界十強，但是，他竟不知道誰是排名第一。牟其中的南德集團至今尚有3億元債務，如何能在今後7年時間裏趕上世界排名第十的日本豐田汽車公司？ 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年收人1087億美元，純利潤34億美元，資產1024億美元。而牟其中的南德集團總資產僅有20億元人民幣，再加上3億元的債務，他女何在現有的體製下一躍而上超過日本豐田公司呢？
究竟是誰出了毛病？
信牟其中的？還是信新聞的？
說牟其中是為引出王恩學，因為牟其中還沒有定論，不好妄加評論，而王恩學則是利用新聞出了名的人，也是千夫所指的人。
王恩學，山東沂水人。早年家貧，為了生計，他學過木匠、泥瓦匠，編過竹器木框。1987年開始闖蕩社會，曾四處開辦種雞場，10年內到過吉林長春、湖北漢口、新疆烏魯木齊等地，大半個中國都曾留下過他的足跡。在新疆，他花錢買下了“雪蓮烏雞素”的配方，接著投辦了數百萬元的製藥廠，但因管理不善，不會經營，又加上外部因素諸多問題，藥廠剛出產品就宣布倒閉。
王恩學特別重視新聞報道，藥廠出了產品，他不忙於市場銷售，卻忙著四下去新聞單位宣傳個人。王恩學先後將100多萬元撒給省內外的諸多媒體，諸多媒體也以100多篇通訊、報告文學、新聞和特寫來回報他。這且不說，王恩學半道扔下半死不活的廠子（這是幾百萬元貸款呀！）負氣出走山東後，新疆諸多媒體曾刮起了追念王恩學的新聞熱潮，甚至新華社、《人民日報》也來加盟，在全新疆來了一場“王恩學現象大一討一淪”，說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叱吒風雲敢想敢幹的改革家，是富於開拓精神能振興新疆經濟的企業家，說新疆痛失良才痛失機遇和財神爺失之交臂等等。此時工恩學已經被接到山東菏澤地區，新疆刮的新聞風暴卻在山東發揮了作用，菏澤仁至市長、書記下到平民百姓將他奉若神明，把王恩學的到來當做振興當地經濟的曆史契機。工恩學本來赤手空拳，卻拿著這100多篇文章和並不高明的騙術盤下了兩個廠子，又上,靠貸款下靠集資籌來巨款辦起了新的雪蓮烏雞素藥廠。
藥廠在眾人的努力下（王恩學雖然是廠長，卻不懂生產技術，他手裏隻有雪蓮烏雞素的品牌，但是卻不知如何轉化為產品）終於投產了。產品出來了，可是王恩學的毛病又犯了，他再次置產品推銷於不顧，又四處遊走，去北京、濟南等地到新聞單位一擲千金去了。他被評為“中國十大改革風雲人物候選人”，他要繼續去燒把火，利用新聞界的聲音達到自己的目的。幾個月回來，他的數百萬元又換回了100多篇文章，還有一袋袋與黨政要人、文藝明星、各界名流的合影和題詞。
銷售的時機又一次錯過，產品大量積壓，資金短缺，原料告急，而數百個工人已經幾個月沒有開過工資，集資的四鄉百姓催要欠款久久不散，而這些工恩學根本不管不問。催得緊了，他大發雷霆，且對人大打出手。
他外出必帶小蜜。廠裏女工凡有姿色者悉數供他挑選，以秘書命名，實則陪他睡覺。王恩學大言不慚地對手下的幾個副廠長說：你們知道什麼是最好的管理術嗎？告訴你們吧，那就是我把咱們廠的女工都睡一遍，這樣，她們就會乖乖聽我的。女人隻要跟她睡覺了，她就會跟你一條心了，你就好管理了……這就是我的心願。
王恩學的心願最終沒能實現。他隻睡了二三十個女人。這個藥廠有女工二三百人，離他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但是不久他就再次逃離了這個藥廠，扔下2000多萬元的債務跑到濟南，又跑到棗莊，在棗莊又貸款4000多萬元建成了一個更大的生產雪蓮烏雞素的藥廠。這個藥廠更大，女工是菏澤藥廠的兩倍，但王恩學沒來得及實施他的下一步計劃就嗚呼哀哉了。據說他被吊死在該廠某處，真正死因至今不明。
王恩學帶女人四處遊走，住高級賓館，吃萬元大餐，可以說揮金如土；他常常輕言許諾一些來路不正的團體和個人，將廠裏的錢一擲數十萬甚至上百萬。
但是，在王恩學揮霍無度的背後，卻有著許多浸泡著血淚的故事……
任學斌是山東省曹縣大集鄉人。他原是縣裏廣播站的記者，國家幹部。幾年前，他的妻子突然患病，經診斷為腦腫瘤。為了挽救妻子的生命，任學斌先後借了幾萬元的債，但是，錢花完了，妻子還是離他而去。為了還債，任學斌聽說菏澤王恩學的藥廠需要烏雞，便找上門去。這時候王恩學正需要藥源和資金，就想出了個一石二鳥的辦法，他讓養雞場每戶交納一萬元押金，必須購買廠裏的飼料，然後廠裏才回收養成的烏雞。這樣，任學斌又借來幾萬塊錢交給了藥廠，購買了雞苗和飼料，辦起了家庭養雞場。然而，烏雞養成了，廠裏也收購了，卻總不見給錢。廠裏打了白條，許下美好的諾言，使任學斌的心緒再一次得到穩定，然後他又帶領全家進行新一輪的衝鋒。如是三番，財力耗盡了，再也沒有力量了，任學斌來到藥廠苦苦哀求他們把雞錢還給自己，然而得到的卻是藥廠倒閉的消息！
任學斌的天塌下來了！
屋漏偏遇連陰雨，船破偏遇頂頭風。任學斌欲哭無淚，一下子老了10歲。追債的人聞風而至，見討不來錢，把家裏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了，雞鴨豬活物弄走了，桌椅板凳也搬走了，就連樹也鋸斷拉走了。有一天，老父親說身體不舒服，放下鋤頭回家了，任學斌也沒在意，過了一會兒，有人匆匆跑來告訴他：趕快回去吧，你爹上吊了！任學斌當時就嚇傻了。幸好發現得早，父親才幸免於難。老父親覺得沒有活頭，才想走這個絕路。任學斌和老父親抱頭大哭，任學斌說，爹，咱們分家吧，分完家，債我還，別人就不會找你了，你照看孫子孫女，一定要他們上學。……
分完家，任學斌隻身去了大連，在碼頭上找了一份扛大包的差事，每天鹹菜就饅頭，一個月掙500塊錢。這一去就是三年。三年裏，他沒敢回一次家，因為他一到家，討債的人就會蜂擁而至，他一下子拿不出那麼多錢。每次，他把掙來的錢都寄到一個好朋友家裏，而後轉給他的父母，再由父母一點點代他償還給債主。三年多了，他的一雙兒女又長了三歲，他的父母更加衰老，但他卻不敢回去看上他們一眼……
任學斌哭著對筆者說：我恨死了王恩學，他讓我有家不能歸，有村不能回，想死死不成。我是個講信用的人，別人的錢我一定還，我死了讓我兒子還。按我現在的掙錢速度，我要還巧年才能還完債，可是，那時候我的兒子女兒就要到上大學的年齡了，緊接著就要找對象了，家裏沒有一分錢咋辦？王恩學，他把我這一輩子坑了不要緊，他還坑了我的下一代呀……
聽著任學斌們的哭訴，想起當初菏澤人像盼救星一樣迎來了王恩學，把菏澤的全部希望寄托到了他的身上，把他當成了財神爺，當成了搖錢樹，當成了救世主，以為跟定這個改革家就會順風順水，就會搭上經濟發展的快車，就一切萬事大吉，心裏不禁黯然。改革說到底就是改變人的命運，改變祖國和民族的命運，但是，一個常常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代管的人，一個常常迷失自己的人，一個根本就沒有主人翁意識的人，由這些人組成的群體，他們會搞好今天的改革嗎？
少數人的改革，很容易成為眾人的噩夢。隻有眾人起來，真正把改革當成自己的事，我們的改革才有希望！
改革仍在進行中。
有道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改革正在進行，然而一些風雲人物卻悄悄沒了聲息。他們有的僵旗息鼓，有的已英雄遲暮，有的折戟沉沙，有的甚至命喪黃泉……他們曾經成功過，但到頭來卻品嚐著永遠的失敗。就此意義上講，改革對中國是件好事，但對他們個人來說，無論如何不能算是幸事。
譬如禹作敏，一個農民哲人，一個農民企業家，好大一棵樹，如今卻旬然而倒，獨自在鐵窗下孤寂地打發餘生；譬如王恩學，沂蒙山一個野性漢子，精力充沛，蠻力過人，創造力和破壞力共於一身，但他卻已成孤魂野鬼難歸故裏；譬如年廣久，傻子不傻，傻子瓜子天下聞名，然而最終還是成了傻子；譬如中華鼠王邱滿囤，一身傳奇故事，一劑烈藥天下知，到頭來卻成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譬如亞細亞之王王遂舟，雄姿英發，商戰中著著領先，而現在卻若陷泥沼一籌莫展；譬如珠海巨人史玉柱，4000元起家，堪稱南國一柱，準想卻大廈將傾柱欲拆；譬如步鑫生，改革風雲人物，江浙智慧精靈，如今出師不捷心已老，常使英雄淚沽襟；譬如馬勝利，縱橫裨闔，氣吞萬裏如虎，轉眼間一把火燒壞了中國紙王；譬如號稱中國儒商的牟其中，風流調悅，談笑間倒飛機發射衛星，做常人不敢想之事，成常人不敢做之功，然卻被《大陸首騙牟其中》擊中，不但有騙子嫌疑，而且要擔首騙之名……
盡管路途不一，然而遭際相同。
究竟是何等原委使他們中箭落馬？是社會原因還是個人原因？是中國的改革家企業家格外命列二運賽，還是中國生產誤區？是中國體製存在缺陷，還是民眾素質不高？是改革給他們帶來了不幸，還是他們怠誤了改革？
這應該是一部新的天問。
中國應該有一個“改革收容所”。
因此還要有一個“改革研究所”。
還要有一個“改革後市判所”。
對於在改革中敗下陣的這些風雲人物，作為一個標本，應該值得有關部門好好研究。然而，對於那些揮金女土一擲千金將億元資金練著玩扔著玩最後打水漂兒地白白流失的主兒，應該有一個專門的機構對他們進行審判！
沒有審判機製，就沒有深刻的反省。
不會反省的民族是易患遺忘症的民族。
戰爭有戰後審判，改革也應該有後期的檢索和審判。
尤其是以借改革為名行私利為實，並重新製造惡的人，更應該接受審判。
任何人也不能裹讀改革。
任何人也不能利用改革。
因為中國離不開改革。哈羅德·羅森堡在《荒野之死》中說：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於他們時代的改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於荒野。
因此，斷送改革就是斷送中國！
在想象中與葉企孫先生的清華重逢
大會主席先生、清華的朋友們、先生們、女士們：
大家下午好！
100年前的一個春天，史載1911年3月30日，上午9時許，被稱之為康熙行宮的熙春園東半部“小五爺園”內正舉行“遊美肄業館”開學典禮。就在這次開學典禮上，遊美學務處總辦周自齊宣布，經清廷議準，“遊美肄業館”更名為“清華皇家學堂”，從此，一個以“清華”命名的傳奇便向我們走來。也正是在這次典禮上，一個叫葉鴻眷的13歲少年開始了他的清華尋夢。這個人，就是我要給大家介紹的主人公葉企孫先生。
葉企孫是上海人，1898年出生。少時用名葉鴻眷。葉家雖非鍾鳴鼎食，亦屬替纓望族。其祖父曾授國子監典簿銜，後封典海運；其父一景壇曾在光緒年間被書院厘定為超等第8名，在甲午科江南鄉試中取第巧名舉人。後來葉景壇又在清華學堂教授國文。因了家學淵源少小奮力，葉鴻眷是以少年才俊的身影考進清華學堂的。葉鴻眷1911年考取清華學堂，應該是遊美肄業館更名後的第一期學員，隻是兒月之後，辛亥革命爆發，清華學堂被迫解散，葉鴻眷不得已又回到家鄉上海縣。1913年，葉鴻眷以葉企孫之名再考清華，再被錄取，子是，葉企孫與清華的因緣自此開始。
