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獲得途徑：作者本身就是現場目擊者。一切報道都來源於他的親身經曆，就像長江寫的《對麵坐著馬向東》那樣，她零距離觀察馬向東，自然就有特別的發言權。這種親曆包括大量的文字記錄、聲像資料，以及當地的民情風俗天文地理人文材料等等。有不少作家就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創作出不朽的紀實文學作品，比如最近在美國聲名鵲起、被稱之為和卡夫卡相提並論的蘇聯作家伊薩克·巴別爾，他的代表性作品《騎兵軍》與其說是邊緣文體，不如說是小報告文學和特寫集。翻開《騎兵軍》，到處閃爍著巴別爾的文學光焰，請看他描寫的自然景物：
橙黃色的太陽浮遊天際，活像一顆被砍下的頭顱，雲縫中閃 爍著柔和的夕輝，落霞好似一麵麵軍旗，在我們的頭頂獵獵飄拂，在傍晚的涼意中，昨天血戰的腥味和死馬的屍臭滴滴答答落下來。黑下來的茲勃魯契河水聲滔滔，正在將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灘的浪花之結紮緊……在充滿激情的黑森森的天空下，林蔭道正在融化。充滿懸念的玫瑰在黑暗中顫動。蒼宵中燃燒著綠色的閃電。
巴別爾的《騎兵軍》中有36篇文章，寫的幾乎全部是他的親曆。這些作品80％都會在他的日記中找到。有些地名、人名、事件甚至原封不動被寫到了文章裏。正是這些驚人的真實給了他文章思想的光焰，而巴別爾天才的文學性給了《騎兵軍》一對有力的翅膀，使之漂洋過海飛向世界，飛越時空，成為真正的文學經典。
在歐美國家，報告文學的另一種稱謂也叫創造性紀實作品。之所以突出創造性三個字，大概就因了它是諸多文體中最活躍最具發展空間，同時也是最自由、最具先進性的一種文體。在西方報告文學界，運用文學性寫作技巧，建立一種影視劇性的講故事氛圍，已經成為常識：“這些技巧包括現實主義、反諷、押韻、埋伏筆、凸顯人物性格、構思情節、注意語調、使用對話、描述情緒、使用描寫筆法、形象化、運用暗喻、諷刺、運用內心獨白和意識流手法等。盡管在一定程度上，許多報道都使用了這些技巧，但在報告文學中這些技巧被使用的程度更大一些。”④講故事氛圍和講故事技巧一直以為是小說家的事，但在西方，新聞界早就普遍運用了這些技巧。即便是新聞，也要引人人勝，也有一個怎樣講述的方法和技巧問題。反觀我們的報告文學創作，似乎總有人在倡導忽略文學性，這種輕慢的態度致使報告文學真像一堆粗劣的調查報告和文獻資料，它的服務對象似乎不是廣大讀者，而是特意送給有關部門束之高閣或是專門給別的文體提供去粗取精的機會一樣。
這或許是當下報告文學失掉讀者閱讀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
1970年前後，西方報告文學界嚐試過用許多手法創作報告文學。比如美國著名作家、記者亨特·湯普森創作的《拉斯維加斯的恐懼與厭惡》、《肯塔基賽馬正在頹廢墮落》以及湯姆·沃爾夫的《電冷卻器酸性實驗》等，這些報告文學被西方學術界稱之為風格實驗型作品。請看湯姆·沃爾夫用意識流手法創作的《電冷卻器酸性實驗》中的一段：
克賽坐在沙灘旁最新建成的一幢房屋上最上麵的一個小房間裏，這房間一月房租80美金，麵對．墨西哥西海岸佳麗斯克州巴亞爾塔港天藍的班達裏亞海灣，房間旁邊就是葉片翠綠鬆軟的熱帶雨林，那裏皮毛光亮精力充沛的佛佛充滿性欲狂想——克賽坐在這個搖搖擺擺的頂屋小房間裏，胳膊肘放在桌子上，前臂垂直支撐著，手中拿著一個小鏡子，這樣他的前臂和鏡子像大卡車旁邊支撐的後視鏡一樣，他就可以望向窗外，而不被窗外的人們發現。
沃爾夫講述的是一個有些偏執妄想症的作家肯·克賽想象自己躲在墨西哥某處，想象著他在那裏將被人指控擁有毒品而被警察逮捕。這是沃爾夫在克賽和其朋友的書信中知悉他當時的內心獨白和恐懼的心理活動的，並且還有克賽的錄音資料。在對他本人進行極其深入的采訪後才大膽運用意識流手法進行創作的。它與小說的唯一區別是它的題材事件是真實的。這是一種深度采訪的結果，其中包括必須仔細記錄人物的對話，記錄主角的絕大部分細節，包括他的手勢、慣常的動作、聲調語氣、麵部表情、生活習慣、思維方法、日常活動規律、周遭關係、社區情況等相關信息，沃爾夫稱這樣的采訪為“社交性驗屍”。與其說沃爾夫是向文體挑戰，不如說他是向采訪學挑戰。
報告文學這種文體已經實踐了幾個世紀，已經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在歐美國家，報告文學在文學技巧的運用上已經日趨成熟，越來越豐富化和前沿化。而我國的報告文學正在探索和發展中，且不可人為畫地為牢，作繭自縛。筆者認為，在保真存實的前提下，報告文學不妨大膽提升文學含量，兼收並蓄汲取更多的文學手法，使我們的報告文學之花開得更加絢麗多姿。
注釋：
①②③周政保：《非虛構敘述形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9頁、第12頁、第13頁。
④【美〕謝麗爾·吉布斯、湯姆·瓦霍沃：《新聞采寫教程：如何挖掘完美的故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頁。
載《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試論當代中國“非虛構文學”的可能性
摘要： 當下，非虛構文學的浪潮正在悄然興起。特別是今年以來，《人民文學》 多期在顯著位置發表非虛構作品，並開展“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引起了眾多讀者的關注和作家的參與。文學係2005級畢業學員董夏青青的非虛構作品（（膽小人日記》（《人民文學》2010年第4期）就參與其間，並獲得好評。聯想文學係在歐洲與文學界進行學術交流時，得知歐美國家時下最受讀者歡迎、最走紅的文體當數非虛構文學，蠢測我國不久將來或許驟起非虛構文學的大潮。同時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和課堂講授非虛構文學的教學感悟，從報告文學的沉降趨勢說起，對非虛構文學的可能性和文學性進行勘定和評估，並對由此引發的跨文體現象致以禮讚，以期獲得人們的廣泛關注。
關鍵詞：報告文學枯竭論“非虛構文學” 可能性 文學性跨文體寫作
2010年2月以來，《人民文學》以“非虛構”為題，相繼在顯著位置發表此類作品，迄今已經刊發10期，至今仍沒有停止的跡象，非但如此，近日《人民文學》又推出“行動者”的寫作計劃，以吸引更多的作家和作者加人到非虛構文學的行列中。這一切蓋因此類作品刊發以來，立即引來讀者喝彩，一時好評如潮，奪人耳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文學》引領這次“狂飄突發”的還有我係剛剛畢業的學員董夏青青的非虛構作品。
因為關涉到文學係的教學，又因本人有非虛構文學的創作實踐，故特撰此文，以求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和重視即將到來的“非虛構文學”浪潮。
（一）
作為文學係教授，我對非虛構文體的尊敬或者說重視才是晚近兒年的事情。盡管我寫過不少報告文學，但這並不妨礙我輕視它。我講授創作課的時候，在各種文體的安排和課時分配土，非虛構總是排在小說、散文、詩歌之後，而用時量也最少。據我所知，在全國範圍內，像我這種後娘式的文科教授不少，這種文體歧視的現象在大學裏普遍存在。2004年以來，本人曾有機會和歐洲文學界進行學術交流和文學方麵的探討，他們對非虛構文學的重視讓人吃驚。奧地利作家協會主席海澤內格教授就說，當下歐洲文學界或者說社會土最走紅最受歡迎的文體是非虛構文學作品，如果要給這些文體排序的話，第一是非虛構文學，第二是詩歌，第三才是小說……而電影藝術則排在最後。他說就傳達人類情感來說，電影是人工合成的情感，其中有諸多科技手段構成，不足為憑，而電視劇則不在藝術的範疇。海澤內格教授對中國文學的現狀有所了解，他對一個曾產生過《史記》這樣非虛構文學經典的國度對非虛構文學這樣淡漠的狀況非常驚詫和困惑。關於歐美國家對非虛構文學的重視和鍾愛，需要從後工業時代背景和後現代主義語境中去尋找原因。但我們報告文學凋零的現狀，也應該查找一番它式微的因由。因此，當我聽到一些對當下報告文學批評的聲音，從內心感受來講，真有難與君說的複雜況味。
當代文學趨勢似乎是各種文體生命普遍受懷疑的年代。我注意到最早受到懷疑的是詩歌和一散文，接著是小說。小說家族的死亡是先從先鋒小說宣布的。在格非的文本中，他曾經這樣說過：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實驗小說作為一個象征性的存在，實際上已經終結。①我記得邱華棟也對中國先鋒小說采取了否定的態度，而馬原幹脆說“小說已死”②。繼詩歌、散文、小說之後，我又聽到了李敬澤先生對報告文學的判斷，他說，中國的報告文學正麵臨“枯竭”，雖然沒有說馬上死亡，大概離死亡也就是一步之遙了。③
記得聽到這個判斷之後，適逢全軍創作研討班在軍藝舉辦，我在一次會上談了如下觀感：
“看完李文，我倒一點也不憤慨。這並不是本人和李敬澤先生相熟的緣故。我對他的敬意是，一個研究小說的評論家，不遠萬裏，隔山越嶺來談報告文學，這本身就是文壇上的國際主義精神，也是一種文體關懷的表現。二是他提出的關於文體倫理關係的一些理論，就多少有些‘剩餘價值’的意思。它告訴我們，對於小說研究者來說，他們的理論如汗牛充棟，他們研究之餘，把一些漲出來的理論拿到報告文學的門前隨便一亮，就會讓我們研究很長時間。對‘於小說批評家來說，他們的理論是極大豐富化、係統化和深人化的，小說的邊界和區域，也是清晰化的。而對報告文學來說，理論是相當貧乏的，域內是荒漠化的，邊界是沒有勘定的，一切是模糊化的。人家研究小說的批評家信手一指的症結，至少迄今為止，本人沒有發現有哪個報告文學理論家能說出個子醜寅卯來。”
報告文學枯竭的原因還有許多，比如隻有宏大敘事、英雄典型，而不見凡人小事平民百姓；隻有歌頌沒有歌哭；隻見曆史必然，不見曆史偶然等等，作為以寫實寫真見長的文體已經喪失了它的文體優勢。而更重要的是，作為一門敘事藝術，多年來它幾乎就沒有創新的欲望，樣式是那樣單一，麵貌是那樣老舊，語言是那樣蒼白……這些問題糾結一起，說它“枯竭”我認為一點也不過分。
（二）
這就轉到了對非虛構文學的探討上。
“非虛構文學”這個稱謂是晚近兒年才逐漸叫響的。對我們這些報告文學作家來說，這似乎麵臨著一次新的命名，感覺上怪怪的，就像部隊麵臨著精簡整編，老部隊的番一號不能用了，要用新的番號，就不太習慣。比如，過去搞報告文學的可以叫“報告文學作家”，倘若現在稱“非虛構作家”，就會讓人匪夷所思，摸不著頭腦。但是，如果從字麵上來理解，從包容性和寬容度上講，它又解決了“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的門戶之見，把兩者合二為一，很從容、很巧妙地將兩種文體戮合，從這個意義上講，“非虛構文學”似乎又像是重新開啟了一個時代，使這個領域更加遼遠和豐饒。
而過去的報告文學，給我的印象更多的是“不能性”。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當代，報告文學越發達，關於“真”與“假”的討論就越熱烈。
“真實性”問題似乎是報告文學這個宗教的“原罪”，它從娘胎裏出生就帶著這個印記，如今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仍然不可解。爭論者固然可以喋喋不休，但旁觀者卻大惑不解：難道報告文學就沒有別的可談？一長此以往，怎樣體現一種文體的理論深度？從我個人創作實踐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多年來占領著這個文體的理論與科研的空間，極大的阻礙了這個文體的發展和進步。
對於車轉轆話題、無限循環往複話題，以及史前期話題的頻頻出現，說明我們報告文學理論的匾乏和膚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能不能也搞它個“不爭論”政策，因為就文體特征而言，一提報告文學，它的前提就應該是真人真事，這是不言而喻的，真正應該探討的倒是報告文學的詩學和藝術特征部分。
就我所知，就報告文學而言，西方報告文學界更多的是追尋它的可能性。
非虛構文學的提出，似乎是對報告文學的報告性的一次疏離和剝離，就像多級火箭那樣，卸下沉重的部分，它才能輕裝上陣，才會越飛越高。
因為報告性包含著新聞性和真實性，這是最富爭議的部分，疏離並不是完全舍棄，而是技術性的回避，或者說是有意淡化，雖然還有報告的元素，但已不再加以強調。我曾經這樣概括報告文學創作：如果說小說是虛構的藝術，那麼報告文學就是寫實的藝術。我覺得非虛構文學更能體現“寫實藝術”這一點。
為了報告文學的“真實性”，而將“文學性”放在一邊；有的人甚至把報告文學的文學性看成是報告文學創作墮落的表現。我認為，“真實”雖然是報告文學的生命，但文學性卻是報告文學的靈魂。生命如果沒有靈魂，就是僵屍，最多不過是行屍走肉。
報告文學如果失去了文學性，無疑與新聞、調查就沒有什麼區別了。事實上，即使是新聞稿，好的，也是需要文學性的。文學賦予報告文學的是靈性，也可以說，文學是使已死的事件與有限的事實複活的靈丹妙藥。比如美國普利策新聞獎的有些獲獎新聞，比我們的文學還文學。
茅盾先生在1937年2月寫過一篇《關於“報告文學”》的文章，茅盾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報告文學“必須具備小說所有的藝術上的條件——人物刻畫”的觀點，這是對報告文學的“文學性”經典的論述。當然，在創作的實踐中，除了人物刻畫的文學性外，報告文學的文學性還遠不止此，比如，文學化語言、文學化結構、非線性的敘述，等等。我們翻閱一下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如報告文學大師、捷克作家基希的報告文學《天堂美國》、《秘密的中國》，如夏衍的（（包身工》，蕭乾的《流民圖》，等等，這些作品大都是在“文學性”上下了工夫。特別是新時期以後，如徐遲等優秀的作家幾乎都在自覺地把報告文學的文學性純熟地運用在自己的作品中，使他們的作品好看，有深度，優美。
（三）
