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其補史、證史的重要價值外，長沙走馬樓簡牘另一重要價值是為我國書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形象生動的珍貴資料。由於傳世和考古發現的三國書跡數量都非常少，而走馬樓簡牘不僅數量巨大而且書體有楷書、隸書、章書、行書、草書等。盡管其書寫皆出自中下層官曹、吏卒之手，與鍾繇等名家的書法有天壤之別，但它們卻代表了這一時期民間流行的書寫風格和水平，與傳世的三國碑刻和後世臨摹的書法相比，其更具大眾性和時代性。尤其是楷書，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恰為從鍾繇《薦季直表》到王羲之所臨鍾繇的《宣示表》的中間成長時期，可以作為論證中國書法史上楷書從創立到完全成熟的過程相當有利且直接的旁證。
長沙城自古流傳著一首工整巧妙的街名對聯；“東牌樓，西牌樓，紅牌樓，木牌樓，東西紅木四牌樓，樓前走馬；南正街，北正街，縣正街，府正街，南北縣府都正街，街上登龍”。其中的“樓前走馬”是指明代吉王（朱見浚）府的附屬建築走馬樓，位於今長沙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走馬樓街一帶。古井窖群的陸續發現和孫吳簡牘的大量出土，給那裏帶來了巨大的聲譽。最主要的是，約13萬三國孫吳簡牘的驚人發現，創下了20世紀中國考古簡牘發現的最偉大的世紀記錄。《永樂大典》的慘重流散
《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空前絕後的一部百科全書。全書共22937卷，11095冊，總字數約37億。
明永樂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告訴翰林學士解縉：“天下古今事物，效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欲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而統之以韻，以便考索……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編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到了第二年11月，書成，名為“文獻大成”。但朱棣還覺得不滿足，又命姚廣孝、解縉等開館於文淵閣，召集中外官員及四方宿學老儒充當纂修，命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生員繕寫，並叫光祿寺供給酒饌。當時參加的人數，據說在3000人左右。
永樂六年冬，書成，取名《永樂大典》。在這部書之前，我國曆史上已編纂了不少類書。然而，卷帙最多的不過1000多卷。三國六朝時，魏纓襲等編纂《皇覽》680卷，梁有劉孝標的《類苑》120卷，北齊有祖艇等的《修文殿禦覽》360卷；唐代有魏徵等的《文思博要》1200卷，許敬宗《瑤山五彩》500卷，歐陽詢《藝文類聚》100卷，虞世南的《北堂書鈔》160卷，張昌宗等《三教珠英》1300卷；宋代有李防《太平禦覽》1000卷，王欽若《冊府元龜》1000卷，晏殊的《類要》77卷。
就現存的《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禦覽》、《冊府元龜》諸書看來，他們都是分類抄輯的群書。《永樂大典》依韻目的次序編纂起來，一字不改進行抄錄，也是空前未有的體裁。《永樂大典》的這種體例，原來是依據元朝陰時夫的《韻府群玉》和宋錢諷的《回溪史韻》的體裁而編的。他們把每個字依照“韻目”的次序編纂，但篇幅卻都很小。《回溪史韻》已散失，僅見殘本；《韻府群玉》則隻有20卷。《永樂大典》卻將其擴大了1000多倍。
也正因為這種特殊的體裁，無數宋元人的詩文和古代的方誌、醫書、雜書以及宋、元、明人的小說、戲曲等等，被大量保存、收錄在內。當時所依據的主要是文淵閣的藏書。但就今日所傳的《文淵閣書目》看，有許多書是超出《書目》之外的，特別是關於小說、戲曲等書。編者們並沒有“正統派”的文學觀念，眼光相當闊大，見解十分“通俗”，也因此而留下了許多最可寶貴的民間文學作品。吉本《西遊記》的一段《魏徵夢斬徑河龍》被收錄在“夢”字內；最早的平話《薛仁貴征遼》全部被收錄在“遼”字內。假如《永樂大典》全部保存到現在的話，國人將能對中國古代文學史有更深的刻全麵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