葉企孫在清華總共學習了5年，從15歲開始，到20歲止。此時的清華學校奉行的是“全人格”教育，這很有些當今倡導的德、智、體全麵發展的辦學思路。斯時正值清末民初，以傾國之精英打造的清華，可以說是當時思想撞擊或釋放的第一塊試驗田。清華老校歌裏有一句歌詞曰：“東西文化，薈萃一堂”，它的思想脈絡和“全人格”一樣，是建構在清華奉行“三通——中西會通、古今融通、文理會通”基礎之上的。“會通”一詞最早見諸《周易·係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艾。”所謂“會通”，即“會合變通”之意。“三通”之中，“中西會通”有提綱摯領之能。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言裏談到中學和西學的關係時寫道：“盛則俱盛，衰則俱衰。”梁任公在王國維先生自沉後所送挽聯上有這樣一句話：“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所謂“通方知類”，就是王國維先生學術精進的全部秘密，其通神處就是既有會通之意，又有對話精神。在王國維深邃的目光裏，東方與西方不僅僅是對立和鬥爭關係，而更多的是相互認同，相互依存的關係。世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那種將其割裂和對立的認識，在清華園內的思想家的視野裏已經顯出蒼白和老舊的質地。
我們所熟知的劉半農先生和葉企孫大致是同一時代的人，雖然劉比葉年長六七歲，但劉在常州府中學堂和錢穆同窗學習時，也是辛亥革命期間，從這一史料推斷，他們受教育的大氛圍是相同的。劉半農死後，他的書法作品曾流於市。一天，他的學生張中行逛街，曾在一小書攤上發現老師的書法，上書“中和”二字，張中行覺得意義不大，因此與之失之交臂。實際上這應是張老先生的失算。張中行是1933年開始在北京大學聽劉半農先生的課，從年齡上推算，他要比劉、葉晚生一二十年，因此他對師輩們受教時的氛圍不甚了解，對師輩們何以對“中和”這樣記掛於心難免漠然。眾所周知，“會通”強調“中和”，它的背後有著深厚傳統文化作為強大支撐。《中庸》裏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天地位焉。”可以這樣說，“中和”在20世紀之初的中國，承載和寄托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期待與願望，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段，它既是一種認識論、方法論，也是一種哲學觀，同時也是那時中國有識之士追尋的理想目標。
我們今天都很熟悉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他的特殊貢獻在於對當下的對話時代提供了理論上的闡釋：他發現了以對話方式存在的文化主體，不僅強調人的主體性，同時又注意“主體間性”。這種既我又他的身份角色認定，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中和”這兩個字眼。在巴赫金之前，西方的黑格爾哲學體係強調對立麵之間的否定和鬥爭，並通過否定來促進或實現事物的轉化。然而，巴赫金則看到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缺陷，就像任何人都有缺陷那樣，人實際上是依據他人而存在的，一個人是這樣，一個國家也是這樣。這就是工國維所說的“盛則俱盛，衰則俱衰”。而“會通”講述的正是對立麵之間的“同”與“通”。“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會通就是需要兼顧到事物的各個方麵並且找出各個側麵之間的內部聯係。”（徐葆耕語）“中和”講的就是位置、“主體可性”，“其處世接物守中而不趨極”。這些早於巴赫金對話理論許多年的清華精神，它的超前性和現代性，在百年清華立校之初就明確提出，在今天仍熠熠生輝，不能不讓我們由衷驚讚。
葉企孫正是這種“全人格”教育的典範，是“中西會通、古今融通、文理會通”的“三通”式人物。他國學功底深厚，博覽群書，或可以與當時的國學大師比肩；數理方麵更是天降奇慧：16歲就完成了研究數理的論文《考證商功》，18歲完成了《中國算學史略》和研究天文學的論文《天學述略》等等。他會四門外語，可以說門門都達到精通程度。正是在清華園內打下的堅實之基礎，葉企孫在留美期間，在23歲這年，就發表了驚世之作——《用射線方法重新測定普朗克常數》，被國際科技界盛讚為“一個偉大的進步”。由於這一數值的精確，這個被葉企孫及合作者測定的普朗克常數，16年內無人再敢問津。日企孫的名字被銘刻在現代世界自然科學史上，成為中國第一個在大洋彼岸在現代自然科學領域為祖國獲得榮譽的人。
葉企孫生逢亂世，其求學期問遇到的狀況和問題要比今天的學子複雜得多。但是，葉企孫與他的好友吳必、陳寅洛選擇的都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路徑。一個讀書人，遭遇亂世是謂“窮”。“窮”是一種境況一種狀態，同時也是一種命運。身處逆境的讀書人該怎樣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先賢們已經說得很明白：獨善其身。這就是說，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正在求學的年輕人，首要任務得把學業搞好，要學有所成。對一個國家而言，隻有做好雙重準備的年輕人，刁算是一個國家的財富。正是這樣的思維定式，陳寅洛、吳必、葉企孫都在自己的青年時代選擇了學習，而放棄了對政治活動的參與。吳必曾在1919年7月24日的日記裏寫道：“……‘無所附麗’，又即‘君子群而不黨’之義。記雲‘君子不凝滯於物’。吾自抱宗旨，無論何人，皆可與周旋共事，然吾決不能為一黨派一潮流所溺附、所牽絆。彼一黨之人，其得失非吾之得失，其恩仇非吾之恩仇，故可望遊泳自如，脫然絕累。此就行事言之也。若論精神思想一方，吾自篤信無人定論，學道一貫之義，而後兼蓄並收，旁征博覽，執中權衡，合覆分核，而決不為一學派、一教宗、一科門、一時代所束縛、所迷惑；庶幾學能得其真理，擷其精華而為致用……”葉企孫在清華創辦科學會時，曾在章程的訓言部分，第一條寫了“不談宗教”，第二條就是“不談政治”。當時，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已經成功，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宣告成立，但是，陳寅烙、吳必、葉企孫都不支持俄國式的革命。他們都無一例外地通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但都對斯大林式的革命采取排斥的態度。他們在弱冠之年立下的誌願，此後一生篤行，即使穿行茫茫人世，命運多外，痛苦屈辱也決不更改。然而，作為中國近代文理兩科的代表人物，陳、吳的“獨善其身”的思路終端，實際上是為了“力、大事”，這就是用“精神來救中國”，而葉企孫的偉大目標是“科學救國”，而為了這個大事，他可以“君子不黨”，可以“不談政治”，即使終生選擇沉重與痛苦也在所不惜。隻是我們在百年滄桑幾代輪回後方醒悟出他們是何等睿智和卓越。由是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些開口政治河口政治的人未必真正懂得政治，而葉企孫們才是最懂得政治的人。
“科學救國”作為那個時代的一句流行語，本人不知它最早出自何人之口，也不知它何時開始流行。但是，在葉企孫這裏，這四個字卻是他的全部，是他的生命和靈魂。從少年時代起，葉企孫做的夢就是關於科學家之夢，從清華園到留美之旅，他選擇的也是科學家之路。科學家這個詞是哪個時代僅次於上帝的稱謂。1833年，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的一次有關科學的會議上，一個叫威廉·休厄爾的學者第一次使用了“科學家”這個稱胃。他說他是模仿人們稱謂“藝術家”的方式來命名像法拉第那樣一些在炙驗室裏觀察自然奧秘的人。威廉·休厄爾認為，該是重新命名這些以前妓稱為“自然哲學家”為“科學家”的時候了，因為19世紀和20世紀，寄是“科學家”們的寸代。
對於人類來說，知識往抽象處發展就是哲學，往優美處表現就是藝術，往理性處演繹就是科學。但是，不管人們怎麼認識，科學自誕生那天就是堅硬的，它像一種令人稱奇的晶體，在日光流年中積澱下來，以其特有的品性記錄著自己的曆史。正像喬治·薩頓所說：科學的曆史雖然隻是人類曆史的一小部分，但卻是本質部分，是唯一解釋人類社會進步的部分。葉企孫麵臨著心靈歸屬問題：是做科學家還是做教育家？從天賦來講，葉企孫更像是做大科學家的料：他不善交際，說話口吃，但這些不足都會在科學領域裏得到補償，他相信自己的靈性和能力，不久的將來，他會成為中國第一代科學家而名垂史冊。
但是，葉企孫毅然選擇了教育家的路徑。
雖然科學家會為國家創造出“國之利器”，而教育家則會為國家培養團隊式的科技人才。這正是葉企孫科學救國的總目標的重要環節，中國需要一個為數眾多的科學群體，而不能僅靠一個科學家去改天換地。正是源於這層考量，葉企孫才毅然決然放棄似乎已近在咫尺的科學家桂冠，而選擇了當時不可預知而之後證明是一條不歸路的沉重人生。
1924年3月，葉企孫學成回國，被當時國內極負盛名的東南大學聘為物理係副教授，這一年，他僅26歲。1925年8月，葉企孫被清華學校大學部聘為物理科副教授，於是，在闊別母校7年之後，葉企孫再次回到日思夜想的清華園，開始了他的科教救國之路。
1926年春天的晚些時候，葉企孫被任命為清華學校大學部物理係主任。1929年6月12日，經國民政府批準，正式頒布《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規定清華大學設立文、理、法3院共15個係。是年7月6日，葉企孫被清華大學任命為理學院首任院長和首任物理係主任，時年31歲。
在初返清華的三四年時間裏，清華園內因了葉企孫這樣一批新生力量而顯得生機勃勃。葉企孫先生斯時住北院七號，因多是單身漢緣故，抑或是往來多是清華少壯派，史上稱這夥人為“北院七號飯團”。常在此聚餐的除了清華最著名的“三蓀”葉企孫、陳岱孫、金嶽霖（龍蓀）外，還有工學院院長施嘉場，物理係的薩本棟，化學係的薩本鐵，政治學係的張奚若、錢端升，西洋文係的廿卜公超，國學院的吳必、陳寅悟、趙元任等。這些都是聲名赫赫的教授和清華的中堅。關於“北院七號飯團”有許多故事這裏不再詳述。我要說的是，“北院七號飯團”成員後來多成清華園裏的靈魂人物，比如葉企孫是理學院院長、施嘉場是工學院院長、陳岱孫是法學院院長、金嶽霖是文學院院長。張奚若曾應蔡元培之邀擔任過高教處處長、清華政治學係主任，新掃國成立後擔任了7年教育部部長。薩本棟繼葉企孫之後擔任過中央研究生院總幹事、廈門大學校長，十公超曾任清華大學外文係主任，錢端升解放後曾任北大法學院院長，吳必時任國學院主任，而陳寅洛、趙元任是“教授中的教授”，這個“北院七號飯團”實際上成了清華園年輕的心髒。而葉企孫就是“北院七號飯團”的核心人物。正是依靠少壯派的力量，日一卜企孫後來力薦梅貽琦掌校清華成功，換來了清華大學曆史上長達17年的黃金時代。關於梅貽琦掌校有許多傳聞，但我們有翔實的資料證明，最早策劃梅貽琦掌校的、態度最堅決、影響力最大的當數葉企孫先生，因為當時他已二度代理校長。實際上，梅貽琦是從他的手上接過清華大學的權杖的。而梅貽琦、葉企孫先生創造的這個傳奇，其內在的神秘力量或者說隱秘模式就是“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公認的創始者是蔡元培。1912年10月24日，時任教育部長的蔡元培頒布了大學令22條，其中明文規定，大學設評議會和各科教授會，審議全校各科教學和其他重要事件。蔡氏的貢獻就在於用法令政策的形式將教授的主體作用凸顯出來，使之更加貼近教學規律。後來，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才有機會在實踐中推行這一主張，1920年，北大設立評議會、行政會和教授會。評議會負責立法，行政會負責行政，教授會負責學術，均采取民主議事。三會成員多由各科學長（係主任）和各科教授組成，參與校內重大校務活動，審議各課程和學術評定等等。但北大的“教授治校”因蔡元培的離職而擱淺，而它的真正集大成者是清華大學。清華大學選擇了“教授治校”，也因此選擇了教授出身的梅貽琦。梅貽琦果然不負眾望，他的掌校，使清華大學步人了一個穩固發展的大好時期，從1931年至1948年冬，17年裏，清華大學再也沒有因校長問題起過波瀾，而正是因為難得的17年，清華大學以穿越世紀風雲和不同意識形態的魄力，完成了支撐新中國科技人刁‘的戰略布局和科學發展的框架。