對於非虛構文學或報告文學，西方文學界將其稱之為“創造性紀實作品”④。西方報告文學家運用多種文學手法創作他們的作品，“即使在小說寫作中也會被認為是實驗性方法，它與小說唯一區別是它的題材事件是真的”。閱讀國外的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你會模糊文體之間的界限，如果不標明作品的文體樣式，你很難弄清它是小說還是紀實文學。比如巴別爾的（（騎兵軍》，剛出版時，出版社在第一次研討會上對它的命名是“特寫”和“報告文學”，後來才把它稱之為小說。但如果比對一下巴別爾的日記，你就會發現巴別爾的每個短篇都有相應的生活記錄，可以說真有其人，實有其事，其工作流程與報告文學作家創作毫無二致。這種跨文體現象同樣出現在我的創作實踐中。去年春節期間我寫了一個短篇小說《我的疾病心靈史》，寫完給了邱華棟，實際上，我是想讓他評估一下這是不是小說。因為這是根據一個真人真事撰寫而成的。我原來在鄭州炮院的戰友陳某，現在是國家機關的一名幹部，他去哈爾濱出差時突發腦梗阻，在長達數十天的昏迷中，他像被扔進布魯斯河中的俄耳甫斯，用他的頭顱和七弦琴繼續歌唱，也就是說他一分鍾也沒有停止過思想，於是他擬想出許多離奇的情節，比如被女兒出賣、他自己參加自己的葬禮、變性手術、病房中的戀愛、被賣到烏克蘭等等。當我把它寫出來之後，我發現我有很多新的發現，但同時我又發現，我很難將他歸類：這就是，有時你看它是十足的小說，而有時又認為它是百分百的非虛構文學作品……
我還閱讀過兩部西方的非虛構類作品《八月炮火》和《高危地帶》。這兩部作品的共同點都是用小說筆法創作真實事件，因為文字優美描寫生動而被讀者當做小說去閱讀。《八月炮火》的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是一位傳奇人物，她本是“一個50歲的家庭主婦，3個孩子的母親，以及紐約的一個著名醫生的太太”，她雖然畢業於哈佛大學女子學院，但其論文卻得了“了無特色”的評價。誰知就是這個各方麵似乎還沒準備好的母親型作家，卻寫出了美國文學界“最好的曆史作品”。當時的肯尼迪總統特別訂了一本送給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為了表彰塔奇曼在敘事風格上的傑出貢獻，美國普利策獎委員會打破“禁止頒發曆史類獎項給主題與美國無關的著作”這條限令，挖空心思找到一個名目，頒給塔奇曼一個獎叫“總體非文學類獎”。美國評論界稱讚《八月炮火》之所以成功，是因其“細節豐富、描述生動”，“以散文敘事風格寫作，文字剔透、清晰、慧黯、練達詼諧”，“描述1914年8月戰事手法懸疑性十足”。⑤總而言之，塔奇曼創造了非虛構類作品新的曆史。塔奇曼也不諱言她是怎樣用文學手法去描寫這段曆史的，她說：“我對寫作藝術的興趣與對曆史的興趣不相上下……文字發出的聲音與其代表意義之間的互動深深令我著迷。”⑥她認為精準典雅的文字是賦予曆史美妙聲音的樂器，讀者打開書後會一頁頁翻下去，這就是她寫作的最大目標。
而《高危地帶》雖然被《紐約時報》評為非虛構類暢銷書第一名，但卻被另一些報刊評論為“一部快節奏的引人人勝的醫學驚險小說”，“一本引人入勝的紀實性驚險小說”。而實際上它卻是地道的美國版的報告文學：“故事是真實的，人物也是真實的。”作者在談到他在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動這樣的小說筆法時說：“這種心理描述基於我對當事者的采訪，其間他們回憶起當時的想法。”“我嚐試著看透人們麵容而窺視他們的心靈、傾聽他們的語言，從而進人他們的生活，其結果是我無法想象的。”⑦
這些非虛構文學作家給我們追尋非虛構文學的可能性提供了很好的範例，他們的作品給我們以無邊際的豐富想象，不管是文學含量還是學術含量，非虛構文學都站在高處，在陡峭的峰巒之上，非虛構文學享受著別的文學樣式欣賞和羨慕的目光。
諸種現象和諸多因由，標誌著我們實際上已經進人了文學或者說非虛構文學的一個新的曆史時期。這就是美國著名後現代理論家貝斯特和凱爾納所說的“後現代轉向”時期：“我們把這個社會生活、藝術、科學、哲學與理論方麵的劇烈變化稱之為‘後現代轉向’，並認為我們正進人一個位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新的和基本上是無知的領地。”在這樣一個轉向期，我們的“有知”常常會變得“無知”，我們對文學的理解由原來的清晰會變得模糊，原來十分確切的文體界限將被打破，一切都變得混沌一片，各種文體的邊界都需要重新勘定。在這樣的情勢下，非虛構文學很可能獲得搶占先機的優勢，它從報告文學、紀實文學中獲得再生，從中國悠久的非虛構敘事文學的沃土中汲取營養，一定會顯示出這個文體的獨特優勢，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覽眾山小”的盛況。
注釋：
①格非：《塞壬的歌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7s頁。
②馬原：《閱讀大師》，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原文為“小說正像瀕危動物種群一樣，一步一步走向最後的毀滅”。
③李敬澤：《報告文學在遺忘中老去並且枯竭》，載《文學自由談》，2003年第5期。
④「美〕謝麗爾·吉布斯、湯姆·瓦霍沃：《新聞采寫教程：如何挖掘完美的故事》，婦匕清江、劉肇熙譯，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頁。
⑤⑥「美〕 巴巴拉·W．塔奇曼：《八月炮火》，萬裏新譯，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第5頁。
⑦【美〕理查德·普萊斯頓：《高危地帶》，吳飛、高紅梅譯，重慶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載《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
鄉土背景下的非虛構文學
說實在的，在外漂泊的人是不常提“鄉土”二字的。對於這些人來說，鄉土是他們隱秘的心事，不是月圓之時風高放火的時候，不會與外人道的。另一個原因，我們文字意義上的“鄉土”，更多時候是被親人所取代，老爹老娘，七叔八嬸九姑十姨，活著的或死去的等等，它牽扯著“鄉土”的注意力，使我們很少認真審視這個字眼。當“鄉土”二字真的閃爍起來的時候，肯定有大事發生，比如這次中原作家論壇，據說題目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堅守與突破”，一提到全球化，條件反射一般，讓我們立時想起自己的落腳點，“鄉土”的輪廓便浮現出來。還由於這些年來，本人林林總總，竟有10多部長篇報告文學出自鄉土背景，故萌生出《鄉土背景下的非虛構文學》這篇文章的主旨來。
一、以《黃河大決口》為例：學會麵對苦難
不知道有沒有人留心過，如果以20世紀為限，在世界範圍內，一次性死亡89萬人的生命，中國的花園口決堤事件當數世界第一。關於這次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曆史百科全書》第845頁是這樣記述的：“日本人想在1938年鞏固他們在中國的勝利。華中日軍企圖和匕方日軍會合，幾乎包圍了李宗仁將軍的部隊。後者隻是在破壞了開封市附近的黃河大堤之後才得以逃脫。這一行動阻止了日木人，但是幾百萬農民在決堤的洪水中喪生。侵略軍由南京溯江直上，於1938年10月到達漢口。中國政府被迫再次逃往四川重慶，在那裏一直待到戰爭結束……”除了滅頂之災外，此次決口受災麵積也是世所罕見，它包括河南、安徽、山東、江蘇等地。而由此曆史事件引發的山川易形河水改道的物態巨變及民族精神的淘洗和張揚更讓人銘心不忘。特別是麵對曠世悲劇，中原人的堅韌和不屈，負重遠行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識和開拓意識，成為穿越戰爭時空的一道記憶頑強留存下來，也成為民族精神範式中一個獨特的版本。李佩甫先生談起我們身邊的黃河時曾說：“山東人都是闖關東，河南人怎麼老是走西口呢？歸根結底就是逃荒。河南人為什麼逃荒？第一個原因就是黃河，河南人為什麼往西走？就是逃水的。當年黃河是中原的害河，年年改道，年年一淹，把老百姓弄得有個鍋都掛在樹上，就沒法生存，所以連年逃荒要飯。”所謂走西口，實際上就是中原人求存圖強開枝散葉的生命意識和自強不息的英雄意識。《黃河大決口》不僅僅是一道傷疤，有時它也像是掛在河南人胸膛上的一枚勳章。
學會麵對苦難，這是我寫完《黃河大決口》後的最大收獲。
二、以《商戰在鄭州》為例：敢為天下先
20世紀90年代初，鄭州又一下子令世人矚目，這就是著名的鄭州商戰。這場沒有硝煙的商戰打得昏天黑地，打得日月無光，吸引了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消費者以及海內外許多人士的關注。在鄧小平視察南方之前，鄭州商戰成了中國內陸腹地報春的一枝紅梅，顯示了內陸城市推進市場經濟的氣勢和信心。
至今有許多經濟學家和商界學者仍不明白：為於十麼市場經濟的第一槍會在鄭州打響？上帝為什麼沒有選中北京、上海、天津，沒有選中武漢、沈陽、哈爾濱這些商業基礎比較好的城市，而偏偏選中名不見經傳的鄭州？現在我們明白了，早在3500年以前，這裏就是商王朝的第一個都城——敖都，最早的商人就誕生於此。鄭州人沾了先人郡望的靈氣，因此才敢為天下先。那時的鄭州六大商場——鄭州百貨大樓、商城大廈、華聯商場、紫金山百貨大樓、商業大廈和亞細亞商場，個個威名赫赫，每個商場都是一個傳奇。特別是亞細亞，更是一個商業神話。以亞細亞為代表的鄭州商戰，影響了中國現代化商業的發展曆程，成為中國現代商業發展的裏程碑。至今全國少有超越當年亞細亞的服務水準者。中國現代商業是從亞細亞開始的。
“亞細亞”，一曲中國商業變革的絕唱。
盡管“亞細亞”因四處擴張盲目發展而失敗，但它的商業理念、服務模式以及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都被無數商企沿用和繼承。至今，每當我們流連在北京、上海一些商業巨艦時，就會在它們的細節和神情中看到亞細亞的影子，這就是亞細亞的又一種生命形式。
那時，多少慕名而來參觀亞細亞商場的外地人都說：亞細亞真膽大，鄭州人真敢幹，河南人真中。
寫過了《商戰在鄭州》，我的膽子也似乎大了不少。
三、以（（第一種危險》為例：學會理性思考
1997年8月24日晚9時30分，鄭州市中心金水大道發生一起惡性交通事故，一位警察酒後駕車，將橫穿馬路的父子倆一個當場撞死，一個拖地1500米，嚴重致殘。
這一事件第二天以顯著位置登載在《大河報》上，從而引出了一段震驚全國的中州血案。
這本來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案件，但我們的媒體在處理這件案子時卻采用了非同尋常的手法——
1．采取了連續報道的新聞樣式，並在每篇報道旁邊加編者按，可謂濃墨重彩。
2．故意設置謎團，引來市民競猜。本來報社第二天就知道事主名字，偏偏在第四天才公布其名，製造“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效果，吸引公眾注意。
3．開設讀者評議專欄，以達“眾人拾柴火焰高”之效。
4．引誘高層領導表態，引起“青天仇恨”。
5．引來中央媒體幹預，特別是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做了不實報道後，引起全國觀眾的公憤，國人皆曰肇事者不經審判就可以殺掉。
有了這樣一些外部幹預手段，這起案件就變得撲朔迷離了。我記得李洱曾把我們這個時代稱之為“傳媒的時代”，他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傳媒的時代，這個時代向我們傳達的所有信息看上去都是虛構的，好像都是每天都在發生的。當然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它所提供的所有非虛構的信息裏麵包含著大量的虛構，我們知道媒體的一個最常用的伎倆，就是用一些真實的細節得出一個虛假的結論，但是我們仍然把這個細節看成一個非虛構的細節。”我非常欣賞李洱對傳媒時代的剖析。那個倒黴的張金柱正是掉進了媒體貌似非虛構而實際是虛構的漩渦，因此才招來殺身之禍。
記得我動手寫這個案件時，原是給一個大型文學刊物度身定做的。寫到上部的時候，責任編輯還來電話說，寫得不錯，似可以更大膽些。等下部寫完，他就言語閃爍了。這說明此書傳達的東西已經超出了該刊物的承受能力。時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的陳建功先生聽說後，特意打電話想看看這部書稿。看完後他說，毫無疑問，這是一部有分量有價值的書，但是現在不能發，因為它太尖銳了。他建議以內參的形式用中國作協黨組的名義向中央報告，使中央領導同誌重視作品所反映的這些問題。我沒有同意。3年之後才由《報告文學》雜誌全文發表。
這些話似乎說的是膽量的問題，實際上說的卻是理性問題，因為理性才能使人辨析人微，深人到事物的本質，獲得思想的支點。
《第一種危險》傳達了這樣一個理念：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遭遇這樣一個事實，當你與新聞媒體交惡，或是你“被新聞”，沒有新聞法的主流媒體就有可能將你妖魔化或神聖化。由於傳媒無限度地運用自己的話語權利，形成話語霸權，一個傳媒時代虛構的審判機製就會真實存在。“文革”時，當那些開國元勳身陷圖圖時，他們的“罪惡”主要是靠新聞媒體傳播的，當那些圖片、信件、案卷出現在主流媒體時，許多人都是相信的，盡管它們都是虛構的罪惡。一個看守所的小兵就會由此產生仇恨感，他會忠實執行對一個元帥虐待和歧視的指令。這樣的情狀仍然出現在當下社會裏，隻是它們呈現的麵貌有所不同。
試想，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遭遇非虛構背景下的虛構漩渦尚且不保，我們呢？一個平民百姓生活在這樣一個失去話語權的環境裏，難道不是“第一種危險”嗎？
