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隻有一名護士，是無論如何也忙不過來的，連帶地使工作也無法開展。於是，他打算自費創立一個護士會，來照顧那些臥病於家中的貧民。這些護士必須是富有責任感，值得信賴，而又具有豐富經驗的人，但這些專業護士得之不易，因此，他就向南丁格爾求助。
南丁格爾就建議他，先開辦一所護士訓練中心，同時和利物浦的國立醫院約定好，凡是由此中心結業的人，一定允許進入醫院實習。因此第二年，威廉·拉斯明就遵照南丁格爾的建議，設立了護士培訓學校，並與國立醫院保持關係，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
威廉·拉斯明雖然非常富有，但是他生活儉樸不自私，為人也很慈祥，富有愛心，這使南丁格爾由衷地敬佩，兩人遂結為好友。而威廉·拉斯明對南丁格爾的敬愛更是無窮盡的，自從她搬新家以後，他曾送給她一座花台，並固定每周派人來換新鮮的花，直至最後。
拉斯明時常到貧民收養所訪問，同時也致力於照顧貧病的居民。他同情貧民區的貧民，但覺得貧民收養所的病人更可憐，因為他曾經多次親訪利物浦的貧民醫院，十分了解其中照顧病人的情形。
兩年後，威廉·拉斯明著手貧民醫院中護士工作的改革。為了此事，拉斯明頻頻與南丁格爾書信往來，對於如何訓練專職護士，如何申請使護士順利進入貧民醫院，及怎樣才能得到教會的協助等問題，兩人熱烈討論，交換意見，聯手向管理貧民醫院的教區教會挑戰。
“好像我們要占領貧民醫院似的，甚至好像我們有侵占整個英國的野心似的，凡是我們所提出來的要求及各種約定，在教會中一直被討價還價一樣地熱烈討論著……”
南丁格爾如是說。
好不容易在1865年3月得到了許可，於是他們馬不停蹄地展開倫敦貧民醫院的改革工作。
1865年12月，住在倫敦貧民醫院的提摩西因為被安置於衛生狀況不良的地方，又缺乏適當的照顧而死亡。此事傳開之後，社會上的人為之嘩然，紛紛表示指責。
南丁格爾趁著這個機會，根據貧民救濟法，用巧妙的手筆寫了一封信給救貧廳的廳長查爾斯。
“提摩西事件已經明顯地暴露出貧民醫院護理情況的缺失，改革的工作必也急如燃眉，否則將有更多的貧民受此之害，因此我才敢冒昧地寫這封信給您。而實際上，在利物浦的貧民醫院，已經有一群南丁格爾護士學校畢業的專職護士正進行改革的工作……”
大約到了1866年1月底，查爾斯廳長竟親自前來拜訪南丁格爾。查爾斯舉止優雅，談吐不俗。會談之後，兩人很快成為好朋友。他們不止談到貧民醫院護理工作的改革，也連帶談到許多相關的問題。
南丁格爾認為，貧民醫院中的問題叢生，如果隻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革護理工作，而不從醫院整個管理方麵的缺失著手的話，情形仍然得不到改善。所以，她對廳長說，可以利用提摩西死亡的事件為機會，請求詳查貧民在醫院中所受的待遇等各種問題。
到了3月，南丁格爾護士學校的護士，才被批準進入利物浦貧民醫院。5月16日，12名護士和阿格妮斯護士長就進入醫院展開工作。
一直令南丁格爾擔心的是這一個護士團所表現出來的耐心、品格和機智。
在貧民醫院，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動手做，擺在她們麵前的工作，是重大的考驗和挑戰。幸好，這位年輕的護士長相當優秀，能力很強。南丁格爾曾寫信向梅雅莉描述她：“阿格妮斯年輕、機智而富有活力，容貌也很美。”
不隻是美，阿格妮斯還有著殉道者的胸懷。她也明了這份工作帶來的恐懼，開始時雖想拒絕，但良心不許可，她或許受過神的召喚吧！當她受到南丁格爾的邀請時，必也曆經激烈的內心掙紮和對神的祈禱，因此，數天後，她就毅然回函說，願意接受這份工作。