梅貽琦貢獻頗多。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從製度上、體製上鞏固和發展了清華大學的教授治校理念，把南京政府教育當局認為是“土製度”、“非主流”的“教授治校”做得合理合法。梅貽琦的諸多名言，都和他的這種尊師重教的思想有關。他曾這樣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些大師的團隊使梅貽琦有了穩固的“社會基礎”，因此他創造了一個時代；而以葉企孫為代表的清華大師團隊，為時代打造了一個新的科技人才的超級航母，並使其順風順水圓滿安全駛人了新中國的港灣……
葉企孫先生教育體係中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重質不重量”的思想。1934年6月1日，葉企孫撰寫《物理係概況》中寫道：“科目之分配，則理論與實驗並重，重質而不重量。每班專修物理學者，其人數務求限製之，使不超過14人，其用意在不使青年頹廢其光陰於彼所不能學者。此重質不重量之方針，數年來頗著成效……”
“重質不重量”教育思想的提出，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20世紀的中國，關於如何進行大學教育，還是一片混沌。大學的教育目標是什麼，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也大都還在摸索之中。1903年，京師大學堂的《奏定學堂章程》第一次提出了大學的教育目標，但亦屬一個虛擬的大學理想，而非針對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1929年4月26日，《中華民國教育宗旨》頒布，7月26日頒行《大學組織法》，提出大學“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目標。這種生吞活剝式的照搬西方大學教育的理念，隻是一般性地提出口號和原則，由於對國家和社會的現狀缺乏宏觀認識，對目標的達成缺少方法和步驟，目標不但難以達成，反倒會對科學與教育造成栽害。
與他們相比，葉企孫的教育思想的根須紮根於科學救國和教育救國的政治理想中。同時，他又審時度勢，根據中國國情，作出準確的“戰略預案”和“戰術判斷”，在實踐中去完成知行結合，因此才獨辟蹊徑，不拘一格育英才。培養高科技人才，需要資金投人，需要人力物力，在國勢貧弱的情況下，不可能走“普及型”的全民教育，而隻能“重質不重量”。搞社會革命，或許需要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需要打人民戰爭，需要得道多助，人多勢眾。但在科學研究領域，它不需要轟轟烈烈，不需要人山人海，它或許隻需要小眾化、精英化，甚至是單兵作戰。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國家和民族若擁有一顆或者幾顆像愛因斯坦那樣的腦袋就夠了，這或許就是科學的奧秘。
這同樣是“重質不重量”。
在引進師資的環節上，他的指導思想是“重質不重量”，因此他才能把吳有訓、薩本棟、周培源等著名教授悉數引進物理係帳下。蘇聯著名科學家卡皮爾查先生說：“大科學家是由大科學家挑選和培養出來的。”我們也可以這樣評價葉企孫和他當年聘請的物理係教授：“大師是由大師挑選和培養出來的。”
在招生環節上，他的指導思想是“重質不重量”。有資料顯示，清華大學物理係從1929年至1938年10年間，畢業生僅73人，整個理學院也才僅有361人。但是，凡是從清華理學院這個窄門走出的人，成才率兒乎達到百分之百。僅1929年至1938年10年間，從清華物理係這個窄門走出的人就有王淦昌、施士元、周同慶、龔祖同、馮秉拴、趙九章、王竹溪、傅承義、張宗隧、翁文波、錢偉長、錢三強、錢學森、彭恒武、於光遠、王大琦、何澤慧、秦馨菱、葛庭隧、胡寧、陳芳允、張思蟲L、李正武、林家翹、戴振鐸、王天春、何成鈞、沈洪濤、孫湘等等，他們無一不是共和國科技界各學科的開創者奠基者式的人物。
在“重質不重量”思想指導下，口一十企孫先生不拘一格引進了當時隻有初中文憑、身有殘疾的華羅庚，推薦了本科二年級學生李政道留美深造等等。1998年6月12日，已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李政道特意從美國專程回到上海，參加了敬業中學紀念葉企孫百年誕辰大會。在會上，李政道發表了《恩師典範永存》的講話。他說："1946年春，華羅庚、吳大酞、曾昭掄三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別推薦數學、物理、化學方麵優秀研究生去美國深造，其中物理兩名。吳大酞從西南聯大物理係助教中推薦朱光亞一人，尚缺一人他無法確定，就找當年任西南聯大理學院院一長的11一十企孫老師，葉企孫老師破格地推薦當時隻是大學二年級學生的我去美國做博士生……所以沒有葉師和吳大酞教授，就沒有我後來的科學成就。葉師不僅是我的啟蒙老師，而且是影響我一生科學成就的恩師！”
葉企孫先生之所以被昔日清華師生愛戴，除了上述種種因由外，還在於他高尚的師德和磊落的人品、他的君子之風和至善至美的奉獻精神。為了延攬人才，他聘請的教授比自己的工資還高；他是清華園裏第一例將係主任位置揖讓給他人的人，幾年後又將理學院院一長的位置再度揖讓。他的北院七號寓所不僅是清華少壯派教授吃飯聚會的場所，還是學生們的臨時客房和他接濟貧窮學生的地方。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熊大填、葛庭隧等等似乎都住過他的寓所，而在他執教的50年生涯裏，不知有多少貧窮學生在這裏打過牙祭，喝過他的牛奶……但他最感人至深的還是他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戰鬥姿態。我們都知道葉企孫先生生平第一疏離宗教，第二疏離政治，他一生奉行“君子不黨”，也極力反對學生在就學期間過多參預政治運動。當王淦昌有一次參加完遊行示威回來，向葉先生講述同班同學韋傑三被軍警開槍打死的天安門血案時，葉先生神色激動地盯著他說：“誰叫你們去的？！你們明白自己的使命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為什麼會挨打？．為什麼落後？你們明白嗎？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大唐帝國那般的強盛，這個世界上有誰敢欺侮我們？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一樣，弱肉強食是亙古不變的法則，要想我們的國家不遭到外國人的淩辱，就隻有靠科學，科學，隻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說罷淚如雨下。正是受了葉師的影響，王淦昌才真正知曉科學救國的深意，從此草路藍縷，一生矢誌不渝，終獲新中國“原子彈之父”稱譽。然而，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華北之大，已不能放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日本人要亡我國家亡我種族的危急情勢下，葉企孫先生則拍案而起，秘而不宣地組織了一支以科技救國為宗旨，以科學知識為武器，以冀中根據地為大舞台的“葉家軍”。這個“葉家軍”以清華大學學生為主，以他最得意的弟子熊大填為首，組織起平津大學生約一二百人，在冀中上演了一出出驚天大戲。他們炸火車，炸橋梁，製造炸藥以及槍炮子彈，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可以說，在抗日戰爭中，全國高校中不乏投筆從戎的知識分子身影，但卻少有葉企孫先生這樣大師級親力親為的組織者和行動者。就大學而言，也少有像葉企孫這樣以院校負責人身份領導和組織一支真槍真刀的抗日科技隊伍。可以說，葉企孫、熊大填們為清華大學書寫了一首感天動地的抗日史詩。這本來是一曲高亢人雲的愛國主義頌歌，一部科技救國的英雄篇章，但半個世紀以來，它不但不為人知，反而被蒙上了一層厚厚的曆史塵埃。葉企孫先生因為熊案問題被蒙冤數十年，成為被社會拋棄的曆史人物……
災難來了，一些機巧的知識分子多采取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所說的那樣，將自己“置身魚腹中”。既然戰爭與災難不可避免，就像一條凶惡的鱉魚向人們遊來，作為一個卑微的個體，隻能任自己像魚餌一樣被吞下，被動地接受命運的擺布。在魚肚裏可以隨魚上下沉浮，隨波逐流，卻又不費力氣，更不承擔責任。但葉企孫卻拒絕被吞下，他采取的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抵抗態度。因為拒絕平庸，他的生命才如此精彩。
1933年，葉企孫把理學院院長的位置讓給了吳有訓，他被清華大學任命為特種研究事業委員會主席。梅貽琦先生介紹這項工作時說：“清華留美公費生考試，原為本校特種研究事業之一。”這就是說，庚款留美公費生選派事宜，身為主席的葉企孫具有一言九鼎的權力。
曆史就是這樣不可思議，但它卻真切發生過。當時能代表國家選派留學生去美者僅清華一校，而這件關係國家、民族未來的國家大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實際上是葉企孫獨自把握方向的。但是，葉企孫每次裁定的專業一宣布，不僅能使業內人士折服，還能博得滿堂喝彩。即便是清華以外的科教界，那些目光如炬的大家們，也不能不佩服葉企孫的眼力。因此，每屆留美生的學科宣布，就成了葉企孫的彙報演出，在一次次激情讚賞的掌聲中，人們發現這些睿智選擇的背後是他的遠見卓識和崇高品德。
比如錢學森原是學鐵道工程的，到清華後改學火箭導彈專業；龔祖同是物理係畢業生，後改學光學專業；趙九章是學物理的，後改為高空氣象專業；葉企孫先生還讓學生葛庭隧、熊鶯袁改學現代兵工彈道學，顧功敘改為應用地球物理學等等。從1933至1949年，幾乎都是在戰爭狀態下進行的，即便如此，在這10多年中，選送的留美生優秀率之高，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些人後來大多成為國寶級的人物，而所學專業也是五花八門，除了物理學之外，還有化學、冶金、采礦、農林、土木、植物、製藥、醫學、船舶、農具製造、要塞工程、戰車製造、政治經濟、文學、考古學、社會學、曆史學、工商管理學等等，許多專業並不是葉企孫所熟悉的，然而他卻能獨具慧眼，就像有一雙上帝之手，在國家需要的關鍵時刻，不失時機地派人填補空白。錢偉長先生說：“口一十企孫絕對無私，一切為了學生，為了物理係，為了國家。”錢臨照先生說：“我不是清華校友，也不是葉先生的學生，葉先生所關心和培養的不限於清華，而是全國青年……關於他的品德，我久思之後發現《孟子》上的一句話可以借用描寫：‘江漢以灌之，秋陽以曝之。’太純潔了。”