就危險而言，中國正處於加速轉型期，而因了鄭州特殊的地域關係，它就像中國的十字路口，在這裏上演的節目往往都會引起國人注意，因此這裏既危險又富刺激性和挑戰性。所謂轉型，就是從傳統的封閉落後的農業社會轉到開放市場經濟的工業仁社會和現代社會，而在這個時期，由於人們從原來比較單一的社會分工和單向度的思維觀念一下子轉到多元的社會分工和多向度的價值觀念，而且完全失卻了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就會出現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所說的“失範型狂躁症”。另外，由於社會轉型，這種戰略轉移將會使一些人成為被支配的人，他們會滑向邊緣，成為弱勢群體中的一員，因此他們很容易心理失衡，很容易仇富仇官，再者，貧富差距的加速度拉大也使當下社會充滿仇恨情緒，這些種種因素，如果不加以引導，沒有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完善的媒體機製，就會出現難以預測的危險局麵。
這也是《第一種危險》呼喚的又一種意義。
學會理性思考，這是我寫完該書的一大收獲。
四、以（（風雅大鄭州》為例：文化為王
有句話叫：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去上海，不知道自己錢少；不去海南，不知道自己身體不好……我覺得應該把鄭州的橋段加上：不去鄭州，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底子薄。
鄭州為什麼稱大鄭州？不僅是拉長工業短腿後的工業崛起態勢，不僅是商貿城市的大商業格局，不僅是堪稱城市經典的鄭州新東區，也不僅是鄭沛洛一體化的工業走廊，而重要的是河南和鄭州地區無與倫比的曆史文化資源和文化優勢。
從上古時期，三皇五帝主要是在中原地區活動。伏羲、炎黃二帝、蛋尤、大禹都能在這裏找到他們的足跡。後世的古代十大聖人，大都出在河南。儒聖孔子是河南夏邑人，道聖老子是河南鹿邑人，詩聖杜甫是河南鄭州人，畫聖吳道子是河南禹州人，字聖許慎是河南課河人，醫聖張仲景是河南南陽人，科（學）聖張衡、商聖範蓋是河南南陽人，酒聖杜康是河南洛陽人，兵聖鬼穀子是河南汝州人。據中國考古界的大師級人物宿白先生評價鄭州商城時說：“已有3600餘年曆史的鄭州商城意義重大，它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世界城市發展史上，是一座不可替代的裏程碑。”另一著名學者鄒衡說：“迄今發現，有據可查的‘曆史之最’就是商代中央政權所在的國都鄭州商城，所以，也可以這麼說：中國文明是從鄭州開始的。”據地質學家考證，鄭州的嵩山是2. 5億年前最後形成歐亞大陸時第一塊冒出水麵的陸地，這就是說，第一批從著名的“原始湯”中爬出來的生物或許就是從篙山之巔開始的。莊周曾一記有一則神話，說作為中央天帝的混沌，因為沒有七竅，不能視聽耳聞，就讓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幫他鑿孔，沒想到，卻把混沌鑿死了。這則神話實際上就有中央天帝混沌創世的概念。就像《淮南子》神話故事裏所言：渾冥之中，生出了陰陽二神，開始經營天地，於是陰陽判分；確定了中央，八方位置才有所勘定，這才形成了華夏世界。正因為篙山地區是全中國開發最早的地方，因此曆史文化淵數，上可追溯至8000年的神話傳說時代，繼可確認5000年前出生在新鄭的黃帝時於仁，又可在登封尋找到其後夏代的都城“陽城”，還可以在鄭州尋覓到商代的第一都城放都……也正如此，才有篙山文化圈之說，才有“天地之中”！遺的成功……
山此我們才知道什麼叫“厚重”和“’博大”，也由此知道，為什麼叫“風雅大鄭州”……
寫過了這本書，我才初知“文化為王”的深意。
實際上，這四本書也反映了我對“鄉土”二字的理解，同時也反映出我對寫作的基本態度。我的創作受益於“鄉土”的恩惠，今後我會更加熱愛她。我認為，隻有堅守你腳下這片熱土，把你的根紮得越深越長，我們才‘有可能獲得突破，或者我們可以把它倒過來表述：要想獲得文學上的突破，必須堅守我們的鄉土意一識。
2010年日月在中原作家群論壇上的發言
歌頌式報告文學為何缺乏影響力初探
歌頌式報告文學的興起是中國社會特有的曆史現象。由徐遲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引發的“歌德”式報告文學熱潮曾一度風雲激蕩，成為中國報告文學界獨特的文化景觀。近年來，歌頌式報告文學似乎漸趨式微，如同天邊的一抹雲彩，在蒼白的行色裏，寫滿疲憊與無奈，大有漸行漸遠的情狀。歌頌式報告文學為何從巔峰跌落穀底，為何在讀者群中越來越缺少影響力，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關注。
原因之一：缺少批判性品格
眾所周知，報告文學的文體優勢，就是它的批判性和揭露性品格，這是構成該文體最重要的審美特征。但是，在當下汗牛充棟的歌頌式報告文學作品裏，這一重要的審美特征全然不見，充斥視野的盡是響遏行雲的凱歌行進，其公式就是“好——就是好——就就是好”一類的簡一單圖解。從歌頌式報告文學的開山之作《哥德巴赫猜想》中，雖然對優秀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陳景潤進行了浪漫式的謳歌，但作者並沒有忘記對主人公所處的環境和時世的現實批判，正因為作者捍衛了報告文學文體特征的尊嚴，因此它才獲得人們由衷的喜愛。筆者的《錦州之戀》中，主人公張鳴岐是一位市委書記，他因抗洪搶險而犧牲，但是，從這個百分百的歌頌式報告文學裏，我們同樣解讀出一種宿命般的生命的沉重。在時世艱難的環境裏，懷有理想光芒的人，往往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的人，他們“不是被火燒死，就是被水淹死”。他們是最易受到傷害的人。相信讀者掩卷之後會從中得到非同尋常的感受。因此，主旋律作況：裏，特別需要錚錚鐵骨般的硬度和力度，倘若缺少批判性品格，這樣的作沉：往往會患嚴重的軟骨病：既沒有陽剛之氣，又缺少獨立品格。
基於報告文學的文體特征，國外寫實類文學作品，一般都回避歌頌或讚美方麵的內容，即使有“歌頌式”，也絕非純歌頌，而是充斥著另外的聲音，就像是眾聲喧嘩中的一記提醒，或者是萬籟俱寂中的一聲啼哭，這些美學上的常識同樣適合歌頌式報告文學的創作。
一記得多年以前，一篇《“歌德”與“缺德”》的文章曾引起全社會的注意。現在，“歌”什麼或“缺”什麼依然是個問題。從國際上講，冷戰時期已然過去，冷戰思維早已過時；從國內講，正值和諧社會，多元思想叢生，文化形態多樣，所謂主流意識形態難免會受到社會倫理的方方麵麵的質疑或冷落。因此，建立國家和民族真正意義上自信與榮譽的大廈顯得比任何時候都重要，這正是歌頌式報告文學存在的機緣和理由，同時，也是對歌頌式報告文學最嚴峻的挑戰。
原因之二：缺少獨立思想的能力
報告文學是最能體現知識分子特征的一種文體，這就是它應具有很強的思想性。人的正確思想的發現，不僅僅靠集體行為，還應該充分尊重個體的思想價值。·長期以來，作家把思想的光榮大都讓給了上級和組織，自己充當的隻是“傳令兵”的角色。上級發現了一種思想和觀點，下邊於是就尋找大大小小的例子證明它的卓越，這種不用腦袋而用身體思想的情狀在歌頌式報告文學中占有很大比重。且不說思想在物理世界裏傳遞的損耗與誤差幾率的多少，單說這種思想的不作為，這種思想上的“等”與“靠”，就會導致歌頌式報告文學思想的蒼白和書寫時簡單化圖解的毛病。作家是個體勞動，報告文學是一種創造性極強的文體，如果作家沒有個人思想的麵貌，他的作品的思想隻是眾聲喧嘩，隻是人雲亦雲，那就從根本上失卻了獨立存在的意義。倘若作家在思想上不能表達自己，隻能被表達，所謂創新和突破就是一句空話。
寫小說的都熟悉這句話：寫小說就是寫思想。但研究小說美學的人都知道，有時未必。有的小說是寫一種情緒，有的是寫一種味道或狀態，並不是所有的好小說都必須寫思想。
但報告文學卻完全適用寫思想這句話。小說可以寫一些虛無縹緲的東西，寫意境寫況味寫風花寫雪月。但報告文學就不行。它必須有很強的功利性和規定性。因了這樣的規定性，報告文學作家在鐵肩擔道義方麵，就比小說家少了退路，少了遁詞，同時也少了機巧。你必須就某種事件或某個人物暴露出自己最真實的思想，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虛掩，不能巧飾。評估一部報告文學的優劣，首先要看它有無思想性，還要看有沒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有沒有他個人的獨立思考，有沒有真知灼見。
原因之三：缺失民間評價機製
歌頌式報告文學多是命題作文。從采訪階段的材料收集，到撰寫時的謀篇布局，似乎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背後指使。文章完成，有如工程竣工，驗收者多是政府及主管部門，文章得失，往往不考慮藝術上“畫眉深淺人時無”，而是一味要求歌功頌德：文字按官位大小分發，敘事按領導的意圖描寫，頁碼按政績布局完成。遵從就是深度，聽話就是藝術。不然就很難放行，驗收就不合格。由於種種流弊，致使歌頌式報告文學身陷官場商場風月，身不由己，左右為難。正因為歌頌式報告文學是“顧主”說了算，是純粹的買方市場，僅有官家商家評判得失，他們的審美趣味與民間的審美要求就大相徑庭。往往官方說好的，普通民眾說壞，官方說不人流的，老百姓拍手歡迎。一樣文章，兩樣心情，一種文字，兩種評價。
說到底，缺失民間評判的機製，隻看政府、主管部門和商家的眼色行事，就很難寫出讓人民群眾滿意的作品。
歌頌式報告文學在各類評獎中占有無可比擬的天然優勢，因此，吸引了諸多人逐名而來。在官方的評價坐標上，社會問題類的報告文學總是難以顯示，這給歌頌式報告文學一花獨放導致的唯我獨尊帶來不小的負麵影響。一些人的注意力並不放在深人采訪和挖掘題旨上，並不放在文章的寫作質量上，他們隻知道揣摩上邊的意圖。隻唯上，而不唯下。報告文學這個原本充滿獨立品格和知識分子氣息的文體此時已變得庸俗至極。小說也有歌頌或不歌頌的分野，即使歌頌類小說，因為文體的要求，會寫得委婉和含蓄，即使少了深刻和格調，也還會有語言的美感和意蘊之妙給人賞玩。而一部質量低劣思想蒼白的歌頌式報告文學，往往因直白和粗陋而不忍卒讀，可以說一無是處，它隻能為報告文學這個高貴的文體抹黑，隻會讓別類文體的作家垢之以病，授之以柄，隻會讓讀者大眾分外看不起。
原因之四：缺少曆史文化的厚重感
曆史是一個長度單位，時間刻度是檢驗一篇文章好壞的最為可靠的尺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今人的文學作品是給後人看的。君不見，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而史料顯示，他們所在的當朝，最走紅的或許並不是他們。那些遠比李杜名氣大的人，經過時間的淘洗，光焰可能僅有一丈長。我們不能設想，今天的一些獲獎作品、最為走紅的皇皇巨著僅僅是各領風騷三五年，連10年20年的壽命也沒有。這種活不過當代的現象，應該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歌頌式報告文學通常屬於快餐文化。因多為政績故，常常因人而廢，今天還是“東風夜放花千樹”，明天就或是“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了。這種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政治經濟學”現象，是造成歌頌式報告文學大都短命的一個重要因由。倚馬可待的急就章，還使多數作者忽略對所寫對象進行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而失卻了這樣的內在聯係，所寫對象多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這些表麵光鮮亮麗的花朵，往往頃刻間開放，也在頃刻間消失。
我們說的曆史的厚重，就是作品必須能回答曆史的潔問。比如在政治理論方麵，我們怎樣看待過去隻把辯證法看做客觀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存在著“本體論思維方式”的偏頗等問題；在國際問題上，我們如何評價以往的戰爭？現在曆史檔案已經揭秘，互聯網就像空氣一樣充斥著我們的視聽，我們該怎樣回答讀者的質詢？冷戰思維已然過去，我們該怎樣審視國際爭端和局部戰爭？在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今天，一方麵是為富不仁，一方麵是苦難深重，這是曆史必然還是局部陣痛……有句話叫曆史決定現在，現在決定未來，倘若文章的根須沒有深紮在曆史的沃土，就談不上深度和厚度。
我們說的文化的厚重，就是作品必須要有濃鬱的文化氣息。所寫對象的地域，每每有不同的文化傳承、民情風俗及精神氣質，這正是作家應該著力表現的地方。內在的東西往往不易捕捉，非橫下心來深人挖掘不能得到。因此，歌頌式報告文學若要獲得人們好評，必須要花雙倍的氣力，真正深人下去，走向吾土吾民。
原因之五：缺少形式上的創新
歌頌式報告文學缺少影響力，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由就是缺少形式上的創新。新時期以來，兒十年一種麵貌者當數歌頌式報告文學。除了宏大敘事，除了居高俯瞰，除了言辭華美，別的似無進取。在敘事層麵上，非虛構敘述的倫理、故事、結構、時間與空間藝術研究等等；在語言上，除了以散文語為主的敘事語言之外，是否還融合新聞、網絡、公文語彙等等，都需要進行大膽嚐試，．進行文體試驗。偌大的國家，我們至今沒有一例用意識流和超現實手法來進行非虛構和報告文學創作的。而國外用各種手法和新穎形式創作非虛構作品者比比皆是，因為凡是現實世界存在的東西，從理論上講都是可以進人書寫視野的。
筆者曾經遇到這樣一件事。去年春節，一位戰友來訪，談起他病中軼事，讓我不勝驚訝。戰友轉業後，在一國家機關供職，一次出差到外地，突發腦梗阻，將近一年的時間是在病床上度過的。由於大腦受損，他對外界的感知多半是以幻覺的形式進行的，因此，他對醫院、對家人、對親朋甚至對社會及人生的判斷都與之前大相徑庭，這種偏移使病中的他非常痛苦，鬥爭也異常激烈，人雖然躺在病床上，但自我感覺如當年搞地下工作那樣驚險、緊張、刺激，甚至身心疲憊。這種殘缺的心靈反而使他更敏銳，情感的要求更強烈，看問題更接近本質化。後來，我根據戰友的經曆寫了一篇東西，名曰：我的疾病心靈史。因為它的一切都是按報告文學的標準程序進行的，采訪、口述、人物、事件等等，人有其人，事有其事，但寫出來的東西卻越看越像新小說。類似這樣的題材，報告文學該怎樣對待？是拒絕還是吸納？我們能否大膽嚐試一些新的形式和新的手法，這些句題，都值得我們好好研究。
