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較小的程度上而言，通過認識者和被認識者之間的親密人際關係，獲取知識的情況在其他科學領域中也會發生。習性學是我們最先想到的例子。但來自醫師“臨床”研究的各種知識形態也都有某些這一類的特征。社會人類學也一樣，社會學的許多分支——政治科學、經濟學、曆史學，或許一切社會科學——都是如此。或許我們還要加上多種或全部語言科學。
在這裏我再強調一個重要的觀點：我們沒必要表明傾向於哪一邊，或是投哪一派的票。的確，我們能把各門科學或所有知識領域排列為一種層次係統，或者根據牽連程度從最大排列到最小。
但我還想提出一個更激進的問題：能否把一切科學、一切知識都概念化為認識者和認識對象之間的一種愛或關心的結果？把這一認識論和在“客觀科學”中處於統治地位的認識論並列，對於我們會有怎樣的好處？我們能否同時利用兩者？
其實，我認為，我們完全可以視情況的變化而靈活地利用這兩種認識論。我認為它們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互相補充的。顯然，把兩種武器都收入想認識各種事物的任何認識者的武庫中是必要的。我們理應懷有一種希望，甚至在天文學、地質學、化學領域中，或許也能對甚至非人格的東西取得更完整的理解。我在這裏指的是那種意識的、語言化的、列為公式的可能性。同樣意味深長的是，可以從一位熱愛他的工作和他的課題的人那裏期待更好的工作成果。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即使作為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家的我們也有必要審慎研究“通過愛得到知識”的這一範式。
調動工作熱情的力量
必須弄清楚的是，我們對產生對研究對象的愛的複雜性到底有什麼內涵。至少它表示要對研究對象發生“興趣”這一點是肯定的。你完全不感興趣或厭煩的東西是很不容易觀察或傾聽的；也很難去思索有關它的事，很難想起它，很難想繼續研究它，很難溶合它。
當你被某種外力逼迫去研究某一種你完全沒有興趣的問題時，你身上的一切防禦和抵抗力量都會動員起來。你會丟三落四，想別的什麼事，思想不集中，疲倦襲人，智力似乎衰竭。總之，你很像是在做一件糟糕透頂的工作，除非你多少對它有點興趣並受到它的引誘，最起碼少量的熱情（或欲力化）似乎是需要的。
事實的確如此，世上存在著為責任感而工作的人，就連一個孩子也會在學校做許多並不是從興趣出發或僅僅從外部因素出發的事情，以便讓老師歡喜。但這樣的孩子引起另外的問題，這裏不能深談，那是有關性格訓練、增進自主性以及僅僅馴順的危險等問題。
我之所以提及這些問題，是因為我不想陷入非白即黑的二歧傾向，在這裏那是很容易出現的。不管怎麼說，關於這一簡單的說法是很少有疑問的，那就是說，對於一個人的最佳學習、領會、理解和記憶而論，最好的途徑是對有關的問題感興趣，有介入感，有“一點愛”，至少有一點迷戀並覺得受到吸引。
科學需要一種耐心、頑強、堅韌不拔、持之以恒以及克服困難的精神和毅力等等，這是一種低限的說法。科學長時成功所真正需要的是熱情、迷戀和著魔般的執著。有成果的科學家是這樣的人，他們談論他們的“課題”差不多就像情侶談及他們的所愛一樣，那是作為一個目的而不是作為達到另外目的的一種手段。升騰到一切分心之上，變得沉迷於工作之中，這表明他已完全溶入“課題”裏，不再是分立的。他的全部智慧都可用於一個目的，一個他已完全獻身於其中的目的。他把他所得到的每一件東西都給了它。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說的那樣：“假如你想在一項調查中用一個不中用的人，你最好找一個對這項調查結果毫無興趣的人，他保證是那種無能的、絕對無疑的蠢貨。”