葉企孫的上帝之手曾經運籌過物理係第一批去歐洲留學的3個人，施士元去了大名鼎鼎的居裏夫人實驗室，王淦昌師從德國麥特勒教授，周同慶師從康普頓的哥哥。1927年又安排趙忠堯去美國專攻核物理研究。在送第一期學生施士元去法國居裏夫人實驗室深造的時候，日一十企孫曾委托他為清華同時也為中國購買過放射源——中國的第一克鐳。1945年6月30日，剛剛從葉企孫手中接過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職的薩本棟，特意安排趙忠堯借參觀比基尼島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爆炸之際，踏上普羅米修斯盜火之旅，以海上蘇武的姿態費盡千辛萬苦，終將製造研究原子能的儀器設備秘密購買回國。1947年，葉企孫親自寫信給法國從事核物理研究的學生錢三強，動員他回國籌建核物理研究所。1948年夏，錢三強偕夫人何澤慧一同學成返國，他們就住在葉企孫的北院七號家裏。接著，葉企孫又把學成歸國的彭恒武從雲南大學挖來，在清華大學物理係講量子力學，1948級畢業生黃祖洽和1951級畢業生周光召先後成為他的研究生……這一切表明，新中國之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研製出原子彈，與葉企孫先生提供的人才支持和研究基礎有著明顯的親緣關係。
共和國“兩彈一星”的主創人員王淦昌、鄧稼先、姚桐斌、錢學森、趙九章、彭恒武、龔祖同、郭永懷、餘敏、王大甭、王希季、程開甲、黃祖洽、周光召等等，這些功臣大都是他的學生。
葉企孫先生的貢獻之一還有他對我國地震事址和地球物理勘探事業的關注。中國地震研究開創者翁文撇先生在北京香山鶩峰建立我國第一座地震台時，葉先生就將自己的學生李善邦派去做了他的助手。自此之後，葉先生又把清華大學物理係第6級畢業生翁文波和9級畢業生秦馨菱引人地震學領域。由於地震學與地球物理探礦屬於交叉學科，這支葉家軍和從國外學成歸來的傅承義、顧功敘等另一路葉家軍會合，之後又在探礦方麵做出巨大成績。著名的攀枝花鋼鐵基地、內蒙古的白雲鄂博鐵礦、新中國曆史上第一口深層油井以及大慶油田都離不開這支葉家軍的功勞。1992年元旦，石油部原部長康世恩與翁文波不期而遇。康世恩揮筆寫了“壽比奧陶更長”條幅送給學一長。說來也巧，康世恩也是葉企孫的學生。他於1936年考人清華大學理學院，一年後升人物理係第12級。
這支葉家軍，從共和國的石油部部一長，到功勳卓著的翁文波、顧功敘、傅承義、李善邦、秦馨菱，到戰鬥在石油科研戰線的清華物理係校友黃樹棠、顧振津、楊光慶、錢紹新、陳祖鈞、熊光楚、張庚驥、周光華、雷海如、趙文津、章家驥、馨五、錢寧、袁學誠、李慶忠等，這支深受葉企孫先生科學救國精神影響的隊伍在建設新中國的年代裏，為開發共和國的能源，譜寫了一曲卓絕千古的凱歌！
從葉企孫1925年開創清華物理係培養科技人刁開始，到1964年10月16日14時59分40秒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21時35分“東方紅一號”衛星上天，其間共走過45年曆程。這近半個世紀的奮鬥並不僅僅換來“兩彈一星”的絕響，不僅僅換來中國在國防事業和能源方麵的巨大成就，實際上還構建了共和國相當完整的科技人才的戰略性框架。葉企孫深邃的思想至今仍深深影響我們的生活。1986年，就在葉企孫逝世9年之後，由他的弟子王大衍、王淦昌、陳芳允、楊嘉探聯名上書黨中央提出《關於跟蹤世界戰略性高科技發展的建議》，受到鄧小平的高度重視，這就是我國著名的“863”計劃。它對我國的生物、航天、信息、自動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高科技領域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縮短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發揮了重大作用。目前，我國直接從事“863”計劃的科學家已達兩萬人，一大批青年科學家也從中脫穎而出，它標誌著我國在高科技領域擁有了相當可觀的後備力量……葉先生終於借助自己的學生完成了他科學救國的夙願。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從鄧小平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當下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在我國這棵科學大樹生長的每圈年輪裏，都會發現葉企孫和他的弟子們或者弟子們的弟子在其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從葉企孫當年的希冀到今天願望的蔚然達成，從時間計算，真可謂百年大業，稱得上是一個世紀的接力長跑。這個百年大業，和清華立校百年遙相呼應，堪稱世紀約定，它們互為注釋，相互支撐，創造了國內任何一所高校也難追尋的大學經典——清華讓人歎為觀止。葉企孫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以個人的親身實踐，為我們貢獻了一套完整的科學救國的思路和方法。他告訴我們，科學救國的實現，不是靠個人的單打獨鬥，而是有賴於一個前赴後繼的集體和團隊。這個團隊目光遠大，能穿透一個世紀的迷霧，目標一旦確定就堅定不移。他們吃苦耐勞，勇於接受命運的挑戰，艱辛備嚐卻無怨無悔。他們從不知奢華為何物，視富貴為浮雲，糞土人間萬戶侯。他們改變著我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以國家民族利益為終極服務目標，除此之外別無所求……葉企孫先生是他們當中的優秀代表。
1965年秋天，已被時代遺忘的十企孫在引人注目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上發表了他在世的最後一篇文章《幾點意見》。這時的葉企孫已漸漸被遮擋在社會主流之外，是被打入另冊的人。當整個社會集體失語，更多的知識分子采取了喬治·奧威爾所稱的“置身魚腹中”的策略，他們隻是隨波逐流，偶爾也浮上來透口氣，也隻是懷著幽怨去看斷橋的風景，看大廈坍塌的過程。但葉企孫不會這樣做。他的偉大魅力表現在這樣的時刻：一個被時代放逐的人，當他發現國家民族的進步、科學事業的發展出現問題，他仍然會挺身而出，發出屬於那個時代的警世恒言。在這篇文章裏，他反對一些人為了追逐政治風塵，對世界上一些著名科學家普朗克、愛因斯坦等人冠以“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帽子加以撻伐的做法，表達了坦誠的不同意見。
在那樣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秋天，“文化大革命”的硝煙已經彌漫全國，在那樣的背景裏，葉企孫的這篇千字文成了一個科學家求索真理的最後絕唱。正是有了這篇文章，當我們檢索那段曆史時，我們才能深切感受到一位大師在一個特殊年代的內在質量。這是一個高度，一個檢驗大師的最後時刻。一個人或許在某個領域堪稱翹楚獨領風騷，但在關鍵時刻權衡個人得失，說違心話，做違心事，以謀個人名利，就很難稱之為大師。大師所追求奉行的是“獨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陳寅洛在王國維墓碑上的話，也是那一代清華人留給我們的一份殊為珍貴的思想遺產。“思想不自由毋寧死”，在這一聲遺世長嘯裏，在寂寞的轟鳴中，葉企孫、吳必、陳寅格平靜而又堅定地走完了坎坷的一生。
1977年1月13日，葉企孫在醫院平靜辭世，終年79歲。
就本人來說，我寫過上千萬字的文學作品，葉企孫先生是唯一走進我夢境的人。我還要說，葉先生還是改變我價值觀的人。自從在錢老那裏受領寫葉先生傳記的任務後，葉企孫先生的昔日清華就開始在我的頭腦中生長，更多的時候，我是靠想象與葉企孫先生的清華重逢。葉先生帶我遊曆過清華的每一寸土地，引見過諸多傳說中的名人，我從他們澄澈的目光中會意出了許多美麗而又憂傷的清華往事，我歎息著他們的歎息，喜悅著他們的喜悅。我發現我深深地愛上了清華，盡管這個清華人們現在找不到她，但我堅信，這個美麗傳說一般的清華確實是存在過的，我們終有一天會真切地看到她真實而完整的麵容。適逢清華百年校慶之際，請允許我以清華粉絲的身份祈福她——百年清華，越走越好！
謝謝大家！
2011年4月22日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應邀演講稿
勇氣與理性
——《第一種危險》創作談
先作一個聲明。這堂課占用了名著選講，隻是我要援引的這篇作品並不是什麼名著。雖說它不是什麼名著，但它傳達的東西卻值得我們重視。
這部書就是本人寫的長篇報告文學《第一種危險》。作為作者和分析者的雙重身份出現在講台上，我想這種局麵非常有趣。我一方麵冒著自吹自擂的風險大談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麵又小心翼翼地探察求證，客觀上卻仍是在誇自己，這實在是很搞笑很好玩的事情。許多老師似乎都沒有這樣的經驗。但這就是一個創作課老師的命運，有時它必須要用自己的創作經驗說話。
記得2000級創作論課程中，我的著重點放在了小說和散文方麵，而非虛構文體講得相對少一些。所講的報告文學，也是以主旋律報告文學為主，而對問題報告文學則一筆帶過。事過之後，頗有些後悔。我知道北大中文係曹文軒教授寫小說，並開了小說講堂，學生完成作業後，又結集出版，書名就叫“小說坊”。我想對我們來說，非虛構文學創作是我們的強項，軍隊的報告文學創作在全國算是重鎮，第一流的報告文學作家多在部隊，和小說作家相比，軍隊報告文學作家的陣營要比軍隊小說家陣營強大得多，為什麼不利用這一優勢帶出一些寫報告文學的學生呢？今天這個課就有些補課的意思。特別要補的是問題報告文學。因為就報告文學審美特征而言，最能體現報告文學文體特征的往往是它的揭露性和批判性，也就是文章的思想性。而在這點上，問題報告文學體現得最為充分和更加完整。
下麵回到這本書上來。
《第一種危險》是我比較滿意的一本書。
迄今為止，我已寫過若幹部非虛構文學作品，以主旋律居多，像這樣的問題報告——具體說社會問題報告——僅占1 /5。之前我曾寫過《中國文物大走私》、（1988·明星大走穴》之類的作品，相比較而言這部作品稍顯成熟。這部書原是給《中國作家》度身定做的。寫到上部的時候，責任編輯肖力軍先生說，很好，還可大膽些。等到下部寫完，他就有所躊躇了。肖力軍曾是《馬家軍調查》的責編，頗有膽識，眼光也毒。他的退卻，成了一種標誌，說明該書傳達的東西已經超過了他們的承受能力。正因為這個原因，《中國作家》的退稿反而引起了作家圈內一些朋友們的關注。當時的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黨組成員陳建功先生聽說之後，特意打電話說想看看這篇東西。我就把全部書稿給了他。三天後，他來電話說，寫得不錯，但是現在不能發，因為它太尖銳了。他建議以內參的形式，以中國作協黨組的名義向中央報告，使中央領導同誌重視我所反映的問題。我不想給中央領導添麻煩，就沒同意建功先生的建議。李炳銀先生當時是中國作協創研部的研究員，是報告文學理論界的權威，他自始至終一直關注這本書。他看過書稿後說，這是最能表現報告文學品質的一本書，也是能挽救報告文學名譽的一本書。在他的力薦下，《報告文學》雜誌副主編吳雙幾顧軍藝，將我說服，於2001年在該刊《報告文學》第三期全文發表。全書共23萬字，因雜誌頁碼不夠，後加厚出版。