當然，歌頌式報告文學缺少影響力是一個公共事件，它的原因決不僅在這五個方麵。而歌頌式報告文學作為對社會影響巨大的一種文學門類，對鼓舞人民激勵士氣增強信心曾經起過無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怎樣為它把脈、診治、讓它重新煥發光彩，以嶄新的姿態重回人們的視野，讓它再為時代鼓與呼，應該是每一位從事報告文學創作的作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任務。
2011年7月在中國作協全國報告文學理論研討會上的發言
擔當戰神的繆斯
——軍旅報告文學的曆程
關於軍旅報告文學，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缺乏談主的話題，事實上，至今為止，關於軍旅報告文學需要定義和規範的東西實在太多，以至於，理論滯後與實踐超前的矛盾使圈內的人們也感到尷尬，這其中的罪責除了歸結於軍旅文學理論研究的青黃不接外，大概也得在報告文學實在是年輕上找原因。
報告文學在世界範圍內的出現也隻是在近代的事。1932年1月，《北鬥》雜誌的第二卷第一期發表了由茅盾翻譯的日本作家川口浩的文章《報告文學論》。在這篇文章中，川口浩提出，報告文學“這種文學形式，當然不是從前就有。這，始終是近代的工業社會的產物。印刷發達之後，一切文書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態而傳播，在此，才產生了近代的散文——一般叫做Feuille ton的形式，Reportage（即報告文學）就是這種形式的兄弟”。同時，川口浩指出：“因為機械工業的急劇的發達，和階級鬥爭的尖銳進展，在文學的領域，也和在政治的領域一樣地驅逐了羅曼蒂克的成分。在熔礦爐噴著火焰，兵工廠生產著最精巧的殺人機器的現在，什麼星啦紫羅蘭啦的故事，已經變成了時代落伍的作品，要靠文字吃飯的人們，無論如何也非應順新聞雜誌的勢力不可。”
顯然，川口浩的觀點代表了歐美許多作家理論家的看法，如法國學者皮埃爾·梅林認為“左拉是近代報告文學的創始者”（皮埃爾·梅林：《報告文學論》），美國記者沃爾特·李普曼認為“報告文學始於裏德”（裏德是與左拉同時代的人）。
當然，對於報告文學的起源也有人提出過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看法的主要是著名作家劉白羽。劉白羽在1959年提出，報告文學“自古以來就在中國文學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全部文學寶庫中的瑰寶，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特寫’是從國外傳來的。其實，‘報告文學’、‘特寫’，不過是後來加的名稱，至於這種文學樣式，自古以來就在大量發展著，諸如《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以及後來陶淵明、杜牧、柳宗元、蘇東坡，更不知寫了多少好的‘報告文學’‘特寫”’。
支持劉白羽這一觀點的人是一個叫張海珊的理論研究者。但是，就報告文學的實際發展狀況來看，劉白羽和張海珊的觀點實在是有些牽強。
在把報告文學的產生劃定在近代之後，我們就可以考問軍旅報告文學的概念了。可以肯定，軍旅報告文學是整個報告文學中的一員，而且，至今為止，對把“軍旅”這樣一個概念從整個“報告文學”中剝離出來是否合適，作為一個特定的概念使用是否妥當，有些人在表示懷疑。我們認為，這種懷疑顯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軍旅”這一概念，僅僅是從作品內容上劃分出來的，就因為此報告文學作品反映的是“軍旅”內容，所以才把此報告文學劃定為軍旅報告文學。有人說，那麼如果彼報告文學作品寫的是農民，或者寫的是工人，是否也就相應的稱其為“農民報告文學”、“工人報告文學”呢？
但是，事實上，我們已經形成了“軍旅報告文學”這樣一個概念，那我們便可以按照這樣一個約定俗成的概念進行我們的論述了。．
在開始我們的論述之前，有一個需要界定的概念，那就是“軍旅報告文學”的範疇，關於這個問題，也是一直在爭論的問題。有人說，既然是軍旅報告文學，那麼報告文學的作者必然是軍人才對，但是，如果按照這樣一個範圍來描述整個軍旅報告文學的發展，那將為我們留下許多遺憾，因為有一些作者，他本身並不是軍人，但是，他寫的一些作品卻與軍人、軍隊有著密切的關係，還有一些作者，特別是和平時期的作者，盡管他是軍人，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內容卻是反映其他領域。這樣，就出現了矛盾：一方麵，許多寫了大量軍旅題材的地方作者，因為不是軍人而得不到關注，而一些軍人作者卻因為是軍人，所以，他的很多不是反映軍旅內容的作品卻被我們重視著。
因此，本文為“軍旅報告文學”劃出的界限是：凡是反映戰爭、軍旅生活的作品，凡是軍人報告文學作家所寫的作品都是“軍旅報告文學”的研究對象。
霸權下的抗爭：初萌時期的軍旅報告文學
一般地說，報告文學產生於近代，而軍旅報告文學的產生卻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認為，“軍旅報告文學”和報告文學是在同時期出現的，因為從報告文學在中國最早產生的作品內容看，最早具有報告文學特征的作品就是反映戰爭的作品。而軍旅報告文學產生之時正是世界的霸權主義者們對中國進行侵略擴張的時期，另一方麵，也正是伴隨著這種軍事的侵略擴張，大量的不同於‘掃國原有文學藝術的各種觀念也湧人，使得這種軍事上的霸權與文化上的霸權同時植入中國文化人的頭腦中。軍旅報告文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
我們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軍旅報告文學是中國報告文學的最早形式。
著名學者曹聚仁在他的《文筆散策》一書中說：“就新聞記事來說，《上海新報》記載太平洋戰爭，《申報》記載台灣生番殺琉球人事件，《時報》記載周有生案，記載大鬧會審公堂案，備具報告文學的條件，大得讀者愛好。”這說明，報告文學在中國的興盛是和中國的反侵略戰爭密切相關的，最早之所以出現報告文學這種新的文學樣式，也正是為了適應反侵略、反霸權的需要。
另一個能夠說明軍旅報告文學是出現在中國最早的報告文學形式的例證是阿英所編的《鴉片戰爭文學集》、《庚子事變文學集》等書中具有報告文學特征的作品兒乎完全是反映戰爭的。而且，阿英還把這些作品劃分為“避難日記”和“戰紀”兩大類，顯然，這兩類都屬於“軍旅”和戰爭的範疇。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作頻，如無名氏的《廣東軍務記》、李福祥的《三元裏打仗日記》、夏燮的《粵民義師記》、無名氏《英夷入粵記略》等等作品無不可以當做早期優秀的軍旅報告文學來讀。
不僅如此，在當時許多登載報告文學的報刊上所登載的作品也大都是具有軍旅報告文學性質的作品，如晚清中國遭受八國聯軍侵略的時候，《中國旬報》就連續登載了《記營口失陷詳情》、《記俄兵陷海城事》、《東三省失守本末記》、《俄兵殘暴確證》等大量的作品來記述外族霸權者的侵略和在侵略下的中國軍民的反抗。
五四運動爆發以後，在新文化大旗下的許多報刊紛紛出現，這就給報告文學的迅速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此時最著名的報刊，如《新青年》、《每周評論》、《勞動音》、《勞動界》、《勞動周報》都在登載報告文學作品，這其中有不少作品都可稱其為“軍旅報告文學”。
隨後，在許多旅歐的著名人士中出現了報道歐洲革命情況的報告文學作品，這中間，有影響的是周恩來寫作的30萬字共計50多篇的《旅歐通信》，周恩來以通信、政論、長篇紀實報告的形式全麵向中國人民介紹了法國革命的情況，是早期我們報告文學的難得佳作。
在20世紀20年代的報告文學創作中對軍旅報告文學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品是瞿秋白的兩部報告文學集：《俄鄉紀程》、《赤都心史》。此後，具有軍旅報告文學性質的作品就更多地出現了，如茅盾《五月三十日的下午》、葉聖陶《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鄭振鐸《街血洗去後》、郭沫若《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等等。
可以看成現代軍旅報告文學第一篇的作品是謝冰瑩於1927年寫的《從軍日記》。1926年，謝冰瑩考入中央軍校第六期女生部，在接受了軍校嚴格的軍事訓練之後，於1927年隨學校參加了北伐戰爭，在部隊中做護理工作。她目睹了整個戰爭的進程，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寫下了《從軍日記》。當時她為了防止日記丟失，就把它寄給了武漢《中央日報》副刊的孫伏園，很快《從軍日記》被一篇篇地發表出來，在文壇上引起了意想不到的轟動，並被譯成英、法、俄、日等文字發表。甚至，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在讀到謝冰瑩的這部作品之後也寫信給謝冰瑩，對她表示讚賞。林語堂在為《從軍日記》所寫的序中說：“……這些《從軍日記》裏找不出‘起承轉合’的文章體例，也沒有吮筆濡墨、慘淡經營的痕跡；我們讀這些文章時，隻看見一位青年女子，身穿軍裝，足著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場上……戎馬佼惚，裝束待發的情景……或是聽見洞庭湖上，笑聲與河流相和應，在遠地軍歌及近旁妍睡的聲中，一位蓬頭垢麵的女子軍，手不停筆，鋒發韻流地寫敘她的感觸。”
然而，“報告文學”一詞卻是在1930年才傳入我國的。1930年，《拓荒者》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上發表了馮憲章翻譯的日本作家川口浩的文章《德國的新興文學》，正式把“報告文學”的概念引人中國。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提出了文藝大眾化的問題，號召作家們於展“工農兵通信運動”o 1930年8月，左聯又發表了《無產階級運動的情勢與我們的任務》通告，號召全體作家到前線去，到農村去，到最底層去，寫出反映現實的作品。“經過種種煽動宣傳的工作創造我們的報告文學（Re-portage）吧！這樣，我們的文學才能夠從少數特權者手中解放出來，真正成為大眾的所有。這樣我們作家的生活才能有切實的改變，我們的作況：內容才能夠充滿了無產階級鬥爭的意識。”
此後，對報告文學的研究與譯介文章多了起來，如《文藝新聞》、《北鬥》、《文學導報》、《文藝》等刊物相繼發表的文章，這其中，比較重要的文章是袁殊在1931年發表的文章《報告文學論》、1932年泊船的《報告文學文學論》、1935年胡風的《關於速寫》、1935年周立波《談談報告》，等等。這時就出現了第一部以“報告文學”名稱出版的文集《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這部書的編者就是阿英。
《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所描述的內容就是1932的淞滬抗戰，這部書共收報告文學28篇6輯：第一輯《兒番大戰》反映的是戰爭進行中，十九路軍在上海郊區奮勇作戰、屢屢打敗敵寇的情況；第二輯《火線以內》說的是戰場上的艱苦情況；第三輯《士兵生活》；第四輯《戰區印象》講戰區內的人民生活情境；第五輯《十字旗下》反映人民自發救助傷員的情況；第六輯《新印象》反映停戰前後的情況。
可以說《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是軍旅報告文學的第一個作品集，它在軍旅報告文學中占有著重要位置。
除《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外，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由《文藝新聞》雜誌社編輯的報告文學集《上海的烽火》。這是一部和《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有同等意義的作品集。此外，沈端先的《兩個不能遺忘的印象》、洪深的《時代下幾個必然的人物》、樓適夷《戰地一日》和《向著暴風雨前進》、翁照恒的《淞滬血戰回憶錄》、白葦的《火線上》和《牆頭三部曲》、戴叔周的《前線通訊》都是非常好的表現戰爭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品。
這一時期軍旅報告文學的主要特點是：
1．這一時期的軍旅報告文學受域外文化的影響而產生，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思想的影響而發展。
2．在內容上描述侵略戰爭過程的多於描述反侵略戰爭過程的；對過程的描述多於對人物的表現。
3．由於對於報告文學這種形式的把握還不夠熟練，使得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從文體上看，存在著初創時期的稚嫩。
赤色話語的訴說：蘇區及反映紅軍長征的軍旅報告文學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軍旅報告文學現象就是蘇區的報告文學。1933年4月2日在蘇區的著名刊物《紅色中華》上編者寫道：“編者和通訊員與讀者同誌們：從63期起，本報所載‘從火線上來’與‘在田園裏’的通訊文字，是極好的中國國內戰爭生活的報告文學。這是目前我們所需要的工農大眾文藝的作品，我們希望，在火線上的赤色戰士，以及在各個戰線上為爭取革命戰爭全部勝利而鬥爭的同誌們，更踴躍的把自己所經過的鬥爭生活，隨時做成通訊文字寄給我們發表——我們就是這樣創造中國工農大眾文藝的報告文學。”
