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遊文士，謁見權貴，嚇唬無知。
還有，著書立說，第一要買紙筆，派頭大些的，還要雇人抄寫。抄寫出來了，真想藏之名山的井不多，多的是急於發表，和讀者見麵。那時又沒有這麼多的報刊雜誌，隻有刻印。刻印這件事，可不簡單，成本很大，曠日持久，弄不好就賠本，那時又沒有公家津貼。
一般的人，刻不起書，崔述也是這樣。他帶著稿子到了北京，在旅舍遇到了一位從江西來的舉人叫陳履和，一看他的文稿，立即拜他為師，並承擔為他刊刻書稿的任務。先在南昌刻了一部分，後又在山西太穀刻了一部分，及至作者亡故，陳履和受全書於棺前，在浙江東陽彙刻出齊。這就是陳履和在序中說的：“以盡吾二十五年事師之職，以慰吾師四十餘年著書之心，餘願足矣。”這是難得的師生之誼，令人羨慕。但這種文字情誼，就是在舊社會，也是不多見的。時至今日，且不去談論它吧。
因為“師道”固然不行，“生遭”也很難說了。
遺書刻成，還要請名人作序，這件事也落到了陳履和的身上。他請了一位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實錄館總裁、武英殿總裁、上書房行走、禮部肖書、兼署戶部尚書、教習庶吉士、加六級隨帶加二級、紀錄四次、山陽王廷珍作序。
這在當時，確是難能可貴的了。因為所列的官銜，比歐陽修在瀧岡阡表一文後麵所列的，還要長一些，煊赫一些。
然而，即使有名人作序，書也不一定就能流傳。崔述在生前，就感覺到這一點了。他有一篇《書考信錄後》，大意說：他中了秀才舉人，“郡人爭譽之”，“數百裏之內，人莫不交口豔稱之。”“而會試數不第，自是稱之者漸少。”“四十以後為考信錄，自二三君子外，非維不複稱之，抑且莫肯觀之。”當餘生前已如是，況於身後，又安望其美斯愛而愛斯傳？然則餘之為此，不亦徒勞矣乎！”可見，同郡人羨慕的是做官，是榮華富貴，至於什麼學術，什麼著作，並不重視。現在有了稿費，著作直接與經濟聯係起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依我看，他這部著作，如果不是遇到清朝末年，學術思想大變，讀書人從八股取士中解放出來，它究竟沉埋到哪年哪月，就很難說了。
型崔述是儒家正統派，他把“道”和聖人聯係起來，把“道統”看成一條線。把“真理”絕對化，純淨化，像在真空管裏生成。我對這一點，是有些懷疑的。真理隻能是相對的，是不斷發展的，在發展過程中，它要吸收別的東西，或者說，是和別的東西互相滲透。就像河流一樣，隨其所至，它要滋潤一些東西，也必然為別的東西所滲入。“道”是這樣發展的，文化也是這樣發展的。不會有一成不變的道，也不會有一成不變的支化。
崔述是從曆史的角度，這樣主張的。但曆史的發展，也是很複雜的，綜合萬物，變幻萬端的。聖人是聖之時者，他的道，在往下傳的時候，必然要受不同時代思想的影響和充實，引起本身的變化。我們的古老文化，我們的古代曆史，如果隻有儒家，沒有楊墨，伎有老莊，設有縱橫家，小說家，沒有神話傳說，那將是多麼單調啊！書前他那篇《自敘》寫得很好，我也讀得懂，有興趣。這篇文字，有真情，有實況，有很好的見解。他在講述他對一世古書、一些人物的看法時，他常常引用當前的事例作證，有時是故事，有時是笑話，有時是諺語。使得這樣深奧的學術文章，充滿生機和活氣。
遺中有他的一本文集，是他的雜文。他的雜文寫得並不很精彩，大概是幼年寫“時文”寫慣了，帶有八股文的死板氣息。就像現在有些人，前些年寫大字報、大批判稿、應景詩文寫慣了，現在想認真搞些創作，總是轉不過來，帶有新八股的虛假味道一樣。
他是曆史考證家，不是作家。
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寫訖書衣文錄前有此錄，已印行矣。續有所得，仍輯存之。體倒不變。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作者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