該文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
《三聯生活周刊》在顯著位置發表評論說：張金柱一案預計10年後或許有人寫，沒想到現在竟已發表，這充分體現了社會的進步。該文所揭示的東西深刻反映了當今中國法律的實際刻度。
數十家報紙、刊物連載或轉載，與此同時，網上開始展開熱評。
報告文學作家李鳴生、何建明、趙瑜等激讚該文。
有些小說家更是對該文稱許有加。邱華棟說，你改變了我對報告文學的認識，原來報告文學可以這樣寫。我是一個晚上沒有睡覺把它看完的，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遇到可以占用我睡覺時間的書了。
畢飛宇我並不認識他。他是當紅的小說家，和我同時獲“大紅鷹文學獎”。領獎時，他得知我就是《第一種危險》的作者時，立馬伸出手來與我握手。他說，他看的是《時代文學》發的《問法中原》，當時正在廚房做飯，順手拈來邊看邊做，發現後一口氣讀了下去，連看了兩遍，然後就給《時代文學》打電話，說這是他近兩年看到的最好的一篇東西！
該書被評上“大紅鷹文學獎”，事前一點預兆也沒有，就突然來電話說得獎了。通知我的是《中國作家》一個小姑娘，她說評委們上午大談《第一種危險》，下午又接著聊，成了專題討論會了，以至主持者說，再不改話題就來不及評了！
頒獎會上，著名評論家李敬澤、著名詩人葉延濱特別致意，對我的勇氣表示敬佩。
但也有對該書持反對意見的。一個廣東新華分社的老同誌寫了兩三萬字的批判文章，直接寄給中宣部，要求在全國範圍內批判，文章的題目叫“不信東風喚不回”。這篇文章曾給《報告文學》以及長江文藝出版社帶來很大壓力。我有幸看過這篇文章，隻是通篇全是“文革”語言，實在無法卒讀。
由此看來，這是一本引人關注的書。
下邊我們一同探討一下它的成功與不足。
一、故事梗概
1997年8月24日晚9時30分，河南省會鄭州市市中心金水大道上，發生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一位警察酒後駕車，將橫穿馬路的一對父子，一個撞死，一個撞傷，被撞傷者連人帶車裹在汽車底下被拖1500米，嚴重致殘。
第二天，這一事件被省會發行量最大的《大河報》披露，從而引出了一段震驚全國的中州血案。
這本來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大河報》在處理這個報道時卻采用了非同尋常的做法：
1．采取了連續報道的新聞手法，並在每篇報道旁加編者按，可謂濃墨重彩，引人注目。
2．故意設置迷局。本來報社第二天就知道肇事者身份，偏偏一連數天不公布，隻說事主“開的是皇冠車”，“想必來頭不小”。讓全城競猜，製造“千呼萬喚始出來”之新聞奇效，又用“皇冠車”增大普通民眾的仇富心理。
3．開設讀者評議專欄，以收“眾人拾柴火焰高”之效果。
4．誘導上級領導表態，引起“青天仇恨”。
5．引來中央媒體介入。特別是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移花接木，讓張金柱當著億萬觀眾說：我巧歲參軍……革命這麼多年，今天就為這麼點事就把我抓起來，雲雲。著實犯了眾怒。把軋死人說成“這麼點事”，一下子突破了人民群眾的容忍底線，張此時已成姐上之肉，可以不經審判皆曰可殺了。
二、創作過程
因是職業敏感的緣故，我本人對張金柱一案十分關注。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報道了張案後，又搞了幾次連續報道，包括直播審判張金柱，我都進行了觀看。我當時的心情是：張金柱著實可惡，他的張狂似乎帶有病態，一個敢於公開與人民叫板的人，我要看看他是什麼下場。就像圍觀一個被執行極刑的人，我當時是一個看客的心理，胃裏輕微鼓脹，手心滲出汗水，有報複的快感充斥心頭。我相信許多人都如我，小人物們置身正義伸張時大概都是這般心態。
張金柱被槍決一年之後，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通電話。是一個戰友打來的。他說今天是清明節，他去公墓看張金柱，鄭州市公安局去了不少幹警，都是自發去的。他的話讓我十分震驚。一個惡貫滿盈的人，竟會有人自發組織起來去悼念他，煞是奇怪。想起坊間傳聞，說張金柱被行刑時，有警察脫帽一路送行，並有人奉上鮮花禮果，今日對照戰友所言，看來一切都是真的。
但是，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戰友說，張金柱是冤枉的。
哈，根本不可能。我說。
你想，《新刑法》剛頒布，交通案一死一傷者，重者3至7年，最重者也隻能巧年。而交通肇事案竟被槍斃，可以說前所未聞。
戰友在電話裏申辯道。
但張金柱草營人命，有反社會反人類的邪惡思想根源……-
他和你我一樣，少小當兵，後當公安，兩個子女都是軍隊幹部，他反什麼社會？
戰友說，你真應該寫寫這個案子，這背後大有名堂。
對不起，我實在沒這個雅興。心裏想，有多少好人還寫不過來呢。
這個案子和你還有關聯呢。戰友見我無動於衷，使出殺手銅。你忘了，去年8月24號你在哪？
那天我在鄭州。我想了想說，我記得從中午到晚飯前咱們倆都在一起。
對了，你到鄭州，我去看你，聊天時，有一段時間我邊聊邊給朋友打電話。不瞞你說，通知張金柱參加宴會的電話就是在你房間打的。
他的話讓我大吃一驚。從某種意義上說，張金柱接到的是一次死亡邀請，而這道請柬，實際上就是從我的房間發出的。
我有些不安了。我記得戰友那天還請了我，因晚上飯局早有邀者，我們便兵分兩路，因此錯過了目擊張案的機會。
冥冥中，還真似乎有線牽著往我身上扯。
一種神秘感攫住了我，於是我決定寫這篇文章。
三、尋找支點
采訪的過程是尋找勇氣的過程，同時也是尋找支點的過程。
聽說我要寫張金柱，家人、親朋無不反對，說是吃飽了撐的，為一個死人得罪活人，不值得。而且得罪新聞媒體，有可能對簿公堂，陷入無盡的官司，一不小心就會聲名狼藉，弄不好還會傾家蕩產，太不值得。
說實話，除了我的執拗脾氣，別的一無所有，我是被神秘感和刺激感以及我的不服輸的壞脾氣裹挾上路的。
但是，我獲得了勇氣。
這份勇氣是我在采訪過程中得到的。
隨著調查，一個真實的張金柱出現了。他巧歲參軍，在部隊幹得非常出色，人了黨，提了幹，服役10多年後轉業，在公安部門基層派出所幹起，一步步幹到了處級幹部。他在市中心位置當分局領導，破獲各種案件千餘起，深得上級和基層群眾的信任。在人們的心目中，張金柱是一個相當正麵的形象。
可是，在公眾的視域裏，他為什麼是凶神惡煞的麵目呢？
調查得知，原來張金柱與新聞界有交惡史。1995年8月4日，河南電視台和中央電視台一行記者到鄭州市開發區公安分局采訪，說是該局辦公室空調超標。辦公室人員讓其出示證件及信函，然而卻遭到拒絕，於是雙方發生爭執。後記者們以阻撓新聞采訪為名，將該局告到了省市有關領導那裏。盡管事發時張金柱並不在現場，但還是受到了撤職處分。這就是“八四”事件。
事後證明，這完全是一起黑金人物與新聞腐敗聯手“惡搞”的傑作。
原來，開發區裏有一大名鼎鼎的人物叫任成建，是一個號稱億萬富翁的人物。他和張金柱都是榮陽人，似乎“光屁股”時就認識，隻是長大後成了兩股道上的車，誌不同，道亦不合。任是那種不務正業遊手好閑之徒，巧舌如簧，坑蒙拐騙，品行上有所欠缺。即使現在趁著改革大潮搶灘，弄來諸多財富，臉上貼滿標簽，張金柱依然瞧不起他。任成建三番五次去分局拜訪張金柱，若是別人，早已和這位財富人物打成一片了，但張金柱仍然不給麵子，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讓任成建心裏很不受用。幾番冷落後，任成建就決定拔掉張金柱這個釘子，他用重金賄賂警務人員，讓其刺探軍情，掌握內部情況後，就幾番密謀，決定用新聞口對其進行“顛覆”，於是就用金錢編織網絡，給張金柱下套，這就是“八四”事件的始末。而兩年後，剛剛官複原職的張金柱，在“八二四”事件中再次中箭落馬，不過這次卻是走上了不歸路。
這一切，都是在張金柱臨刑前披露出來的。任成建在張金柱出事不久即攜款外逃，卷走人民幣五六億元，製造了當年河南省第一大案，被國務院總理朱銘基點名要限期破案。事有湊巧，就在張金柱人頭落地的時候，被公安部引渡回國的任成建也銀檔入獄，一同歸案的還有公安敗類程彪，他對唆使記者製造事端的一係列做法供認不諱。這些事實都有供詞案卷及鄭州市平反文件為證，證明張金柱實屬蒙冤。
更甚者，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欄目報道張金柱一案時說張說“俺15歲參軍，幹革命30多年，今天軋死人這點小事就這樣對我”純屬虛構。張是個性格謹填的人，特別是兩年前曾和新聞界交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怎能不長記性？他怎能在中央電視台記者的鏡頭前如此放言？事實上，張金柱從沒接受過央視的采訪。《焦點訪談》用的是河南台錄的張剛進拘留所的鏡頭，用主持人的旁白說出了這句激怒億萬觀眾的話。
而張金柱至死不承認說過這句話。當有朋友追問張金柱為何在鏡頭麵前說這樣的話時，張一臉茫然說，怎麼可能呢？我連他們麵都沒見過，這句話從何而來呢？
這是新聞失範的典型情節。
這也叫新聞殺人。
這就是我所發現的話語霸權、濫用話語權利問題。
另外，我還發現了青天關懷和青天仇恨問題。
等等，等等。
我對張案內幕情狀已經了如指掌，因此，我比誰都有發言權。
但是，即使是這樣，你能保證人們能聽信你的發現嗎？
一個聯想：
我突然聯想起“文化大革命”時，那時批判劉鄧陶、批判彭羅陸楊等開國元勳，麵對那些報紙上電台裏登載播發的所謂叛徒、工賊的案卷、圖片等等，人們都是相信的。因為它們都是黨的喉舌。還有被關在牢獄裏的將軍和元帥，而看管他們的正是他們曾締造和率領過的軍隊裏最基層連隊的士兵，但沒有任何士兵敢於對這些階下囚施以援手給予同情，相反他們真的以為他們有罪，並且真的用冷酷無情的手段看管他們。他們的仇恨感從何而來呢？不就是聽信了虛構的罪惡嗎？而這些謊言的傳播與流布主要靠新聞媒體來完成。即使是共和國的領袖和元帥，倘若遭遇到失衡失範的話語環境，原本是青鬆高潔世人敬仰，都能被抹得麵目全非十惡不赦，若是普通百姓，萬一遭遇這樣的語言環境，這樣的處境難道不充滿著危險嗎？
張金柱死了，但這個凶險的環境並沒變化，還會有李金柱、劉金柱遭遇張金柱的命運，這種惡劣的現狀若不改變，會給多少人帶來厄運！
這是一個多麼發人深思的命題！
事實與真相會給人勇氣，但僅有勇氣是不夠的。