在這樣的號召之下，蘇區的軍旅報告文學飛速地發展起來，盡管這一時期的作品由於受到了物質條件的限製，不得不以短小的形式出現，由於受當時思想和作者文化程度的限製作品在內容和質量上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但是，正是在這樣大規模的提倡中，蘇區的軍旅報告文學大量地出現了，並且還產生了不少優秀作品。
這些優秀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大都是出自於戰鬥在前線上的將士之手，如張愛萍的《蘇區兒童團第一次大檢閱》、徐夢秋的《熱烈戰鬥的祝捷大會》、王首道的《出動中的紅軍》等等，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描述了紅軍的戰鬥生活，它所起到的作用不僅僅是向蘇區人民報告戰場上的動態，而且，還起到了鼓舞戰士的鬥誌，記載戰鬥曆史的作用，因為大多出自將士們的手中，所以讀起來，真切感人。
除此之外，陸定一主編的《青年實話》、鄧小平主編的《紅星報》、方誌敏主編的《工農報》、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色戰士》、湘鄂西根據地的《紅旗日報》等等也都大量地登載了軍旅報告文學作品，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些作品對鞏固根據地，推動革命形式的發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在紅色政權的領導下，軍旅報告文學更加活躍地展開了。1936年11月，由紅軍總政治部發起組織了著名的《紅軍故事》叢書的征文活動，征集來的作品在由《紅色中華》改名後的刊物《新中華報》上刊載。通過這次大規模的征文活動，許多優秀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被推出，如雨田的《彭軍團長炮轟大來坪》、尊心的《渡金沙江》、鍾蛟騰的（（關旗》。
在這些敘述赤色政權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中，比較重要的有紅軍將領方誌敏的《清貧》、《死》、《獄中紀實》，國統區的幽穀所寫的《紅軍二萬五千裏西行記》，以及陳雲等人向國外介紹紅軍長征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
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了具有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後，便派陳雲前往莫斯科向第三國際彙報遵義會議的情況。陳雲就是在這次歐洲之行中寫出了三萬字的記敘紅軍長征曆程的優秀軍旅報告文學《隨軍西行見聞錄》。在這部作品中，陳雲全麵地敘述了紅軍長征的原因、所麵臨的形勢、紅軍長征的行軍路線、打過的重要戰役、發生的重要事件、紅軍所經受的難以想象的困苦和紅軍官兵為克服種種險惡的條件所做出的努力等等。作品中還有重點地描述了紅軍與少數民族的交往，並對重要的紅軍將領進行了重點描寫。這是一部在軍旅報告文學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作品，它甚至比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還早一年出現。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前，軍旅報告文學的陣營裏還出現了宋之的的《1936年春在太原》這樣一篇極為成熟而優秀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全文盡管隻有5000多字，但它創造性地采用了直接引用新聞、傳聞等原始材料的方式，以真實的材料為依托，深人地揭露了山西軍閥閻錫山的反動統治，為後來的報告文學的創作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在這一時期值得我們一記住的報告文學作家還有著名記者範長江。範長江從1935年起以《大公報》記者的身份開始了不同尋常的采訪道路，他說他開始這一次帶有極大的冒險意味的旅行采訪有兩個目的，一是通過采訪來研究紅軍北上後中國的動向，二是了解事實已經成為中國大後方的西北的曆史和現狀。他的所有采訪記編輯成了《中國的西北角》一書，這是又一部比斯諾《西行漫記》‘的中譯本還早的反映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勝利消息、真實描述陝北抗日根據地的佳作。（（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一出現，立即引起轟動，成為與《西行漫記》一樣重要的名著。
1936年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由毛澤東和當時的紅軍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名向各部隊發出了《紅軍長征記》的征稿啟事，這篇征稿啟事說：“現有極好的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必須出版關於長征記載。為此特發起編製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並動員與組織師團幹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曆的戰鬥、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段，於9月5日前彙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
在這篇征稿啟事發出之後，各部隊反應熱烈，紛紛動筆寫出了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感。後來由丁玲、成仿吾負責從中選取了110篇，並進行了認真的編輯整理，於1942年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分上下兩冊出版。這部作品是對紅軍長征的最好、最真實的記錄，也是軍旅報告文學的重要篇章。
烽煙擦拭的神色：抗戰時期的軍旅報告文學
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軍旅報告文學更是呈現出一派繁盛的景象。顯然，這一時期報告文學的大繁榮是與杭日戰爭的現實密不可分的。戰爭燃起了整個民族的熱情，戰爭也刺激了作家們的創作激情。他們紛紛拿起筆來，以報告文學這種最能真實地反映現實的文學樣式參加到了抗戰的現實中來。
以群在他的《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中說：“作家底（的）生活隨著現實的激變而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他們感受著紛繁複雜的生活印象和經驗，激起了熾烈的熱情，這熾烈的熱情和豐富的生活印象，逼著他們選取最直接而單純的形式，迅速而敏捷地記錄出生活的事實！並企圖使這種一記錄直接地影響社會的改革，發生社會的效果，而報告就是最適合於完成這種任務的文學形式。這是抗戰以後，報告文學特別發達的一個基本原因。”
的確，戰爭給作家們提供了一個無限豐富的生活內容。他們如饑似渴地投人進去，必然會產生一大批好的作品，並由此引發報告文學的興盛。而當時熱切關注著杭戰現實的讀者們，由於他們不可能從其他的媒體中獲取更真實而又詳盡的情況，所以，他們的一切關於戰爭細節的情況都是從這批真實一記錄戰爭的軍旅報告文學中獲取的。
同樣，由於全國人民對報告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其他的文學樣式就在這一時期顯得不那麼十分突出了，再加上文壇上對報告文學這種形式的極大推崇，使得報告文學成了當時文學創作的主流，因而，在這一時期也就產生了許多優秀的作況：。
這一時期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由於報告文學作品的大量出現，探寸報告文學的理論文章出現了不少，比較有影響的有1937年茅盾在《中流》第一卷第十一期上發表的《關於報告文學》，1938年茅盾在《文藝陣地》上關於報告文學的闡述，1938年以群在《文藝陣地》上發表的《關於抗戰文藝活動》，以及以群在1943年寫的《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等等。令人高興的是，這一時期專門講述軍旅報告文學寫作的文章也出現了，那就是孫犁於1942年春天所寫的《區村和連隊文學寫作課本》。在這本書裏，孫犁以通俗的語言講述了報告文學和其他文學樣式的寫作，對提高戰士們的寫作水平有著極大的幫助。
能夠說明這一時期軍旅報告文學大繁榮的是，大批作家都加人到報告文學的寫作行列中來了，這裏有熟悉報告文學的文體，也曾寫過報告文學的作家，茅盾、丁玲、謝冰瑩、樓適夷、範長江、蕭乾、碧野、周立波、陳荒煤、王統照、劉白羽等等，同時，也有從前並未寫過報告文學，對這種文體不熟悉，而後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加人到報告文學寫作行列中的作家們，如巴金、老舍、鬱達夫、駱賓基、羅烽、孫犁、丘東平、何其芳、曹聚仁等等。同時，許多將士們也拿起了筆，利用戰爭的間隔寫出了有真情實感的報告文學作品。這些都大大地豐富了這一時期軍旅報告文學的創作。
這一時期與前一時期有所不同的是，由於出版條件的改善，出現了許多長篇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集和單部作品，如1937年9月上海烽火出版社出版了《烽火小叢書》、大時代出版社出版了《孤軍八百》，1938年，上海雜誌公司出版了任大馬的《活躍的膚施》（“膚施”即延安），同年漢口星星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的《前線歸來》o 1938年還出版了以群主編的《戰地生活叢刊》、範長江主編的《抗戰中的中國叢刊》、碧野的報告文學集《太行山邊》、鄭振鐸的（（飛將軍抗戰記》。1939年，民族革命出版社出版了大風、漢章、小波的《從戰鬥中壯大的晉察冀邊區》。
在作品集出現的同時，大量的優秀作品也出現了，如劉白羽和王餘祀的《八路軍七將領》、張慶泰的《東西戰場》、姚雪垠的《戰地書簡》、李輝英的《軍民之間》、曾克的（（在湯陰火線》、石光的《魯北煙塵》和羅烽的《莫雲與韓爾漠少尉》、《西線隨征記》等等都是這一時期難得的佳作。
範長江在抗戰爆發後，以他職業記者的敏感迅速奔赴前線，在硝煙彌漫的戰場出出進進，寫出了許多生動而真實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形成了範長江戰地報告文學係列作品。《盧溝橋畔》、《走向西戰場》、《西線戰場》、（（懷來回憶》、《察南退出記》、《察哈爾的陷落》、《吊大同》等作品就是他這一係列報告的代表作。
曾得到過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讚許的作家丘東平的報告文學創作也十分活躍。丘東平於1938年加人新四軍，此前他還參加過一·二八上海抗戰和熱河抗戰。丘東平的作品所反映的軍旅生活是兩種，一種是反映國民黨軍隊的抗．錢生活，另一部分反映的是新四軍的抗戰生活。丘東平的創作在技巧上有創新，人物性格鮮明。丘東平比較有影響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有許多，較有代表性的是《第七連——記第七連連長丘俊談話》、《我們在刀卜裏打了敗仗——江陽炮台的一員守將方叔洪上校的戰鬥遭遇》、《我認識了這樣的敵人——難民W女士的一段經曆》、《王淩崗的小戰——1938年9月22日獨立支隊戰鬥報告》、《逃出了頑固分子的毒手——特務營政治工作人員錢一清同誌的報告》等。
與丘東平有些相似的駱賓基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也具有代表性。駱賓基也是新四軍的一員，他所寫的軍旅報告文學《我有右胳膊就行》、《救護車裏的血》、《在夜的交通線上》、（（大上海的一日》都是這一時期軍旅報告文學的優秀代表。
碧野在抗戰爆發後的華北參加了遊擊隊的活動，他根據親身參戰的經曆創作的三部軍旅報告文學集《北方的原野》、《太行山邊》、《在北線》，是華北抗日遊擊隊戰鬥生活的真實寫照。
在寫出了軍旅報告文學的第一部之後，謝冰瑩在抗戰爆發後更加活躍在報告文學領域。謝冰瑩在抗戰一爆發就在湖南帶頭成立了“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再次穿起軍裝，奔赴前線，在野戰醫院救護傷員，向百姓宣傳杭日救國的道理。在此期間，謝冰瑩寫出了許多報告文學作品，後來形成了《戰士的手》、《在火線上》、《新從軍日記》、《軍中隨筆》等兒個作品集。
在這一時期產生重要影響的報告文學作家中，何其芳、司馬文森等人的創作也是引人注目的。如何其芳在這一時期寫出了《我歌唱延安》、《老百姓和軍隊》等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此外，《解放日報》、《邊區文化》、《大眾文藝》、《邊區群眾報》、《大眾習作》，特別是《部隊文藝》、《軍政雜誌》、《文藝輕騎兵》、《火線下》、《文藝通訊》等刊物都在這一時期發表了大量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
