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九七二年，搬回了原來住處，便開始了不斷修房的生涯。據說在我搬回來之前，機關已經大修過了的，隻是門窗玻璃，就用了好幾箱。這就是說，“文革”期間，門窗是全部破壞了。
搬回以後，對於房屋內部，我自己也做了一番修整，例如掃除地板上的垃圾，清理廁所中的糞便，刷洗牆壁上的標語，很費了一番周折。但一到夏季，下起雨來，每間屋子，幾乎無處不漏，所有桶、盆、盂、罐，全部用來接漏水，還是顧此失彼，應接不暇。天花板先是大片洇濕，後是大片墜落。一天夜裏，乒乓亂響，後屋一角，水如狂瀑，我接連從窗口往外傾倒出十幾桶雨水。至於隨時有被砸死的危險，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天晴以後，打電話給本區的房管站，不來人；親自去請，來人看了一看，登記了一下，沒有下文。我自己想，房管站可能是突出政治，不願意給“走資派”修房，正如醫院不願給“走資派”看病一樣。同院有一家是軍屬，房也漏了，請來了人。第一天，沒有帶家具，幾位工人坐在院裏小亭下，喝完茶，吸完煙，一到上午十一點就下班走了。第二天，帶了家具來，還推了一鬥車白灰泥來，又是喝茶吸煙，到十點半鍾，一個小夥子上房了，把灰泥係上去，十一點又都下班走了。
原來是把一小車灰泥，倒在瓦壟裏，就算修好了。從此房頂走水不利，下雨時，屋裏漏得更歡了。
有人說，要想叫房管站給你修房，必須送禮。但又有人說，點心、香煙之類不頂事，必須貴重東西，比如手表、大衣櫃之類。
我自己現在都買不起手表、大衣櫃，隻好死了這念頭，不找他們修了。但是到了雨季，房管站又不斷派出人來，登記漏房戶。我明白了他們的意思，他一問房漏不漏，我就趕緊說：不漏。連屋也不想再叫他進來了。
有一次，雨過天晴，我正在屋裏，整理被漏雨弄濕了的舊書，房管站登記漏房的人闖了進來，還是那個高個兒、有明顯的流氓習氣的中年人。這種人，很可能原來是一個農民，一個建築工人，泥瓦活兒也很可能做得不錯，但現在他隻是拿著一支鋼筆和一個小本本，成了官家的辦事人員。
他也可能知道了我的身份、處境相職業。他說：
“你的書不少呀。”“嗯，”我無可奉告似的答應了一聲。
“聽說你的書都很貴重。”他笑著說。
“也說不上。”我答，“買的時候貴重，再賣出去就不值錢了。”他抓起了一本書，在手裏翻著。我最不喜歡別人亂翻我的書，而且書受了潮濕，稍微不留心，就會撕裂了的。
“這也算是四舊嗎？”他笑得越發狡猾了，“新近發還的嗎？”“是。”我說。
“什麼名字？”“《湘綺摟日記》。”“房漏嗎？”“不漏，不漏。”他對這些書，原來可能抱有一點希望，一看我很冷淡，無利可圖，隻好走了。
地震以後，實在沒有辦法，隻好又找機關。機關抽調了一些人，組織了一個修房小組，又在街道上請了兩位退休的老工人做師傅。對他們的收入來說，這叫做補差。
師傅們每天也就是幹二三個小時的活，其餘的時間，就是喝茶、吸煙。並可以公開對主人說：你這茶太難喝，你這煙太次了。然後就是談今說古，說他們小時學徒如何規矩，又如何受苦，有什麼過五關斬六將的動人事跡之類，滔滔不絕。
真正給我幹活的，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難友王興。當時，他還沒有解放。
王興，山東人。中等個兒，長得白淨秀氣。貧農出身，從小聰明，小學、中學都沒有念完，就三級跳遠似的，考進了北京大學中文係。貧農大學生，大家都羨慕，沒畢業，就和一個漂亮的女同學結了婚。畢業後分配工作，幾年之內，連升兩級，市委書記當作重點培養，不久就升為我們機關的一名科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