後來，南丁格爾在一本“福音雜誌”上寫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這名護士長工作的情形。阿格妮斯曾在幾所大醫院中服務過，據她所說，在來到利物浦貧民醫院之前，她真的不知道什麼是罪惡和邪惡。她以為貧民醫院的病房是世界上的地獄，不道德是應該的，而不清潔也是理所當然的。
病人7個禮拜都穿著同樣的衣服，寢具一個月隻換洗一次，食物少得不足以果腹……阿格妮斯於是想到專職護士的前途似乎是暗淡的。但是南丁格爾鼓勵她說：“一切好像是斯卡特裏的勞苦又重新來過一樣，我們必須咬緊牙關，努力衝破難關……”
隨即，情況開始轉變了。在阿格妮斯護士長的監督下，一切都獲得了初步的改善，阿格妮斯的優異才能開始發揮作用了。
有些年老的婦女來探視住院的丈夫，她們都說，自從倫敦這群護士來了之後，貧民醫院大有起色；來此開展慈善工作的婦女們，也都很讚美阿格妮斯。所以有許多醫生要求更多的護士來支援，因為阿格妮斯的成果豐碩，是有目共睹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從她們來此之後，醫院所支出的經費比以前少多了。阿格妮斯說，這是因為請一些專職護士來照顧病人，既不浪費多餘的錢，又可以好好照顧他們。
以這個成果為背景，南丁格爾力促阿格妮斯發起修改有關法律的運動。因為，要改善貧民醫院中各種不良的習慣和情況，需要在新的財政管理政策下才可順利推行。為了實踐改革的工作，必須讓議會重新製定有關的法令。
雖然救治貧民本身無法主動修改法令。但南丁格爾認為並非毫無希望，她需要再度借助查爾斯廳長的力量，因為目前倫敦方麵提出的所有貧民醫院的調查結果所顯示的各種弊端，已經不能棄之不顧了。
首先要做的是，對於現有種種問題所引發的悲劇務必改變觀念，不能視而不見。
“這些病人，不分男女老幼，管理的人都不把他們當做需要照護的人，反而視為一般貧民來欺負……”南丁格爾感到憤憤不平，她不能忍受草菅人命的管理方式，更反對那些不人道的處理方法。
她在改革草案中提到，要把一般病人、精神病人和絕症病人分到不同類型的病房，而不應該雜處在一起。她還提議，在倫敦所有的醫療設施中，應該要以一個管理機關為中心統籌管理。
她的申請書查爾斯廳長看過之後，認為陳述中肯平實、提議也很周到確切，馬上采納，作為立法的根據。
但是好景不長，1866年的春天，因為貧民醫院的改革案在議會中成為激烈而尖銳的爭論焦點，查爾斯怕失去政府的支持，就沒有將提案提出。6月，查爾斯辭去了廳長的職位，由哈第接任，倫敦貧民醫院法沒有獲得立法就流產了。
10月份，哈第廳長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有關貧民醫院的問題。這個委員會由衛生專家及醫療專家所組成。調查事項中有關護理方麵的疑問，哈第並未主動請教過南丁格爾，南丁格爾也礙於自尊，暫且不動聲色。
但後來委員會要求她提出意見書時，她馬上抓住機會，把貧民院、貧民醫院建築構造，院內設備及護理的管理列為要點加以討論，還將意見書印刷妥善，附信寄給哈第。可是哈第並沒有和南丁格爾聯絡，以後也沒有找她參與的動向，以至於在次年2月8日，哈第突然提出“倫敦救貧法”時，南丁格爾等人都大為吃驚。
南丁格爾她們都有一種受騙的感覺。而在法案中，對於病人護理的改革，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規定，所以南丁格爾就更加不悅。不過，法案本身的確有些地方比過去進步很多，南丁格爾雖然感到失望，卻不感到痛苦，在法案通過之後，她反而有些高興。
“我們總算得到一點欣慰，因為2000名的精神病人和天花患者及孩子們都可以轉離貧民醫院。為了減少教會財政的負擔，病人所需的費用均由公費支出；而醫生、護士長及護士的薪水，由倫敦財政當局支付……為了這些病人，經由救貧廳的指令，還要再成立一個新的委員會，這的確是改革之始，不久之後相信應該會有更大的收獲。”