我必須尋找理性的支點。所謂支點，一是真相的支點，二是理性的支點，二者缺一不可。所謂理性支點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內容：1．城市與人的特征。我常常把去過的城市和地域抽象或幻化，將其比作一個人，男人或女人，美麗或醜陋，溫順或剛烈等不同麵貌不同性格特征的人。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深人了解城市的曆史文化、地緣政治、民情風俗、民族性情等等。鄭州這個城市我因生活多年而相對比較了解。不僅了解她的過去，而且了解她的當下。對居住這個城市的民眾性情也相對了解。鄭州人胸襟開闊豪爽仗義，愛打抱不平，愛幻想浪漫，但多火爆性格，一點就著，缺乏理性審慎的思維習慣。2．轉型期人們的心理特征。轉型期是社會發展的特殊時段，人們會出現價值觀念失範，心理特征會出現煩躁不安、敏感多疑、多愁善感等（很像更年期患者的病症）情狀。在社會分配出現失衡的情狀下，人們極易仇富仇權，容易極端化，情緒化，甚至危險化。這是一個特殊的、極易導致社會惡性運行和畸形發展的時期。考察中國曆史，春秋、宋、清末民國初都是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隨著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經濟體製發生變化，必然導致人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發生變化。著名的義利之辨就是從春秋肇始，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就是說，君子向來注重道德，小人才注重利益。宋代朱熹更說：“存天理，滅人欲。”主張徹底拋棄個人利益，這樣才合乎道德規範，使社會達到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由於我國一直處於儒家學說的籠罩下，道德高於經濟的觀念一直保留到現在。就當下而言，中國正處在加速轉型的時期。有人說1840至1949年為低速轉型期，1949至1979年為中速轉型期，1979年至現在為加速轉型期，並冠之以轉型社會雲雲。所謂轉型，就是從傳統的封閉落後的農業社會轉到開放的市場經濟的工業社會和現代社會。而在這個時期，由於人們從原來比較單一的社會分工和單向度的思維觀念猛地轉到多元的社會分工和多向度的價值觀念，過往清晰單純的視野被雲蒸霞蔚般的現實所遮蔽，人們會一下子陷人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所說的“失範型”狂躁症的漩渦裏難以自拔。在這樣的危勢環境裏，加上兩種危險因素，稍不留心，就會險上加險。由於社會轉型，城市化發展的急速拉動，這種戰略轉移將會使相當一部分人成為被支配的人，成為弱勢群體中的一員。他們很容易心理失衡，很容易仇富仇權，如果沒有正確的輿論導向，沒有社會疏導機製，很有可能挺而走險，使社會走向惡性運行的可怕局麵。而在社會管理層麵，其理論支持長期停留在道德大於經濟、義利對立的簡單劃分上，因此在社會設置和管理機製上格外空疏和不健全，管理者的法律意識格外淡薄，人治大於法治的現象時有存在。它會不時刺激前者，若在特別的時段和特別的場合，就會引爆成嚴重的社會災難。真正的出路就是保持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實行依法治國、依德治國相結合，堅持物質精神兩手抓兩手硬，走和諧社會的路子。3.尋找法律支點。研讀《新刑法》、《死刑通論》等書，以法律作支撐點。4．理性敘事。我給此文定的調是：不溫不火、剝繭抽絲、層層遞進、以理服人。《第一種危險》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一、語言不偏激，思想不偏激，誰錯打誰的屁股。二、有很好的控製力。講究說故事的藝術，緊說慢唱，多頭並進，緊要處戛然而止，抖包袱前決不跑氣。三、善用他說。把自己的觀點隱藏在他人的敘述裏，有時甚至采用零度敘事和攝像鏡頭視角，幹淨地敘述，隻陳述事實。四、寫好人物。用細節，性格，心理等刻畫人物。堅持人性化寫作的立場，拒絕用誇張、變形、漫畫、妖魔化方式寫作。
勇氣和理性——報告文學的雙翼，有了它，報告文學才能禦風而行，既飛得高，又飛得遠。勇氣和理性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特定時期，勇氣顯得尤為重要，說報告文學是知識分子寫作，其深意即在此，中國不缺眼明之人，獨缺肝膽之士，知道真相者未必是說出真相的人。但獲得了勇氣，能不能將它說得引人人勝、精彩紛呈，將其意會之詞智慧表達，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上就是我寫《第一種危險》的創作體會，不足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2002年6月
創作課說明
上課之前，先做一個關於創作課的動員。
先說創作課。
創作是軍藝文學係的一門主課，也是最能體現軍藝特色的一門課程。文學係成立於1985年，第一任主任是徐懷中先生。剛成立時，師資力量匾乏，講課老師僅有徐懷中和冉淮舟，劉毅然後來從工程兵調了過來，加起來也就三個人。因為老師少，學生的預期大，這個內在的需求使軍藝文學係創立了一個特殊的教學模式，就是利用首都的地域和區位優勢，利用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強勢地位，在校外聘請名家學者各界精英，呼喚八麵來風，來軍藝文學係講課交流，搞“知識轟炸”。時日既久，竟形成自己的一套東西。
到文學係來接受“知識轟炸”的是什麼人呢？現在有必要介紹一下當時的生源情況。他們大都是小有名氣的部隊作家，如李存葆、宋學武、錢鋼等等，那時的莫言在這撥人中還不算出眾，他蟄伏在隊伍的末尾比真正的好學生還奮力。他們的共同點是，文化程度低，創作起點高，求知欲望強。總結起來就是名聲大、年齡大、期望大。這“三大”和三個老師的文學係不期而遇，內在欲求和外部要求互相遷就互相妥協互相融合，於是就有了軍藝特色——
一、外請上課模式
我是二期學員。斯時徐懷中主任已去總政，冉淮舟老師已經退休。朱向前、黃獻國剛留校，加上劉毅然，這套馬車依然運行。教學模式以外請為主，自講為輔。朱向前就說，自講隻能講三課，三課之後肚裏就空了……外請老師淨是京華名流：王蒙、鄧友梅、林斤瀾、謝冕、馮牧、葉朗、周憲、樂黛雲、吳小如、袁行需、洪子誠、季紅真、雷達、曾鎮南、曹文軒等等。那時的學術空氣和創作氛圍比較自由和開放。印象較深的是人大的潘綏銘老師的性文化課，他的著作《神秘的聖火》給同學們以很深印象。這樣的教學模式一直延續到2000年之前。
從1985年至1998年，文學係培養出一大批蜚聲文壇的作家，在出人才、出作品方麵可謂冠絕全國。如小說家莫言、閻連科、麥家、徐貴祥、柳建偉、石鍾山、衣向東等；報告文學有錢鋼、李鳴生等；影視方麵有江其濤、趙琪等，詩歌方麵有王久辛、辛茹、曹宇翔等等，可謂雲蒸霞蔚，令人仰視。
二、自講為主模式
2000年之後，軍藝文學係進人一個新的曆史發展時期——本科教育時期。與之相適應的是師資力量發生顯著變化：老師多了，課程多了。生源變化是：紀律嚴了，抓得緊了，受約束多了，自由度小了。給人的感覺是政治上強了，軍人素養棒了，而作為培養目標卻有些迷失了。進人本科教育後，文學係新進師資在理論基礎方麵有所加強，與原有老師形成互補，在教學上出現嶄新氣象。由於這樣的變化，為我們培養軍事文學創作人才，特別是培養學者型作家提供了可能。自此，老師上課多以自講為主。
現在介紹文學創作論這門課。創作論教材主要是孫紹振老師和杜書壕先生的《文學創作論》、《文學原理·創作論》。在本科班之前，創作論的上半個學期主要是自講，後半個學期主要是外請，在先講各文體的審美規範和特征之後，再由外請老師講小說、散文、報告文學、詩歌等文體。我們的課程目標是，要使每個學生初步掌握這幾種文體的創作方法和審美規範。
我把創作論課程特點總結為“聽”與“寫”，先是聽老師上課，然後再動手創作。我這裏有幾個特別的例子和特別的數字提供給大家參考：在大專班學習期間，莫言寫了十一二個中篇；閻連科寫了十四五個中篇；一個叫焦銳的學員寫了18個中篇。當然莫言、閻連科寫的大都發表了。據說閻連科在校寫的小說一度覆蓋所有大型文學期刊。這些都是“寫”出來的故事。聽完就寫，目標單純而透明。這樣的寫作比賽一直持續到2000年為止。
現在我們是本科班了。以2000級為例，有誰超過10萬字的寫作實踐？四年下來，如果你的寫作總量超不過一部中篇的話，你怎能成為莫言、閻連科那樣的作家？
2002年9月
創作論術語新解
文學創作論是軍藝文學係一門最具特色的課程，它關涉到文學係學員的終端表達。文學係課程設置中，一般分基礎理論部分，如中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文學原理等，另一部分接近文學創作，比如我們今天所講的內容，它都屬於文學創作論的範疇。
今天講課的題目是：創作論術語新解。所謂新解，隻是一種說法而已，更多的是結合自己的創作體會來理解和講述這些司空見慣的術語，若能賦有新意，則屬意外收獲了。
觀察
作為一個作家，我認為首要具備的能力就是學會觀察。
觀察是一個正常人的基本能力。有句話叫察言觀色，這就把一般自然屬性的觀察提升到心理學意義上了。心理學意義上的觀察是指帶有一定目的和任務、主動地、有計劃地、持久地認識某種對象的知覺過程。
因為職業不同，觀察者的注意點和興奮點也各不相同。一個醫者的觀察諸如“八綱辨證”中的望聞問切多是與身體疾病有關，一個畫家觀察人多是注意他形象有無特點，形象是否生動。一個作家不像生理學家那樣把人當做標本去觀察，而是要觀察人的麵貌、揣摩人的心理、掌握人的個性特征等等。王蒙就說，用概念去了解一個人，往往事倍功半。比如你要了解一個人，若你用概念了解，就要查看他的檔案，看了半天，這個人年齡有、家庭出身有、身高體重有，甚至優缺點都有，但你看完仍然什麼印象都沒有。你不如親自找他觀察一番，了解一番，談一會兒話，10分鍾什麼都有了。作家是以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反映客觀世界、反映社會生活的。在他的腦海中要積累大量的人物形象，這就要靠我們平常多注意看，多注意聽，多去感覺和知覺，多有意注意人和事，日久天長，就會積累起眾多的人物形象，為創作打下深厚的基礎。
但是，這隻是狹義上的觀察。還有一種廣義上的觀察。
古代小說裏，每每有某位聖哲通過夜觀天象的細節而卜天下大事的描寫。盡管有封建迷信和神秘色彩，但這仍在觀察之列。從大的方麵來說，世界上以觀察社會運行為職業的僅有文學和新聞業。觀察社會，揭露黑暗，滌濁揚清，匡扶正義應是文學者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而中外有名的偉大作家中，少有對社會失察不諳時世者。而這樣的觀察，不僅要用通常的生理意義上的眼睛，還要用心的眼，神的眼去看世象。當然，具有這樣的第三隻眼，非一日之功和非常人可比，作家若能從萬千世象中透視出時代風骨，應該達到了觀察的最高境界。
體驗
所謂體驗，是作家在觀察之外又一種心理能力和接受能力。它是主體在認識過程中的反當，是主體對自身心理過程和心理動作（包括情感、感覺、知覺、想象、思維等）的自我感知，自我覺察。
體驗相對觀察來說又進了一步。觀察似乎隻是旁觀者，是含有理性成分的審視者。而體驗則要求感同身受，身體力行。我們常說要體驗生活，所謂“體”，就是身體，用身體的感覺器官，諸如視覺、嗅覺、聽覺、觸覺、味覺等感知外部客觀事物，把自己擺進去，然後清晰、鮮明、完整地意識到自己每一縷情感的萌發、生長、強化或彌散，這個能力就稱之為內省力。所謂“驗”，也就是說要有設身處地，進人他人心理狀態的能力，常說的感同身受、推知他人，這樣意義上的體驗，我們稱之為同感力。