這可以說是一種愛的表現，要知道，這種說法是存在很多積極的因素的。同樣意味深長的是，可以從一位熱愛他的工作和他的課題的人那裏期待更好的工作成果。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即使作為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家的我們也有必要審慎研究“通過愛得到知識”的這一範式。這種愛我們可以在愛侶中或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中看到它的最純表現，或者在神學和神秘主義文獻中非常合適地譯為自然主義的概念。總之，觀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創造著現實，即創造著真理。現實似乎是觀察者和被觀察對象的一種合金，一種相互作用的產物，一種交往。
人際關係中真理的形成
傳統的非人格的科學是外在的、全麵的、完善的、隱匿但可揭示的。在早期的說法中，觀察者僅僅觀察而已。在後來的說法中，人們已理解觀察者是戴著眼鏡的，眼鏡歪曲現實但去掉卻是萬萬不能的。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物理學家和心理學家已懂得，觀察活動本身是對被觀察現象的一種塑造，一種改變，一種侵入。總之，觀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創造著現實，即創造著真理。現實似乎是觀察者和被觀察對象的一種合金，一種相互作用的產物，一種交往。例如，許多關於再輸入的研究和關於觀察者期待的影響的研究，這隻是兩類眾所周知的實驗。
我所指出的並不單純是天文學觀察中的“入差”和海森貝格的“測不準原理”，我指的寧可說是一種不可能。例如不可能找出某一文字前文化“究竟”是怎樣的，即未受文化人類學家歪曲的真實情況如何。或舉一個我曾介入的例子，你如何能從一個街頭宗教群體的行為中把一個外界觀察者的抑製影響抽象出來？我在大學時聽過一個來源不明的故事：說一群聯誼會的男孩商量好鬧著玩追求一個土裏士氣的女孩。出乎意料的是，追求改變了她，使她變成一個自信、溫柔而十分可愛的姑娘，使這些男孩真地愛上了他們自己的“創造物”。
大衛·沃森在《人性研究》一書中曾這樣寫道：“當兩個人在辯論時，我發現真理不總是在更不帶激情的一邊。激情可能增強辯論者表達的力量，並最終引向真理的深部。”毫無疑問，有幾種感情會完全歪曲我們的判斷。但我要問極端的理智主義者：假如真理不能在追求者中激發熱情的奉獻，任何科學還有產生的可能嗎？”
這是心理學家中正在興起的不滿的一個典型表述，他們不同意那種過時的、廣泛持有的看法——認為感情隻能起破壞作用，感情是真正領會和正確判斷的敵人，感情是和精明對立的，是而且必然是和真理互相排斥的。對科學進行人本主義研究能產生一種不同的態度——感情與認識具有協同作用，感情可以成為尋求真理的一個動力。
這些愛的關係能過渡到與世界溶合的神秘體驗中，這使我們通過與對象溶合、與對象合為一體，從而達到知識的終端。從理論的觀點看，這可以認為是變成經驗知識，來自內部的知識，由於我們正在變成我們認識的對象。至少這是這種知識接近或試圖接近的理想極限。
不要認為這種終端很難實現。研究精神分裂的一個受到尊崇的辦法是，試用適當的化學藥劑使自己暫時成為精神分裂的，或自己曾患分裂症現已恢複健康。這樣一來，就能更容易與精神分裂患者認同。例如，最受人敬愛的新行為主義心理學家之一的愛德華·托爾曼，有一次不顧他自己的正式推論，曾承認他在想預測一隻大鼠將如何行動時試圖與大鼠認同，與大鼠感受一致，並問他自己：“現在我將會如何行動？”
另一類例子——在一個不同的領域遵循著同樣的範式——是文化人類學家的例子。對於一個你不喜歡或你不歡迎的部落，盡管你也能了解到許多事實，但你的了解會受到一定的局限。要認識印第安人而不是僅僅取得一知半解的資料，你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融入他們的文化中。假如你“變成”一個印第安黑腳族人，你將能靠理解回答許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