就這樣，又一場戰鬥結束了。南丁格爾得到休息的機會，然而她並不讓自己休息，從1867年6月開始，又繼續她的工作。在成立助產士培訓學校的時候，南丁格爾發現手邊沒有產婦死亡率的確實統計。因此在沙醫生的協助下，她開始統計數字的收集工作，而這些工作並非輕而易舉的。
有些醫生害怕秘密被公開，而將事實隱瞞；有的醫院及醫生甚至連各種數字的資料都不願提供。
1867年的春天，勝利的消息傳遍了利物浦，因為地區單位的護士急速擴張。利物浦分為18個地區，每區都各自擁有正規的護士。在利物浦貧民醫院，過去由威廉·拉斯明支持的新計劃所需的費用，現在正式由教區委員會負擔。
在阿格妮斯的領導下，貧民醫院的病房也有了新的麵貌。這的確是勝利的情景，但隨著冬天的來臨，這幕情景也消失了。
1867年的冬天，正是失業與貧窮夾攻人們的時候，阿格妮斯已經因工作繁重而筋疲力盡，但是病房的患者增加，工作量加大，早就超出她的能力所及。
寒冬來襲，阿格妮斯還有1350個病人要照護，為了爭取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她不停地奮鬥，半夜一點還不能就寢，而天不亮又得起床。偏偏此時發疹傷寒開始流行，阿格妮斯自己染上重病，在1868年2月19日去世了。她在臨死前對南丁格爾說：“我好累好累！”她的死是一幕悲劇，因為沒有人能代替她。
由於護士及身負督導責任的護士大量不足，所以必須由那些態度穩重、受過教育的女士來擔任。但在克裏米亞戰爭時的教訓表明這是有困難的，那些曾經爭論不休的“有身份的女性”和“修女護士”，如今仍舊充滿憎恨與不滿。
南丁格爾卻認為，護士的工作不僅僅是洗衣打掃，不是任何階層的女性都能夠平等地接受護士訓練，那些自願奉獻自己的修女護士，在一般人心目中留下較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受過專業訓練、有能力的正規護士。
“得不到報酬又被要求奉獻自己發揮護士的能力，這實在是很不合理的！”她說。“如果要我去成立一個義務的修道院，不如叫我為可領到高薪的護士開一條路！我的原則是對於各種階級、宗派的護士，又具有必要的道德、知識及身體上能適應的所有女性，都應給予她們最好的訓練環境。受過訓練的人，毋庸置疑地可以升到督導者的地位，這不是因為她們有身份，而是因為她們受過專業訓練和教育！”
南丁格爾護士學校的護士，都是具有專業知識，有能力又受過教育的女性，卻也充滿了優越感。但是南丁格爾說：“不可原諒的自滿，正是我們護士的最大缺點！”
要引導激發新護士的熱情，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她們很容易變成熱情的俘虜，過於狂熱變得意氣用事，感情衝突；甚至有的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加上過於狂熱，很容易互相爭執，這些都不是南丁格爾樂於見到的。
南丁格爾雖然對多項事情力圖改革，但她也盡量避免由此引起那些護士的不滿而心生反抗。對於那些反抗的護士，她也從不一味地責罵她們，而是從觀念上來糾正改變她們。
進行這種教育在當時的英國是很艱難的。後來在1869年，她寫信勸導一位愛“造反”的護士說：“難道你以為，我是靠搗亂、作對、發脾氣成功的嗎？我曾被拒於醫院門外佇立在雪地裏，我在上級命令派遣下率領的護士隊卻遭冷遇、敵視和刁難，不發給我們口糧達10天之久。這些事情一經解決，第二天我就同製造了這些困難的官員和好如初。為了什麼？完全是為了我們所從事的事業。”成立國際紅十字會
南丁格爾致力於貧民醫院改革，但最終還是被告流產。這使得他悲傷不已，尤其是阿格妮斯的死，貧病交加中的人們最需要的救護者，自己卻先被死神帶走了。她又想起了在斯特卡裏的嚴冬裏死去的護士、醫生。這使南丁格爾痛感到，社會需要更多的合格的護士，必須有更多的人來開辦護士學校，她必須為此而做更多的事情。