內省力與同感力對一個作家來說異常重要。內省力伴隨作家的感情潮汐，同感力決定我們的聯想和創造能力。因此我們說，體驗對一個作家不可或缺，它往往決定一個作家創作資源的多與少，以及再生能力。
但是，體驗是不是應該完全融入客體，該不該完全融進生活，這值得商榷。張光年先生很早就說，深人生活曾是一個被歪曲了的口號，深人生活不僅僅是從生活中尋找素材和題材，而是要真實地反映生活，反映時代。為了這個目的，作家應該深人生活。但怎樣深人？是完全融人生活，還是完全忘記自己的身份？這是個問題。“深人生活這個口號本身是對的，關鍵就是我們的實踐錯了。深人生活去幹什麼？過去一個作家很有才華，他響應號召深人牧區，一去好多年，最後變成了真正的牧民，但他再也寫不出作品了。”這是中國作協原副主席瑪拉沁夫親口給我講的例子。因為這個作家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同時也忘記了自己的使命，他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變成了一個普通的牧民，而一個牧民的視野是很難完成反映生活和時代這個偉大命題的。
對體驗和深人生活真正具有啟發甚至顛覆意義的是博爾赫斯和普魯斯特。前者一輩子大都生活在書齋和圖書館裏，後者多是在病床上和鬥室裏，但都不影響他們寫出偉大的作品和成為世界級的作家。因此，關於體驗的新說，還有待人們不斷認識和發現……
情緒與情感
對一些既有生活又有才華的人來說，似乎一輩子都在準備，卻總是述而不作。這是為什麼呢？究其原委，就是沒有創作激情，缺少創作情緒。
創作情緒就像電光石火，它會一下子照亮原本無意識的荒原，推動著你，激動著你，使你著手創作，並創造出精彩的文學作品。
促動主體采取某種行為的心理動力稱為內驅力。
情緒對人的認識活動、心理活動起組織協調作用，它推進、強化或阻遏人的行為。它在創作中起著重要作用。
人在活動中對客觀事物所持的態度的體驗叫情感。情感體驗的心理過程的具體形式叫情緒。創作情緒是一種與自我評價有關的情緒，它也是文學創作的表現對象，它進人文學作品的內容，成為藝術形象的構成。
因此，我們說創作情緒是文學寫作活動的主觀方麵的前提條件。當它沒來臨的時候，要求我們要不斷地醞釀、激發和強化自己的情緒，使之漸變為激情，變為強烈的欲望，變為一吐為快的衝動。當你擁有這種情緒後，你就會全身心投入，進入創作特有的場景和情景中。
創作情緒的生成，有時是個體因由，但有時也有社會性的創作情緒。由對社會現象而生成的情緒，包括同情、憂慮、憎恨、喜悅等，會對創作主體形成一種引力或壓力。這種壓力增長到一定程度，就會使主體產生傾訴的衝動。範仲淹《嶽陽樓記》中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應該是社會性創作情緒的經典例證。它告訴我們，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總是與社會發生著深刻的內在聯係。
值得一提的是，就文體而言，報告文學作家更傾向於受社會性創作情緒的影響。而當代小說家們，則越來越注重個人化寫作。就中國文學傳統來講，宏大莊嚴、遼闊厚重一直是我們文化山脈的主體峰巒，這是我們民族的審美傳承，不知個人化寫作能否隆起另外的飛來峰？我表示懷疑。記得著名圖書策劃人安波舜曾說：中國是一個大國，有多少諸如下崗職工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等待我們去反映，還有多少失去土地的農民甚至缺衣少吃，等待作家們去籲求，在這樣的情勢下，你充耳不聞，而去搞個人化寫作。寫你那點風花雪月，淺唱低吟，我認為是失去作家曆史責任的表現……本人的《第一種危險》獲得首屆大紅鷹文學獎，在評獎會上，著名小說評論家李敬澤說，當我們一些小說家還在侈談人文精神的時候，邢軍紀已經寫出了洋溢著人文精神的《第一種危險》，報告文學作家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告訴了我們什麼是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我認為，當下作家還是應該“捉大放小”，就是多關注社會情緒，注意大的情緒，放下自己的小情緒。
形式情緒是指創作主體對一定的藝術材料（比如文學中的句式與語言，美術中的線條與色彩，音樂中的音調與節奏等等）以及材料的結構趨勢的感受相聯係的情緒，是同創作主體對形式因素的感知與想象相聯係的情緒，是主體對描寫對象的審美態度的體驗，是主體對藝術的形式因素的審美態度的體驗。形式情緒同社會功利不發生直接的關係。一些作家在創作中，在社會性創作情緒的推動下，力圖把自己的政治態度、倫理態度表現出來，呐喊出來，這是一種必要的情緒，但不是完整圓滿的情緒，甚至會發展為極端的偏頗的情緒。而主體此時應該在形式情緒推動下，把審美感受組織起來，把審美感受物化、對象化、達到審美的生動化。二者有機的結合，則是我們需要認真探討的課題。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曾說他早在1936年左右就想寫一部直接或間接地反對極權主義和擁護民主社會主義的書，但是，他尋找類似形式情緒的審美過程竟長達10年。他說：“我在過去10年之中一直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我的出發點總是由於我有一種傾向性，一種對社會不公的強烈意識。我坐下來寫一本書的時候，我並沒有對自己說，‘我要生產一部藝術作品’。我所以寫一部書，是因為我有一個謊言要揭露，我有一個事實要引起大家注意，我最關心的事就是要有一個讓大家聽我說話的機會。但是，如果這不能同時也成為一次審美的活動，我是不會寫一本書的，甚至不會寫一篇雜誌長文。”由此可見，僅有社會性創作情緒而缺失形式情緒，仍然難成佳作。
因此，我們說形式情緒就是審美情緒，是保證創作思維具有審美性質的情緒。在文學創作過程中，它幫助主體保持和強化創作的熱情，對幫助主體保持作品構思的完整、藝術風格的統一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再說情感。有句話說文學是情感的事業，這就是說，情感對作家來說至關重要。高爾基說：“感情豐富是達到順利寫作的最好手段。”王蒙說寫小說“最大的竅門就是對生活的愛”。托爾斯泰也說：“誰會愛，誰就有才華。”感情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於它和思想緊密相連。感情一方麵吸收生活，一方麵會將生活化為具體可感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濃烈沉鬱的情感常常伴隨深邃深刻的認識。“藝術家個性鮮明的感情和生活的主要特征彙合時不是隨意性的，是經過理性檢驗的。純粹的感情活躍不能洞察生活的真理，隻有當作家的睿智和情感相結合時，才有可能對生活作出深邃的概括。”（孫紹振：《文學創作論》，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頁）由此可見，作家思想的花朵是在豐饒的感情原野上綻放的。
情感的作用具體到文章裏，會有“情真意切”這樣的效用。這是小學老師常訓導我們的話。但我們的情感卻難以“真”和“實”。就一些學生來講，大凡得來的情感教育少有切身感受，一些具體事例不是電視上看到的，就是報紙上登載的，而經過媒體的過濾、剪裁、選擇、取舍等流程，這些故事與真實的故事或許會大相徑庭，所以很難看到事實。既事不實，就很難真。如果將這樣的公共情感選用到文章裏，焉能動人？
創作心境
創作心境是一種持續性的、彌散性的情緒狀態，是情緒的澄清和凝結。創作心境同創作情緒一樣，都是創作行為的動力，但二者又存在重要區別。首先是強度不同。與創作情緒相比，創作心境顯得平和而持久，不具備跌宕起伏和明顯的爆發性、衝動性。其次，心境和情緒各自存在的時間長短不同。情緒發生和維持的時間較短，而心境延續的時間較長。因此，創作情緒和創作心境兩者推動和支持創作行為的持續時間也不一樣，激烈的情緒往往是轉瞬即逝，僅能夠支持作家寫成一首短詩；而創作心境則能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的性質和狀態，能夠持續地給長篇作品提供均勻的心理動力。從涉及的範圍來說，心境的指向性沒有情緒那樣明確具體，人的愛和恨的情緒多針對確定的人和事，而愉快和煩悶的心境常常沒有具體的對象，因為心境不是由一個現存的刺激引起的，而是由一種或多種痕跡性刺激引起的。
心境的產生同一定的客觀條件有關，自然環境、人際環境對人的情緒和心境、對人的審美情緒及創作都會發生影響，甚至很大影響。但起決定因素影響的是社會條件和社會環境。比如說創作自由問題，如果沒有寬鬆的創作環境，總是風刀霜劍嚴相逼，或許隻會出岩縫裏的怪樹，很難有大樹參天的奇觀。正像一位老作家所說：我總認為，創作自由一擴大，自然要出現好作品，也自然會出現壞作品；然而，創作自由縮小，壞作品沒有了，好作品也沒有了。
虛靜
“虛靜”一詞，最早出自劉鰓《文心雕龍·神思》第26篇，曰：“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渝五髒，澡雪精神。”這裏所說的“虛”，是對“實”而言，傳統文化中，虛懷若穀為“虛”，反之就要滌除主體心靈中充塞的習俗成見，讓心胸寬廣闊大起來，好容納山川江河，這叫“有容乃大”。所謂“靜”，即情緒的凝結、澄清、理性。外形上很有些冰清玉潔的意思。
從心理學意義上說，虛靜首先可以理解為主體有意識的自我抑製，將某些功利成分屏除到意識範圍之外，為主體所期待的心理活動的發生和展開鋪平道路。
虛靜在當下顯得尤為可貴。有人說當下是個整體浮躁的社會，飄浮是這個社會的本質。人在江湖飄，哪能不浮躁？唯有“飄”才是需要關注的社會美學。於是不少人弄虛玩虛，將虛字實寫，裏邊充塞著利欲榮祿，而靜字反寫者也大有人在，爭字當先，活動為上。但社會的急劇動蕩並不意味作家也必須搞怪力亂神，相反，應該格外關注“虛靜”二字。唯有沉下心來，進人“虛靜”狀態，文學才會有希望。
自由感
自由度和自信心有很大關係。記得莫言說過這樣的話：“我的高密東北鄉是我開創的一個文學的共和國，我就是這個王國的國王。每當我拿起筆，寫我的高密東北鄉的故事時，就飽嚐到了大權在握的幸福，在這片國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風喚雨，我讓誰死誰就死，讓誰活誰就活……”像莫言的這種寫作狀態，我認為就是自由的，也是自信的，試想，他都是國王了，還不自信嗎？這種莫言式的自由和自信，我熟悉的作家似乎都具備。比如閻連科、劉慶邦、朱秀海等等，不過閻連科是寫他的耙褸鄉，那裏既有《黃金洞》又有《情感獄》。而劉慶邦則常常將人們引人地下，朱秀海將人引至海上而已。到了他們掌管的一畝三分地，他們說了算，因此自然得了兒分神氣和仙氣。