1939年由毛澤東發起的征集宣傳八路軍、新四軍抗日英雄事跡的活動通過電報發往各部隊政治機關。通知指出，各部隊要積極收集並推薦宣傳戰鬥英雄的通訊報告文學作品，並指定，收集上來的作品要集中在（（軍政雜誌》上發表，由此，帶動了各部隊的報告文學的寫作熱潮。
解放區的軍旅報告文學在眾多的報告文學作品中顯得異常突出，並出現了一些有特色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在這些作．異：中比較有影響的就是那些表現我軍高級將領的作品，許多作家都參與到了為這些將領“畫像”的行列中來。如丁玲1937年創作了《彭德懷速寫》，劉白羽1938年寫出了《八路軍七將領》，1939年陳荒煤寫了（（陳賡將軍印象記》，1940年陳荒煤又寫了《劉伯承將軍會見記》。此後，何其芳寫了《記賀龍將軍》，沙汀也寫了《記賀龍》，1942年鄧拓寫了《聶榮臻在晉察冀》。劉白羽還寫了《記左權同誌》，周立波寫了《徐海東將軍》、《李先念將軍》，周而複也寫過《聶榮臻將軍》，黃既寫了《關向應同誌在病中》。這些作品大都對所敘述對象進行了認真的采訪，而且大部分都是一長期與．錢鬥在前線的將士們生活在一起，所以寫起來，生動形象，可讀性較強。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後，在《講話》精神的鼓舞下，軍旅報告文學的創作更是蓬勃發展起來。在這中間，報告文學的作者們由寫領袖、寫將軍而轉向寫英雄，寫先進人物上。如楊朔以一個係列的規模專門寫英雄的戰士們，這些作品包括《文武雙狀元》、《英雄愛馬》、《張德勝》、《雷神》等等，都從不同側麵反映了英雄的戰士們的生活。李後寫的《宋紀柳》寫的也是一個活躍在敵後戰場的遊擊英雄的事跡。曾克的《女神槍手馮鳳英》寫的是一個女民兵隊長的事跡。劉白羽的《一個戰鬥英雄的傳記》寫的是一個叫曹偉的戰鬥英雄。
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軍旅報告文學創作非常豐富多彩的背後，我們也看到了這一時期報告文學創作的許多問題，而月‘這些問題在當時許多有理性的作家理論家們也早有察覺。這些問題的中心就是報告文學的文學性不夠，有的作品簡直就是生活的流水賬，沒有任何“文學”性可言，有的作者甚至並不了解報告文學是什麼，就拿起了筆在戰鬥的間隙寫出了他們的“報告”。胡風在1937年12月的一篇文章《論戰爭期的一個戰鬥的文藝形式》一文中指出：“然而，就我個人數月來所看到的200多篇幅的‘報告’（發表的或原稿）說來，·卜分之八九是貧弱無力的。為什麼？這並不是由於報告的內容。在我看來，那第一是因為作者墮入了‘平鋪直敘’的定法，不能扼要，沒有重點。”胡風還說：“作者雖然寫了一長篇，但並沒有向我們報告出具體的事象……所有的隻是作者自己對於那事象（作者所要報告的事象）的情緒：或者高喊，或者悲歎。”
十素在《報告的疲乏》文章中也指出了這個時期報告文學所出現的問題，並指出：“比完成報告更大的戰鬥任務，還在於它的藝術性的堅強。”
此外，羅蓀在他的《談報告文學》、曹聚仁在他的《報告文學論》、周行在《新形式一一報告文學的問題》、劉豐在《報告文學與報告文學者》、李廣田在《談報告文學》、魏猛克在《雜文型的報告文學》等等文章中都對這一時期報告文學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看法，並指出了提高報告文學的藝術性和文學性是報告文學當前的首要問題的主張。這一切都對此後的報告文學的創作走向成熟提供了理淪的依據。
凱歌行進：解放戰爭中的軍旅報告文學
可以說，解放戰爭是軍旅報告文學最為發達和繁榮的時期，在以前沒有，在以後也沒有出現過如此空前的盛狀。因為，在解放戰爭時期，描寫戰爭和人民軍隊，幾乎就成了這個H一寸期唯一的報告文學題材了。
在這一軍旅報告文學的大發展中，不僅表現為軍旅報告文學的數量與抗日戰爭時期一樣多，而月，此時的作品比以前更加成熟，在作品和理論兩個方麵獲得了大豐收，並且出現了一批專門寫作軍旅報告文學的作家群落。
能代表這一時期軍旅報告文學創作成就的是華山、劉白羽、韓希梁、曾克、嚴辰、洪林、李普、周立波、馬寒冰、陳祖武、李立、馮牧、黃鋼、楊朔等人。同時還出現了山華東軍區和第三野．錢軍政治部發起的“渡江一日”的大型軍旅報告文學的寫作活動，1949年5月，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政治部還編印了三集在當時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軍旅報告文學集《淮海大戰》。
華山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氣勢磅礴，真實地記載了解放戰爭的進程。華山作為一名隨軍記者，與解放大軍共同前進，寫出了一係列優秀的作品。他的軍旅報告文學的係列包括：《承德撤退》、《風雪中來去》、《鬆花江畔的南國情書》、《勇士們》、《 戰線縱橫》、《踏破遼河千裏雪》、《解放四平街》、《家》、《英雄的一卜月》、《總崩潰》，他的這些作品後來結成了兩部軍旅報告文學集（（光榮屬於勇是》、《英雄的十月》。
劉白羽在解放戰爭中更是一個活躍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當時作為新華社特派軍事一記者，隨解放大軍轉戰南北，參加了許多重大戰役，正是在這些戰役中，他寫出了數量可觀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代表作家。劉白羽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在這一時期僅結集出版的就有1946年的《環東北》、1947年的《英雄的記錄》、1948年的《時代印象》、1949年的《光明照耀著沈陽》和《曆史的暴風雨》。劉白羽的作品充滿了豪情壯誌，他往往是從小處、從細微處著手寫重大的題材，寫來生動，有深度，充滿著理性的思考。
另一個軍旅報告文學作家韓希梁寫我軍炮兵生活的作品也是很有特色，在軍旅報告文學隊伍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韓希梁本身就是華東野戰軍一個炮兵連的政治指導員，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寫炮兵生活的。如他的處女作（（飛兵在沂蒙山上》寫的就是一支炮兵部隊參加孟良固戰役的事跡。此後，韓希梁的《六十八天》比前一篇有了較大的進步，寫的有著濃厚戰鬥氣息的炮兵部隊參加68天的淮海戰役的經過。
曾克，這位女作家，在解放戰爭中也加人到了軍旅報告文學的寫作行列中來了。在此之前她曾寫過《在湯陰火線上》等軍旅報告文學作品。解放戰爭爆發後，曾克隨著解放大軍參加了許多戰役，寫出了優秀的軍旅報告文學集《挺進大別山》。這部作品分6組，若幹篇，全麵地記述了解放大軍千裏挺進大別山的戰鬥過程。
此外，嚴辰在1949年寫的《在城郊前哨》、洪林的《一支送糧隊》、李普的《漫畫孫殿英》，以及周立波的《南下記》、馬寒冰的《南征散記》、陳祖武的《八麵山中》、李立的《四十八天》、馮牧的《新戰士時來亮》和（衝破紫荊關》、黃鋼的《東北戰場上的一盤棋局》、楊朔的《前進，鋼鐵的大軍》等等作品都是這一時期優秀的軍旅報告文學的代表，限於篇幅在這裏就不詳細介紹了。
保家衛國：新中國成立後禦外戰爭中的報告文學
軍旅報告文學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達到了它的鼎盛和輝煌之後，就開始出現了較大的波動。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軍旅報告文學創作中，它始終在尋找著自己的位置，正因為這種尋找，使這一文學樣式經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驗。
當然，軍旅報告文學是從戰爭中產生並發展壯大起來的，隻要有戰爭，這種文學樣式就必然有它的用武之地，但是，當戰爭結束，人民加人到火熱的建設中去的時候，軍旅報告文學還能像戰爭年代那樣興盛嗎？
當共和國的五星紅旗飄揚在蔚藍的天空沒有多久，英雄的人民軍隊就又拿起了槍，投人到了熱火朝天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去了。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初期，軍旅報告文學還是有著豐富的收獲的。
共和國成立之後才8個月，美國就人侵朝鮮，而且．戰火越來越逼近年輕的共和國邊境，同年，為了保衛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於10月份組成了中國人民誌願軍，趕赴朝鮮戰場，支援朝鮮人民的正義戰爭，保衛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隨著人朝大軍，一批批作家、藝術家也紛紛進人朝鮮，來表現英雄的部隊。這些作家、藝術家在朝鮮戰場上寫下了許多優秀軍旅報告文學作品，後來出版的三卷本的（（朝鮮通訊報告選》就收有109篇作品。
這其中，魏巍是這一批軍旅報告文學作家中最閃亮的一顆星。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至今都被我們所熟悉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事實上他在三次人朝的過程中寫出了17篇或更多的優秀軍旅報告文學作品，此後他出版了《誰是最可愛的人》軍旅報告文學集。在這些作品中作者把抒情與敘事結合起來，以詩人的激情講敘英雄的故事，讀來感人至深。
此時，一些在軍旅報告文學中作出過較大貢獻的作家們也紛紛地拿起筆參加到了寫作中來。優秀軍旅報告文學作家華山在抗美援朝戰爭一爆發就進入朝鮮，寫出了《殲滅性的打擊》、《陣地春節散記》、《清川江畔》、《萬裏縱橫到處家》等作品。
一直以寫作軍旅報告文學見長的作家劉白羽也在這時來到了朝鮮戰場，並寫下了《朝鮮在戰鬥中前進》、《堅強的人們》、《英雄的平壤》、《戰鬥中的開城》等作品。
楊朔也在這個時候放下手中的工作來到了朝鮮戰場上，寫出了《萬古青春》等出色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另一個有影響的作家是李莊，他寫出了包括《皇家坦克營的覆滅》、《我們打出去》、《被人們歡呼萬歲的部隊》等在內的優秀作品。此外，菌子的《從上甘嶺來》、萬福來的《英雄黃繼光獻身的一刻》、哈華的（（在朝鮮軍事分界線上》、楊育才的《直搗白虎團部》等作品在當時都有著重大影響。
引人注目的一個現象就是一些優秀的老作家也來到了朝鮮戰場上，用他們生花的妙筆記錄下了可愛的將士們。這其中，尤以巴金、老舍等人最有代表性，巴金從朝鮮戰場上歸來之後就出版了兩部報告文學集《生活在英雄們中間》和《保衛和平的人們》。老舍從朝鮮戰場回來後寫出了一部10萬字的報告文學作品《無名高地有了名》。
像許多重大戰爭中都要搞一個征文活動一樣，在抗美援朝戰爭的進程中，中國人民誌願軍總部也發起了“誌願軍一日”的征文活動，從中也出現了不少好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此後，在誌願軍政治部的指導下，一部專門記錄戰鬥英雄事跡的書《誌願軍英雄傳》出版了，這部書共60篇，寫了60個戰鬥英雄，90多萬字，是這一時期的戰鬥英雄譜。
朝鮮戰爭結束後，一些作家還在回味著戰鬥情景，並寫出了一些有影響的作品，這其中黃鋼在20世紀60年代寫作的《在楊根思犧牲的地方》、《人們啊，請你停一停》、《朝鮮——晨曦清亮的國家》、《李信子姑娘》等作品是有較大影響的代表作。
1958年之後，隨著中國政治的變化，軍旅報告文學出現了青黃不接的局麵，盡管這一時期也有不少的作品，但值一提的作品不多。
從1958年至1978年這20年的時間裏，可數的優秀軍旅報告文學主要有60年代西虹寫的《南京路上好八連》，甄為民、崔家駿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連雲山寫的《郭興福和他的戰士們》、白嵐的《歐陽海》等，除這些之外我們還找不出更多的可以讓人們說道的作品。
從熱烈的火複歸於溫煦的劍：和平年代的軍旅報告文學
可以說，在戰爭年代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大都充滿著熱烈的激情，要麼就是助威的呐喊，要麼就是為英雄所感動的熱淚，作者總是被一種衝動的、熱烈的、不安的情緒所激勵著。他們的作品大多也都是一跳而就，更多的是帶著熾烈的火一樣的戰爭見聞錄，正因如此，許多作品缺乏的也正是冷靜而理性的思考。在經過戰爭與政治兩種形式的考驗之後，軍旅報告文學在新時期到來之後，給我們展現出了它的成熟的一麵。
新時期到來的最初幾年裏，軍旅報告文學所做的就是努力排除江青等人在“文革”中提出的“重大的曆史題材，牽涉到黨史、軍史，不好搞”，“不要寫真人真事”的影響，大膽地觸摸著許多被江青一夥定為禁區的報告文學的領域，寫出了許多優秀之作，這其中包括那些被江青一夥在“文革”中批鬥過的老帥們，如描寫彭德懷的報告文學《在彭總身邊》、《最後的年月》、《彭大將軍回鄉記》等，還有描寫賀龍的《忠誠的戰士 光輝的一生》、《賀龍在湘西》等等，對曆史進行了反思。
這時的軍旅報告文學是一個衝破禁區的時代，許多在“文革”中被禁止表現的領域，在這個時期都被軍旅報告文學的作家們寫出來了。如“文革”時期不允許“為活人立傳”，新時期到來之後，許多作家們就衝破了這一禁令，大膽地頌揚軍中那些仍健在的指戰員們。第一部衝破這個禁區的作品楊旭寫的《戰馬風骨》，寫的就是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軍中奇人郭興福的故事。這一時期另一個突破就是突破了江青一夥不準許寫重大曆史事件的禁區，出現了一大批回憶重大曆史事件的報告文學作品，如成仿吾的《長征回憶錄》、楊成武的《憶長征》等等。
相反，新時期到來之後的最初階段，反映軍旅現實生活的作品卻不多見，一直到西南邊境自衛反擊戰爭爆發之後，這類作品才大量地出現。