從此以後，她不遺餘力地支持國內外的人士興辦護士學校、護士培訓班之類的計劃。她曾經堅持非常嚴格的辦學、入學標準，但她現在認識到這必將大大延緩護士的大批出現；因此改為主張在辦學之初可以適當放寬一些，而加強在辦學過程中的指導，促其逐步提高。
即使是在遙遠的國家裏，即使語言、信仰不同，即使她沒有受到提出指導、建議的邀請，隻要她知道有人在辦護士學校，她也要主動與之聯係，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她相信，隻要有為病人著想這個共識，什麼障礙都可以打破，她願意為此而承受一切敵意和難堪。
觀念的轉變促使南丁格爾後來在拓展壯大護理事業方麵采取了更積極、更開放的態度，而這也的確大大促進、加快了她為之獻身的事業在全世界的普及與勝利。
從1867年6月開始，南丁格爾又著手進行產科護理的正規化、科學化研究。早在1861年底成立助產士培訓學校時，南丁格爾就發現很難找到產婦死亡率的確切統計材料。
在貧民醫院改革告一段落之後，她便騰出一些精力來，在一個產科醫生的協助下開始搜集有關的數據。這項工作進展得並不順利，有些醫生和醫院為了避免被追究醫療責任，故意隱瞞事實，持不合作態度，許多醫院竟連收住多少產婦及她們的姓名這種最一般的材料都拒絕提供。
但是，南丁格爾和她的協助者通過不辭勞苦的調查仍然了解到一些問題的真相：一些產科醫院裏的病人死亡率，竟然比產婦在自己家中生產，沒有衛生消毒設備與助產婆情況下的死亡率還要高！這種驚人的惡劣狀況再也不能任其繼續下去了！
南丁格爾與協助她的醫生曆時3年，搜集到大量個案和有說服力的病例，並在1871年整理出版，書名為《有關產科醫院的序言》，意為產科醫護應當結束其黑暗摸索時期。這本書問世後產生了很大震動和影響。產科科學化的改革序幕由此拉開。
19世紀60年代，歐洲還有一個重要事件，即國際紅十字會的成立。這個紅十字會得到了南丁格爾的指導。但是由於她此時正在進行有關印度幾百萬人口公共衛生的試行辦法，因此她婉言拒絕了邀請。雖然如此，她仍然適時地提出意見，至於會中的各項活動，也都接受她的指導。
南丁格爾從野戰醫院的營運、工作人員的服裝和使用器具的設計，一切有關的具體問題都予以建議。她還寫信給陸軍當局的官員，並直接與誌願兵晤談。另外，她還指導和監督補給物資的購進與運輸。
19世紀60年代末期，意大利的統一戰爭演變為意大利與法國為一方、奧地利為另一方的大規模戰爭，其中最殘酷、激烈的戰役，是1859年6月發生在意大利北部的沙發利諾戰役。
當時，年僅31歲的瑞士銀行家、企業家與慈善家讓·亨利·杜南，正在北非的阿爾及利亞經營穀類加工廠。他為了擴大業務前往巴黎，恰在激戰之際途經沙發利諾，親眼目睹了慘烈的戰爭場麵。這場戰役中，交戰雙方共死傷40000餘人。戰場上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受傷士兵竟得不到任何救護。杜南立即終止旅行，充當起傷兵救護來。但個人的力量是微薄的。
杜南徹夜難眠，噩夢不斷，戰場上那些因得不到及時救治而瀕臨死亡的士兵們那驚恐的雙眼和悲號哀鳴在不停地刺激著他。這時候，克裏米亞戰爭中南丁格爾提燈夜巡的形象在他頭腦中浮現出來，要是每個國家都有一個或多個南丁格爾該多好啊！可那怎麼可能呢！不可能？那就讓所有有誌於學習南丁格爾的人都參加進來，成立一個中立的戰場救護組織，對交戰雙方的傷員都給予及時救治吧！杜南的頭腦興奮起來。
事情隻是說一說是很容易的，但要成立一個各國都承認和信任的、有影響力的國際組織，那就不容易了，何況還要令各國政府接受這樣一種理念：即隻由交戰國派出救護人員救治本國傷兵是不夠的，應當允許中立的救護人員對雙方傷員都一視同仁地給予救治，那就更難了。
困難？難道比南丁格爾小姐一個弱女子麵對強大的世俗和官僚、教會時的困難還大嗎？難道我就不能像南丁格爾小姐一樣，為挽救戰場上那些可憐士兵的生命盡自己的力量嗎？如果不是戰爭，他們和絕大多數人一樣是善良、快樂的人！杜南下定了決心。