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作家要想獲得自由感，必須具備各種能力：生活、知識、語言、思想、情感、技巧等等，但重要的還是心靈自由。古人有“解衣磐礴”之說，說是某皇帝愛丹青，召來眾多畫家人宮作畫，眾人見皇帝老兒在上，皆畏首畏尾，不敢放懷，因此畫作皆拘謹呆滯，難見精神。唯有一人如人無人之境，畫到興致處，竟解衣袒胸不拘禮儀，見畫作果然精彩紛呈，有非凡之象……因而勝出。就當下來說，知識分子最重要的還是獨立思想、自由精神，這是國學大師陳寅惜刻在王國維墓碑上的一句話，如若真做到了這一點，作家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移情說是19世紀西方心理學美學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德國美學家立普司說，所謂移情，就是主體把自己的情感移人或植人到知覺或想象中去，調動意識使二者合而為一。或者說，移情就是主體把自己的知覺或情感外射到對象上去。
科學地認識移情作用，首先應認識到它的雙向性：主體的情緒和心境給對象染上色彩，而對象又加深和強化了主體的某種情緒和心境，如是反複，在主體意識中，對象與情緒、心境會緊密結合，成為藝術思維裏心物交融的過程。當客觀的對象情感化了，主體的情感對象化了，物象和意旨相滲透，藝術形象便由此而生。
從主體情感外射方麵看，人的心境具有彌散性。人的某一精神過程由興奮中心向四周擴散，這種過程會或濃或淡地染上某種特定的情緒色彩。在這種情況下，特別容易發生移情作用。一個人處在歡娛的心境中，就會把快樂的情緒移人知覺對象或想象對象之中；如果處在悲苦的心境中，也會把哀傷的情緒移人知覺對象或想象對象中。
朱光潛先生說，什麼是移情作用？簡單說就是，人在觀察外界事物時，設身處在事物的境地，把原來沒有生命的東西看成有生命的東西，仿佛它也有感覺、思想、情感、意誌和活動。同時，人自己也對事物產生錯覺和影響，就會同事物產生同情和共鳴。
移情有一個必要的前提就是移識（達成共識）。所移之識，不是一般的認識，乃是受到抽象思維製約的藝術想象活動的直接結果。比如蘇東坡的詠梅詩：“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人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把自嘲和不合潮流的思想感情投射到遲開的梅花上，這是源於人們對梅花的共識，比如梅花在冬雪裏開放，因“怕愁貪睡”而誤了開花的時令，暗喻自己不合時宜。把“寒心”“酒暈”人的內心情感和生理特征投射到花開時節和梅花姿態上，使人意會出詩人不羈的人生和獨領風騷不拘一格的情操，可謂意味雋然耐人尋味……這應該是很好地實現了移情作用的經典範例。
想象
作為一種心理動作或過程，想象是指通過對記憶表象的分析、綜合和改造而進行的新形象的創造。它與記憶不同。記憶的要點在重現，想象的重點在改造。想象作為心理動作的成果，是一個組織起來的表象係統。
想象的發生受到個人心理目標的推動，在需要、欲念、願景的誘引下，人們用它補償現實生活對自己的虧欠。普通人用想象彌補生活的不足，作家則用想象訓練自己塑造人物形象和豐富生活細節的能力。
敘事性作品和戲劇作品創作過程中的現象，是藝術想象的典型形態，它包括關於人物的想象和關於情節的想象。在多數情況下，小說和劇本的創作是從有關人物的藝術想象比較清晰時開始的。這一形象很可能在作者心中孕育多年，一旦清晰起來，就標誌著作品將要呱呱落地。小說和劇本還需要情節和細節的想象，這是對作品人物性格發展及命運變化的深化和豐富。當然還有人物之間關係演繹和變化的想象、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想象等等。
想象是大腦的一種機能。想象力的強弱，有的是與生俱來的，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後天有意識的培養和訓練。因為想象是對表象的選擇、改造和重組，所以它需要知覺材料或記憶表象作原料，又需要主體的奇思妙想去改變原有的本來形態。
直覺與靈感
直覺是創作主體在心理過程的某一關鍵時刻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是主體意識和無意識的交接點。在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一切創造活動中，當主體遇到阻隔，膠著於僵局時，由於某一偶然因素的觸發，或主體自覺意識的突起，使某抑製區的神經元得以同興奮中心建立聯係，無意識於是浮現出來與原先的自覺意識產生撞擊，從而瞬間閃出新的思路，這種心理現象就叫直覺。
靈感是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一切創造性活動中出現的高效能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主體伴隨著愉快的情緒體驗和輕快無比的感覺，在較短時間和較少精力獲得平時無法得到的量多質好的創作成果或研究成就。
創作才能
人是有差異的，也是有差別的。作家亦是。所謂差別實際就是能力的差別。什麼叫能力？就是為著實現某種目標所必備的各種心理品質的總和。而具有多種能力的組合者，同時又能高度發展的人，就是極有天賦的人。有的藝術家是天生的，是從娘胎裏帶來的，比如帕瓦羅蒂的金嗓子，幾百年才有一個。有的是後天教化而來的，他必須刻苦訓練和天賦結合才能有所成就。一個學員的素質教育的基本結構有以下幾點：1．德育；2．能力素質教育；3．體育；4．美育；5．勞動技術教育；6．心理教育。由此看出，除了德育教育之外，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能力素質教育，這是我們學員必須麵對的主體教育的中心點。如果說德育教育是前置條件，那麼能力素質教育就是每個學員必須學習的主體內容。能力素質由以下幾個方麵組成：一是要具有紮實的專業基礎知識。二是要具備方法論素質。首先是哲學方法論，然後是科學方法論和專業方法論。三是在注意力、觀察力和思維能力等方麵，形成穩定、成熟、富有個人創見的素質。四是具有交際能力、社交能力、辦事能力、生存能力等等。
如果你具備了以上四種能力，你肯定具備了作家的才能，加上技巧訓練、寫作實踐，你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出色的作家。
祝大家創作成功！謝謝大家！
2001年6月24日
我的文學觀
從本月8日至巧日，本人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放軍作家代表團在參加會議的代表團裏陣容最強大、最整齊，共有68位代表參加，是曆次作代會中最多的一次。會議之前，解放軍作代會和文代會的代表就先期集中，在京西賓館受到總政李繼耐主任的接見，李主任同與會的每一位代表握了手，讓人感覺溫暖。會議開幕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全部出席，胡錦濤同誌在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對中國作家在新時期的表現給予了高度評價，對文學藝術的作用給予了新的定位，提出了建立和諧文化的戰略構想，把文化藝術從原來的從屬地位改變為主體地位，並對廣大藝術工作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使作家藝術家們備受鼓舞。會議期間，溫家寶總理和國務委員唐家漩還分別作了經濟形勢和外交工作的報告。特別是溫總理在開場前，講了他對文學的熱愛，講了他對一些文學前輩的敬重，並說能和他們相識，是他的幸運。溫總理情真意切的講話博得了全場雷鳴般的掌聲。文學在一個大國總理身上發生的故事既是我們的幸事，又是我們的動力。特別是從事文學專業的我們，應該以此為榮。
會上，選舉了中國作協全國委員，選舉了鐵凝為新的作協主席，修改了作協的有關章程，組織學習了胡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的講話等等。大會於14日勝利閉幕。
大會結束後，解放軍作代會、文代會代表又受到了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的接見，徐副主席即席發表講話並與大家合影留念。中午，總政李主任及四總部領導又宴請了大家，中國作協主席鐵凝、黨組書記金炳華、文聯黨組書記胡振民在宴會上發言，祝賀八次文代會、七次作代會圓滿謝幕。
通過這次大會，我有以下兩點感受：
一是一個作家，要以作品說話，更要以人品說話，但不能自說自話。
參加會議的代表，大部分是作家中的佼佼者、成功者，他們事業有成，著作等身，讓人尊敬。我的感受是，凡是讓人尊敬的作家，都是作品立得住的作家，隻有作品立住，作家才能真正立起來。
作家要立住，做人很重要。這就是我說的要以人品說話。文學的道路很長很長，越是往遠處走，人的品性、德性、境界的重要性就顯露出來，這是絕對不可或缺的東西。如果缺少這些，就會出問題，你可能一時走紅，可能一時走運，但絕對不會持久，不會長久，總會曇花一現。
還有就是不要自說自話。現在文壇上盛行自我推銷，不但輕浮，而且自吹，弄得作家們吹的時間多，寫作的時間少。這是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們心自問，自己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答案是肯定有。盡管本人行事低調，但仍有“禁不住”之舉，當引以為戒。
這是第一種感受。
第二種感受是要做一個熱愛文學、獻身文學事業的人，必須經得住誘惑，堅守寂寞。
過去，每次學生畢業離校，我都會囑告他們，首先要學會生活，然後才是文學。因為生存問題都沒有處理好，談何文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是這個問題對一些作家完全不適用。給我的感覺是一些作家的功名心、功利心，適應生活的現實心，味道越來越濃。作家都分成了“廳局級、處科級”，這一來就沒有了“人民級”，文學就會失重，它將會離文學的本質意義越來越遠。我們應該具有一個永久的不舍不棄的姿態，這就是與人民同甘共苦的姿態和與人民息息相通的心靈。
因此，我認為一個作家要經得住各樣的誘惑，要堅守寂寞，要有一個“虛靜”的境界。
虛靜是莊周提出的一種治學態度。莊子認為“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隻有具備了這種心胸，才能涵納萬物，通於大道。為了達到虛靜這樣的境界，莊子提出了“心齋”和“坐忘”這兩個概念。莊子說：“若一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於聽，心之於學。氣者也，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如果人僅僅限於感官知覺或是陷人理智思考，就會陷入生理欲望和多種是非觀念及利害關係的糾纏中，因此他主張“聽之以氣”，這就是心齋。而“坐忘”就是“墮肢體，黑出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同樣也是讓人從生理欲望和利害得失的計較中擺脫出來，從而獲得虛靜的境界。
這似乎是老祖先們為療治文人世代相傳的功名利祿之心的一個偏方，我在這裏說給大家也說給我自己，共勉一回。
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