發生在西南邊境的自衛反擊戰爭，為軍旅報告文學的再次複蘇提供了一個機遇，也是軍旅報告文學重新關注現實軍旅生活的一次努力。戰爭一爆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就組織了一個由400人組成的龐大的創作隊伍，深入到了戰鬥的最前沿去深人生活。而後，中國文聯也組織了一個由78名作家、藝術家組成的代表團奔赴前線，采訪戰爭。之後，他們就寫出了一大批表現這場戰爭的作品。與以往表現戰爭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是，這次的創作，作家們在表現戰爭的同時，融進了許多對“文革”、對曆史的反思成分，使得此時的作品更有深度。
此後，就出現了雷鐸的《從懸崖到坦途》、艾蒲和向明《愛情的凱歌》、理由的《威震峽穀的七勇士》、陸柱國的《好孩子》、楊樹芳的《高高的木棉樹》、李存葆的《將門虎子》、楊笑影的《赤子之心》、公劉的《酒的懷念》、鄭萬隆的《火線一家人》、趙鶩的《代乃阻擊戰的英雄們》、袁厚春的《戰士陸朝明》等等大量的優秀軍旅報告文學作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還編輯出版了三卷本的軍旅報告文學集《新一代最可愛的人》，廣州軍區、昆明軍區等也都編輯了一批反映自衛反擊戰爭的報告文學集。
自衛反擊戰結束後，軍旅報告文學開始了表現新時期的軍、政、後勤和文化生活等方麵內容的作品，並出現了朱秀海、袁厚明的《河那邊升起一顆星》，江永紅、錢鋼的《“藍軍司令”》等引起文壇廣泛注意的作品。
80年代以後，尤其是進人到90年代，作家們的理性思考增多了，他們從更深的層麵上開始了軍旅報告文學的挖掘，軍旅報告文學作家們的視野更加開闊，他們再也不僅局限於“軍旅”，也不再僅僅滿足於對“軍旅”這一特定的對象作專一的報道，而是把自己的觸角延伸到各個他們感興趣的領域，並在這些領域裏辛勤耕作，寫出了一大批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作品，如劉亞洲《惡魔導演的戰爭》、錢鋼（（唐山大地震》、李延國《中國農民大趨勢》、曾凡華《神農架之野》、邢軍紀《瘋狂的盜墓者》和《錦州之戀》、李鳴生《走出地球村》和《飛向太空港》等等，異彩紛呈。能代表這一時期軍旅報告文學成就的作家有劉亞洲、李延國、錢鋼、邢軍紀、曹岩、李鳴生、喬邁、賈魯生、李忠效、黃傳會、大鷹、喬良、曾凡華、李德祿、李存葆、王光明、王戈、徐誌耕、傅劍明、張同明等等，還有許多，由於篇幅所限，在這裏我們就不一一評介了。
（與張，誌強合作）
載《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廿年改革風雲人物之檢索
①從“烈藥”說起。
②一個城市和傻子過不去，值嗎？
③冒險的野草與“全能企業的隕落”。
④步鑫生的滑鐵盧和馬勝利的“一把火”。
⑤信牟其中還是信新聞？少數人的改革就是眾人的噩夢。
⑥改革“收容所”和改革“審判所”。
1998年1月21日，在北京中國科技會堂裏，中國科協授予了曾在“邱滿囤名譽侵權案”中作為被告的5位科學家“第三屆優秀建議獎一等獎”。這5位科學家的名字叫趙桂芝、馬勇、汪誠信、鄧址、劉學彥。3年前，他們在聞名全國的“邱氏鼠藥案”中成為新聞聚焦的亮點，今天，他們又一次集體亮相，接受科技界遲到的褒獎。
除了科技界，幾乎沒有多少人注意這條非同尋常的消息。
科技界再次成為“孤獨的歌者”。
1993年，當河北農民邱滿囤躊躇滿誌來京師問罪時，他就包斜著眼睛對報告席上的科學家們說，你們還不是沾了我的光？你們將會因我而出名……
邱滿囤是名人。邱滿囤是河北省無極縣人。無極因《無極之路》而出名，因縣委書一記劉日而出名，因邱滿囤而出名。邱滿囤，在今天的無極人眼裏，那可是個大人物。他不僅能給無極帶來榮光，而且能給無極帶來效益，而且是兒百萬上千萬的大效益。本來都好好的，邱滿囤由漂泊無定的賣耗子藥者，突然成為無極縣的一方神聖，成為農民企業家和改革家，很快弄起來了鼠藥廠，眼看鼠藥一噸噸的出來了，拉鼠藥的大卡車一輛輛拉走了，無極人單等著一遝子一遝子的鈔票水似的流到腰包裏，使這個貧窮的冀中小縣借邱氏之光靈動鮮活起來，誰知半路上跳出個程咬金，科學家們說鼠藥裏含有國家明令禁止的氟乙酚胺，橫挑鼻子豎挑眼，一下子斷了無極人的掙錢的門路，因此，邱滿囤才拍案而起，狀告5位不知天高地厚的科學家。
應該說，邱滿囤是一個原本很本分、很聰明的農民。他30年臥薪嚐膽，以極大的人生代價換來了一劑對一付老鼠的烈藥。在一個相當貧窮又相當經典的農業文化環境中，他的發明和創造固然能得到周遭人們的一兩聲喝彩，但要想得到真正現代意義的科學家們的禮讚，卻並非易事。果然，“挑剔”的科學家們發現了邱氏鼠藥裏含有劇毒藥品，倘若用作殺鼠，將導致一係列災難性後果。
老鼠是地球上最早的居民，比人類的資格要老得多。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老鼠具備了強大的生存能力。據研究，老鼠是地球上非常聰明的生物，盡管自古以來人類與它不共戴天，但從來沒有將它滅絕。它的小腦袋和人類的腦袋重量不一卻智慧相等，就像貼在人類頭上的虱子，世世代代生生不息一路吸吮直到永遠。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報告，全世界每年農業收益的20％在鼠齒下流失，即使人庫的糧食，也難逃老鼠的牙齒，全世界儲糧的5％白白奉獻給了鼠族。老鼠的門齒發達，終身生長，即使它們已經沒有衣食之慮，已經腦滿腸肥，它們也要將其打磨。這是鼠們體內的潮汐，每有閑暇時刻，它們就會亮出雪亮的牙齒，在月光下蛇形狐步，劍器舞動四方，或是向隅而歌，暗夜中捉對廝殺，在它們麵前，大千世界，世間萬物都是它們征服的對象，什麼鋼鐵機器，什麼金玉珍玩，什麼玻璃翡翠，什麼絲帛木器，即使航天飛機、人造衛星，它都敢上去遊曆一番，統統不在話下。有人說，在地球的表麵上生長的是人類，而地球的表麵下生長的卻是鼠類，二者之間勢均力敵，互有勝負。人類從來沒有徹底征服過老鼠，相反，卻有鼠類征服過人類的戰績。大量調查研究證實，貧窮落後、饑餓、瘟疫、環境惡劣、戰爭、災難等等都是老鼠們依托生存的溫床和後盾。老鼠們喜歡第三世界。在發達國家，由於衛生設施完備，防範措施得當，人的整體素質提高，人鼠比例一直控製較好。在這樣的環境裏，老鼠可以僥幸躲過一兩種鼠藥，但極文明極衛生的條件卻是它們的災難。
邱氏鼠藥是一種急性鼠藥，拿邱滿囤的話說，老鼠吃後瞬間便會把嘴“麻住”，失去“說話能力”，“想報信也不成”。但它們卻不會含笑死去，它會抽搐，滿地打滾，幾分鍾幾小時後便會毒發身亡。這種臨死前的掙紮會被別的老鼠見到，就會引起鼠們的警覺。由於鼠類的領地行為和等級行為，身強力壯的鼠中精英，往往占據著食源豐富的地盤，它們是鼠類的貴族。而那些貧民老鼠，它們大部分發育不良，居住地既不安全又缺吃少喝。當毒餌投放後，它們往往是第一批吞食者。吞食毒餌的老鼠悲憤難言，將生命頃刻問凝固在寒風中，僵硬的屍體和變形的麵孔成為一個大大的驚歎號，橫陳在鼠們的視野裏。鼠們會一傳一卜傳百魚貫而來，細心的高級老鼠會用自己的方式提示大家：這裏就是這個無辜生命的殉難地。察看死鼠的周圍，會發現吃剩下的毒餌，於是這些毒餌就成了死亡標誌，它深深刻在鼠們的記憶裏永不退色。別的鼠類會自動回避這裏，遠離這個不祥之地，甚至舉家搬遷，搬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據統計，倘若使用急性鼠藥，滅鼠率最多的地方隻有70％左右，剩下的30％卻是那些鼠中精英，等於為鼠類進行了一次優育活動。老鼠的繁殖力極其驚人，雌鼠孕期僅20多天便可產患7至8隻，產後能立即交配受孕，新生幼鼠45天至75天後又可參加繁殖，如此這般，不到一年，鼠族們又會恢複到投放鼠藥前的程度。不同的是，這些老鼠經過與邱氏鼠藥的短兵相接，關於此藥的種種特點、氣味會深刻記憶在它們的腦海裏，並通過母鼠驚人的變異能力，由經驗轉為生物信號，最後刻印在它的遺傳基因裏，迅速傳給下一代，成為它們永久的忌諱。而邱滿囤皓首窮經30多年的心血便會在這次交手後一次性化解，他的價值頃刻間便會灰飛煙滅。
事情還不止於此。更為嚴重的是邱氏鼠藥中含有氟乙酸胺，這種烈性毒藥不僅會毒死老鼠，貓狗吃了死鼠也會中毒死亡。老鼠腐爛後屍體中含氟的化合物還可以被草吸收，成為毒草，牛吃了仍會中毒，人吃了這種牛肉也會致死，這是對人類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邱滿囤沒有念過幾年書，甚至大字不識幾個，沒有實驗室，沒有現代科學必需的設備，沒有國際化的橫向聯係和比較，想在逐漸工業化的國度裏取得決定性的治鼠突破，結論是早就明了的。因為老鼠早已進人工業時代，作為人類的對手，在和農業文明的千百次戰鬥中，它已經宣布勝利突圍，它們已經把農業化的時代遠遠拋在了後麵。而邱滿囤隻是跋涉在農業原野上一個孤獨的智者，即使他周身都閃爍著智慧的亮點，那也是農業文明的火星，他創造出來的東西並不是最新的人類研究成果，他的那些東西剛一出生就已經蒼老。
但是邱滿囤始終弄不明白自己的真正價值。他不明白，倘要對付今天工業化的老鼠，沒有科學家們的參與是根本不能取勝的。他不明白滅鼠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它需要人類運用整體智慧來研究它，對待它。現在是工業社會，僅靠一兩個邱滿囤單槍匹馬對付老鼠，其結果隻能以失敗而告終。滅鼠專家和科研工作者們實際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優選出來和老鼠直接進行鬥爭和抗衡的人。就目前來說，這個群體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可有可無，而是舉足輕重。我們國家的滅鼠研究倘能獲得世界性突破，在農民（像邱滿囤這樣的）中出現的概率幾乎是零，而隻能靠我國從事滅鼠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們。他不明白科學家何以這樣對待他，他認為他們是嫉妒他，想把他的學術成果攫為己有，他們是借自己的名氣來出名。因為他邱滿囤是名人，是改革家，是四海皆知的風雲人物，你們科學家算老幾？
長期以來，報紙上經常宣傳報道的都是政治要人、文藝明星、改革人物、企業英雄，沒有什麼報紙會下大力氣去宣傳什麼科學家。有人說，科學家的宣傳隻在兩種情況下出現：一是全國開科技大會的時候，二是紀念鄧小平題寫“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時候。一個對各個領域的科技專家橫豎不認又如此漠視的國度，能談得上尊重科學、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嗎？
在中國，5萬元的年薪就可以驅使成千上萬個博士、教授在公司門口排起長龍等候求職，而這點錢正是一個二流歌星走穴一場的出場費。科學家出書難於上青天，而明星們長籲短歎卻赫然成書，一紙荒唐言，十萬雪花銀。在中國，誰最有錢有勢？恐怕數來數去誰也不會數到每天站在實驗室裏不知白天黑夜不知老之將至的科技人員吧？沒錢沒權，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地位。
有人說，鄧小平是站在人類發展的曆史高度總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名言，然而，倘若根據中國國情的低度呢？就會得出“人際關係就是生產力”的另一發現。誰會搞人際關係？絕對不會是那些皓首窮經的科學家們吧。真正傑出的科學家，往往又是最不諳世事的人，因而在社會關係這一環上也是最脆弱的人。而邱滿囤在這方麵的優勢要比科學家們大得多。
邱滿囤是一個混跡江湖的人。他在研究滅鼠藥的時候，由於自身的局限，卻把舊符當新桃，把滅鼠界早就拋棄的東西當做寶貝撿了回來。對於一個沒有文化、衣食無著、隻是為了混口飯吃的流浪漢，這並沒有什麼，我們應該承認他的某種勞動、他的鑽研精神，把他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給予尊重，這也沒有什麼。問題是，當他頭上被社會誤罩上光圈，並且經科學鑒定毫無價值之後，某些宣傳機構仍然無原則地給予吹捧，挖空心思地廣而告之，真不知他們夫複何為。譬如看過電視紀錄片（（無極之路》的人，可能會忘記許多畫麵和場景，但決不會忘記幾隻老鼠不顧生死衝破阻擋一往無前徑直爬上樹幹尋找引誘劑吃的鏡頭。這是一幅助邱滿囤一夜成名的經典畫麵，倘若沒有這幅畫麵，邱滿囤的成名就會大打折扣。而實際上畫麵的後麵卻是一個彌天大謊。當時的真實情況是，為了證實邱氏鼠藥如何神奇，邱氏鼠藥廠的工作人員不遺餘力地四處表演。一次，表演者把毒餌放在鼠洞旁，老鼠吃了含有氟乙酞胺的毒餌後毒性發作亢奮異常，鑽出洞後狂奔竄突，但人牆如堵，不得已複轉回身，因早被人牆圈定，最後被迫躥上一株歪倒的樹幹上。此時，一個紙包早被有心人放到樹權上，給人以老鼠上樹尋找鼠藥的錯覺。而攝影師心有靈犀一點通，以跟蹤的方式用近景拍攝，並不把當時的全景拍攝出來。在剪輯該片的時候，編者更是獨具匠心，其間又穿插了中央領導同誌、專家和表演者在一起的片段，使觀眾得出中央領導就在現場的判斷。幾乎所有看過這幅畫麵的觀眾都會得出這個結論：連中央領導都點頭稱好，邱氏鼠藥還能有假？中央領導出席某個會議或某個場合，本身就是一種認可、一種認定，是一種權威標誌。對於人們來說，這是最具有說服力的鏡頭，對於企業家來說，這是一種資本、一個成功標誌。
作為邱滿囤，由於本身的局限，對於社會突兀而來的榮譽和過分的禮遇，他初時半推半就，後來就習以為常，還真以為合該如此了。他見中國傳媒對自己黃袍加身，社會力量將自己抬上了天，雖然自己實際上是一尾雞毛，卻很樂意在天上飛翔。隻是科學界經常來找他的碴兒，提醒他要知道自己的輕重，這樣邱滿囤就極為惱怒科學界。邱滿囤在和社會力量的耳鬢廝磨中，已經互相稱兄道弟，成為哥兒倆好般的親密關係，於是邱滿囤就帶著勝算的把握來到京城，找5位多嘴多舌的科學家興師問罪了。這時的邱滿囤，已經是無極縣政協副主席、河北省政協委員，他已經不是普通意義的農民兄弟了。
果然，邱滿囤旗開得勝，北京市海澱區法院竟判科學家們敗訴。
科學家們不服，又繼續上訴，在全國科技界的支持下才終獲勝利。
吳階平先生說：“這是慘勝。”
實際上，邱滿囤不僅是敗訴就了事的問題，而是應該追究他的法律責任的問題。我國早就禁止使用劇毒藥品，他不僅充耳不聞，且我行我素，並且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大賺其錢。電視紀錄片（無極之路》播出之後，邱氏鼠藥每噸價格一下提升為2萬多元，最高時竟高達4萬多元，高出一般鼠藥7至10倍。