為了向歐洲各國朝野人士宣揚自己的主張。1862年，杜南出版了《沙發利諾回憶錄》，書中回顧了南丁格爾的戰地業績，並首次提出了“準許醫護人員進入戰地救治雙方傷員”的觀點，並對成立相應的國際救護組織也勾勒出基本輪廓。這本書很快傳遍歐洲大陸，引起了有識之士的重視和共鳴。
接著，杜南和誌願者又開始為籌建這一國際救護組織展開遊說與募捐的活動，他自己帶頭捐了很大一筆錢，各界人士也紛紛解囊相助。
1863年10月26日至29日，經過杜南與日內瓦公共福利會主席居·莫瓦尼埃等人的努力，在日內瓦舉行了有英、法、德、瑞士等14個國家的18位正式代表、18位列席代表參加的國際會議，討論通過《給戰場上傷病員以人道主義》的決議。
其要點為：傷患士兵不論國籍均一律加以救治；醫院及看護工作者應視為中立者而得到尊重，準許進入戰場，不得對其開槍射擊或加以阻撓。
為了表彰東道國瑞士為大會作出的貢獻，同時表示對瑞士人杜南的敬意，代表們一致同意以瑞士國旗的圖案和相反的顏色即白底紅十字作為戰地救護組織的標記。
在次年召開的第二次國際會議上，確定成立國際紅十字會。1869年8月，在各國政府參加的日內瓦外交會議上通過了日內瓦國際條約，對國際紅十字會予以官方確認。就這樣一個看起來似乎不可能的計劃，在杜南和有識之士的奔走下，竟在短短的10年時間內完成了！
1872年，倫敦紅十字會成立。在成立儀式上，杜南應邀發表演說。他激動地說：
大家都認為我是紅十字會與日內瓦協定的創始人。可是這個組織與協定的產生，事實上因為受到一位傑出的英國女性的強烈震撼和啟迪，那就是曾在克裏米亞英勇奮戰的南丁格爾小姐……
由此，杜南被人譽為“國際紅十字之父”。而南丁格爾則被譽為“國際紅十字之母”。
至愛雙親的去世
樊妮的晚年很是寂寞，這種情形，當然是她年輕時所無法預料的。本來，她和芭茲一直有很多的交往，母女相處得也非常融洽。芭茲在結了婚以後，便“改弦更張”，開始迷醉於她自己的生活裏，儼然是個地道的貴婦人。樊妮曾為長女的出嫁歡欣鼓舞，但是現在，由於沒有她做伴，自然感覺分外孤獨。
1866年8月，威廉因事外出，南丁格爾便留在恩布利花園陪母親暫住。母女倆在這次團圓中起初也很親熱，畢竟是多年沒有很好地相處了。南丁格爾在致克拉克小姐的信中寫道：
母親現在處於孤單的狀態，我並不願意看到這一點。但是，幾天以來，我強烈地感覺到，我們之間能夠融洽而和諧地相處，我們每天在一起聊天、回憶過去的事情。有時候，她的關心和體貼令我非常感動。
1868年夏天，南丁格爾遇到了難題。時任首相很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體係”。他認為和平時期，應當大力發展經濟事業，而軍隊是一種“多餘”的組織機構，隻是徒然地增加開支，根本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因而，他並不支持為提高士兵的福利待遇而增加預算開支，也包括醫療事業在內。
而此時南丁格爾自己的病依然存在，但並無惡化或死亡之虞，甚至可以說，這時的她是自克裏米亞回國後的16年中最堅強的時候，也或許是她產生了隱退的念頭。
當她把自己的決定寫信告訴自己的朋友牛津大學的喬伊特教授時，喬伊特為此感到十分驚訝，並回信說：“你是一位享譽歐美的女性，是女王器重的摯友，又曾是政府顧問，如今卻想隱退在醫院的一般病房中，過著病人般刻板乏味的生活來度過你的餘生，幹涸而終，請你三思！”
一封好友的來信，一番誠懇的勸告，打消了南丁格爾的念頭，而此時，南丁格爾護士學校也產生了一些危機。由於南丁格爾分身乏術，沒有辦法完全集中心力於學校的事情，等到她回頭關照時，她發現原先建立的體製與規章已經逐漸在瓦解了，所以她有必要盡快重新組織學校加以改善。因此，她親自製訂計劃並決心要將自己全部的生活奉獻給學校和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