邱滿囤本身就是一劑烈藥。
當他還是個小人物，還不是名人的時候，他還不能給社會以大的栽害，但是，隨著他的知名度的攀升，他就像一劑烈藥，開始在我們中間彌散，越傳越遠，殃及麵越來越大……對一個普通人來說，使用氟乙酞胺隻能殃及兒個人或者少數家庭，但是，對於一個已經被社會包裝認可並隆重推出的名人來說，他手中的氟乙酞胺很可能危及整個社會。改革年代，社會誤推了許多人，並給他們最好的條件和最有力的發展空間。這個空間裏有格外燦爛的陽光，有最肥沃的土壤。這是賦予了某種特權的一些人，社會為他們注入了特殊的能量，使他們的衝擊力和穿透力成倍增長，因而他們的能量和破壞性也要比普通人大許多倍。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一個名不符實的改革家和企業家，實際上就是社會的一劑烈藥，他會茶毒社會的機體，他個人的地位越高能力越強，對社會的危害也就越大。
社會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中國科協在3年後的又一次“舊”話重提，給勇於直言的5位科學家披紅戴綠，應該說是大有深意的。這既是對改革年代無序狀態時科學家們堅持理性精神的肯定，也是對這個時代的深刻提醒。
要不要對改革進行深度思考？要不要對改革風雲人物進行檢索和追蹤，用他們的成功和失敗，經驗和教訓來滋養和導引當下仍在進行的改革？中國科協的舉措說明了它的必要性。
邱氏鼠藥案表麵了結了，邱滿囤敗訴了，國務院為查禁邱氏鼠藥還專門下了文，但事情遠遠沒有結束。含有氟乙酞胺的鼠藥仍在肆虐社會，不時有人畜中毒死亡的消息傳來。時至今日，堆放在東北綏芬河倉庫裏的20噸鼠藥仍然沒有處理，成為極其危險的生態環境定時炸彈！更使人感到困惑的是國人對科技界的漠視和冷漠，上有省一級領導幹部，下有普通老百姓，他們認為對邱滿囤發難是吃飽了撐的。一個科學素質如此低下的國度，當然是偽科學肆虐的溫床，也是何以出現邱滿囤式人物的根本原因。
邱滿囤——一個被社會力量誤捧的人，一個改革年代的風雲人物，他何以成為栽害我們生態環境的烈藥，難道不發人深思嗎？
我們已經走到20世紀的盡頭，新世紀的鍾聲即將敲響。回眸中國改革20年的風風雨雨，當我們品嚐著累累碩果，總結過去，思考如何麵對未來時，我們無法回避那一茬茬在改革潮頭推波助瀾的弄潮兒，他們當年曾像邱滿囤一樣光彩照人聲名顯赫。比如那位曾令國人仰慕的小個子步鑫生、那位曾攪動周天刮遍承包風的馬勝利、那位曾點燃中原商戰熊熊大火的亞細亞老板王遂舟、那位一把鐵鏟“炒”得大江南北熱浪滾滾的傻子瓜子年廣久、“巨人”史玉柱、南德總裁牟其中、差點成了中國十大改革風雲人物的王恩學等等，追思他們的誕生和隕落，品味他們的失敗和痛苦，可以給我們以新的認知和重要的啟示。
先說大名鼎鼎的年廣久。年廣久出名似乎比邱滿囤要早得多，名氣也比邱氏大。雖然邱滿囤在京都一度鬧了個天翻地覆，但再鬧騰也沒有哪個中央領導出來說話。而年廣久雖說遠在江淮，沒出安徽蕪湖半步，鄧小平同誌卻幾次提到過他。在中國，尤其是在改革年代，享此殊榮的確實不多。
然而，年廣久卻一直沒有被扶起來。
年廣久和邱滿囤不同的是，他一直和蕪湖這個小社會磨合不好，雖然他在這個江城裏生活了50年，但彼此一直難以相容。蕪湖人始終把年廣久看成是一個外鄉人，他們看年廣久靠一把鍋鏟一身臭汗炒瓜子起了家，發了財，心裏總是不舒服。大概年廣久的“底子”委實差了點，他當年因販魚販水果被公安機關抓走時的狼狽相不時被人憶起，這樣“卑微”的形象和改革人物確實難以重合，就像一個慣演反角的演員突兀演起了英雄人物，觀眾內心難以認同一樣。
究其原因，固然有蕪湖人思想偏狹、保守的一麵，但年廣久也確實有不少短處一讓人抓在手裏。
年廣久是一個驕橫的人，說話辦事霸道而隨意。雇工之後，他難以擺正雇主和雇工二者之問的關係，對工人沒有人格上的尊重，稍不如意，輕則責罵，重則拳腳相向。雖然熟知他的人都知道老年心眼兒不壞，有時還親自為工人買肉買菜，但工人們仍在心裏厭棄他，可以說是一邊吃肉，一邊罵娘。
年廣久缺少法律意識。1984年前後，年廣久在國內名氣漸漸大了起來，加上鄧小平和其他一些國家領導人都曾專門提起過他和他的“傻子瓜子”，人們還是對他寄予了不小的希望，陸續有好幾家律師事務所找到年廣久，想在法律上給他提供服務。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年廣久卻說：你們是衝我的錢來的，什麼服務不服務，我賣瓜子一不犯法，二不違紀，也不會去打官司，用不著你們！結果，年廣久拋棄了法律，但法律問題卻一直纏繞著他。他不找別人打官司，官司卻上門找他。安徽省蚌埠市某公司以年廣久違反承包協議為以由，狀告年廣久。人家蚌埠全市都行動起來，為該公司獻討一獻策，而年廣久所在的蕪湖市卻冷眼相覷，看著手忙腳亂的年廣久無人相助。偌大個蕪湖市，沒有一個律師出來接受年廣久的官司，使年廣久不得不千裏走單騎，跑到上海請來一個律師。當初蚌埠方麵慕名而來求助年廣久，先說聯營生產“傻子瓜子”，後又讓年單方麵承包，而年廣久不假思索接受該公司的債權，還要接受其債務，年廣久壓根沒有搞清楚債權和債務是一對什麼概念，就糊裏糊塗在協議書上寫下“年廣久”三個字。結果，官司輸了，法庭判決年廣久賠償蚌埠方麵29. 7萬，“年廣久”三個字，每個字的代價是9. 9萬元！
從1985年至1988年，年廣久4年中打了8場官司，勝少敗多，150萬元的巨資付諸東流……
年廣久在生活方麵也不太檢點，更給人以口實。
年廣久有一個愛好，就是打麻將，且非賭不玩，敢於刺刀見紅。這些年，麻將風在全國盛行，有關部門三令五申禁止玩牌賭博，然而年廣久卻不把禁令當回事，照樣我行我素。但每每賭興正酣之時，就會有派出所來“攪局”，往往人贓並獲。這是因為派出所常接到舉報電話，仿佛整個蕪湖市都在盯著年廣久的一舉一動。
人與人之間結怨是平常事，但一個人竟與一座城市結怨就太不平常了。
1989年秋天，年廣久銀檔入獄。消息傳來，整個城市興奮得徹夜無眠。《蕪湖日報》披露因由道：年廣久利用職務之便貪汙公司1.2萬元用以出差。以購買家用電器等名義挪用公司3.1萬元。另外，還私自挪用18.35萬元作為個人承包兌現金……這個消息既讓人快慰，也讓人犯嘀咕：年廣久除了會歪歪扭扭寫“年廣久”三個字，幾乎是個文盲，他連賬本都看不懂，怎麼會挪用公款呢？
果然，就在年廣久被關一年零三個月之後，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後確認其貪汙罪證據不足，挪用公款罪也不能成立。經濟上雖說查無實據，可要想找個說法，向公眾解釋何以將年廣久抓起來，卻如探囊取物一般。因為年廣久的把柄太多，這一樁罪名不成立，另一樁罪名又續了上來，這就是他玩弄婦女的問題。根據指控，法院經過調查認定，年廣久在1980年至1987年期間，利用金錢引誘和以幫助解決工作為名，先後玩弄女性達10人之多，其情節惡劣，已構成流氓罪。
於是，1991年5月11日，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流氓罪判處年廣久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法庭上，年廣久倒是對自己的行為供認不諱。他大咧咧地糾正審判員說，不是玩弄了10名女性，而是12個。他的話使莊嚴的法庭產生了戲劇性的效果，卻也不禁使人坪然心動。一個城市和一個“傻子”過不去，值嗎？
年廣久被蕪湖人當做“文一自、流氓加法自”，說他一身毛病。但他畢竟為蕪湖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他的一把鐵鏟炒熱了整個江城，蕪湖市不僅有傻子瓜子，還有迎春、胡大等品牌，竟至發展成“中國瓜子城”，帶動了蕪湖商品經濟科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擴大了蕪湖的知名度。過去蕪湖國人矢之不多，雖然它曆史悠久，雖然它的鐵畫還掛在人民大會堂，但仍少有人知道。而年廣久一出，天下皆知蕪湖特產“傻子瓜子”。
一個小商販能做到這一步，難道蕪湖人不能對年廣久更寬容一些嗎？
年廣久和一個城市有仇，彼此難以認同，打來打去，對別人倒沒什麼，又寸年廣久個人和蕪湖市的發展卻是兩敗俱傷。年廣久的傻子公司倒了後，蕪湖市的經濟也沒能上去……
二者都和高速運行的經濟列車交臂而過，因而失去了發展的大好時機，難道不應該從中悟出點什麼嗎？
在國內著名的大牌改革家和企業家行列裏，王遂舟和史玉柱是較年輕的。雖然王遂舟和史玉柱所在企業的性質不大一樣，一個是集體企業，一個是民營企業，而王遂舟也比史玉柱大許多歲，但有一點他們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們都是“少”年得誌，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都曾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王遂舟是著名的鄭州商戰的發起人之一。想當年，而對五大國營商場的團團圍剿，他指揮若定，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頗有大將風度，把亞細亞商場搞得風風火火，國人無人不知。然而，商戰之後，王遂舟卻走了另外一條路徑。
時下，改革被一部分人理解是跑馬圈地無限擴充，其情狀很像電影《抓壯丁》那樣，抓50人就可以封為連長，80人就是營長；也如“文革”時拉杆子造反，隻要人多勢眾，就是司令。現今的高潮變換，你今天是個經理，明天就成了總裁，不問企業利潤，也不問效益如何，隻要改變了名稱，公司就變成了集團，就標誌你的企業正在不斷壯大，正在健康成長。
這就是發展。
這就是欣欣向榮。
不知王遂舟是不是受了這般風潮的影響，抑或他原本就是攪得周天寒徹的人，不久，他就從亞細亞商場裏走了出來，成了亞細亞集團的總經理。
王遂舟從他那間配有真皮沙發、寬大的老板台，常有4個標致的禮儀小姐侍立身後的商場總經理辦公室裏走出來，在9月的秋陽中，在亞細亞職工發熱的眼神‘掃，最後回望了一眼他一手創辦的商場，低頭鑽進了他的黑色坐駕。
亞細亞商場是一塊極好的跳板，他馬上就要進行輝煌的一躍了。
上任後的王遂舟一連簽署了十數道命令，兵發安陽、洛陽、開封、許昌、商丘、課河等省內各地市，後又目光如炬，瞄準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廣州等地，在那裏建起了亞細亞集團的下屬企業。
僅在北京，亞細亞就辦了三家商場。其中亞細亞廣場就占地8萬平方米，它集寫字樓、商住、購物、娛樂、健身、餐飲等功能於一身。這一個龐然大物，當它猛然隆起在北京人麵前時，其奪目光焰曾經刺痛了許多人的眼睛。
北京是千十麼？北京是過去天子居住的地方，是皇城根，是貝勒爺公子王孫們待的地方，現代人叫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你能在北京跑馬圈地，證明你小子有種，北京人叫能耐大發了。
亞細亞集團認為目前的商業發展就像下圍棋，在棋眼處落子，占地是綱，其餘都是目。北京就是一個大廣告牌子，你把商立倫辦到了北京，就等於你在那個地方寫下自己的名字。
然而，商業擁擠，早讓北京人不堪重負。截至19％年底，北京共有65座營業麵積超過1萬平方米的大型商場。1997年，又有華聯、華普、中糧廣場、翠微百貨等大型商場相繼開業，林林總總，共有80家之多。幾年前有關專家就撰文驚呼，零售商業場所和消費能力不成比例，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然而，並沒有什麼人挺身而出遏製這股洶湧的商流。
幾年前，王遂舟一來北京行動之前，曾多次去發達國家考察商業情況。他曾懷著激動的心情向手下人描繪日本八佰伴超級市場、法國巴黎奧諾萊大街風格迥異的諸家商店以及美國紐約豪華絕倫的購物天堂。那些商場太迷人了，它們展示在那裏，猶如聖母伸向人間的美麗手掌，它們溫暖可人，通體散發著濃鬱的香味，每一道經曆都顯示出富有和高貴的韻致。這是一枚成熟的堅果，它的汁液和質地來自社會的軀幹。
王遂舟被這些東西鼓蕩著、激動著。他是有責任感的人。他過去僅是一家商場的總經理，人微言輕，現在就不同了，他是一個集團的總經理了，他有整整一個企業集團供他驅使。這個企業集團而且．是中國體製下的企業集團，這就是說，集團的根須可以紮在國家的軀千之上，那是具有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量的寶庫，就像一個無邊無際的血海，隻要把吮血的吸盤緊緊粘住它就是了。這是他發現的最大的商業秘密。依靠這個發現，他的企業就可以迅速壯大，可以遍地開花，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刮起“亞細亞”旋風！
王遂舟回國同樣也考察了北京。北京這時已經商滿為患，大型商場的數量已經相當於紐約、東京、巴黎等國際大都市的4至5倍，而消費能力僅是上述城市的1/8左右。在這種情況下，王遂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把北京當成了一個他向世人炫耀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地方。他想和國內國外的商業奇觀們比試比試，看看誰的設備高級，看看誰的購物環境漂亮，看看誰的商場是購物天堂。
反正沒有人去檢查利潤差。
反正是凱歌行進時期，是大發展的時期，發展是硬道理，不發展沒道理。你想蓋商場嗎？蓋得小點有人管，說明你則’力不足；若是你的口氣比天大，它就一路綠燈。
加上許多城市至今沒有專門機構審批商場投建工作，即使有三兩個人，也難以完成工作，隻得聽商家三寸不爛之舌，或是塞上一遝紅包，大筆一揮，於是一幢幢商業大廈迎風而起。
在這樣的體製罐隙裏，悄悄瘋長著冒險的野草。
王遂舟頭腦裏冒險的野草長得比別人都長。
僅僅在1993年至1995年不到3年時間裏，經他手簽署的投建大型商場的命令就達10個以上。
現在，亞細亞集團的所有商場加起來，幾乎相當於東京大型商場的總量，它的營業麵積可以覆蓋巴黎的奧諾萊大街，即使到了美國，就營業麵積而論，王遂舟的商業艦隊足可以氣壞那些看不起我們的商業大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