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沒有直接向布哈林核實這件事，他先找李可夫，把印成材料的談話記錄告訴他，並指責他不該與布哈林等人搞“右傾集團”。李可夫當場否認自己與此事有關，並立刻找來布哈林對質，當布哈林聽到這種情況時簡直大吃一驚。
那天，布哈林正躺在辦公室的沙發上，他的未婚妻拉林娜來了，布哈林憂心忡忡地說：“我很不愉快，心亂如麻，不得安寧，你理解我嗎？不，你還小呢，好在你還不能理解這一切。”聽到這，他的未婚妻哭了起來，他說：“我很可憐你，但我幫不了你啊！”布哈林沉默少許，傷心地說：“應該可憐的不是我，拉羅奇卡，而是農民——莊稼漢。”
正在這時李可夫激動地跑進房間，他說他從斯大林那裏得知，布哈林和加米涅夫進行了締結反對斯大林聯盟的談判，並且事先得到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讚同。李可夫向斯大林聲明：這是不可能的事，是陷害。斯大林講出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交談的詳細內容。看來，證據是確鑿的。布哈林攻擊領袖、謾罵莫洛托夫的事實已經被斯大林掌握了。
“這就是說，加米涅夫告密了，這個混蛋加叛徒！”布哈林氣得臉色蒼白，手和嘴唇都顫動起來。他高聲吼道：“這件事通過其它途徑是無法知道的，會見是偶然的，地點是在室外，就在克裏姆林宮，在我同索柯裏尼柯夫一起參加全會回家的時候，談話是不會被竊聽的。”（他沒有想到保衛局工作的厲害）
李可夫憤怒地說：“你簡直是個娘們，而不是政治家。你是在對什麼人推心置腹呀？……你簡直是個小孩子……看你在政治局裏怎麼交待！”麵對這種情況，布哈林無言以對。政治上的幼稚決定了布哈林注定失敗的命運。
１９２８年９月３０日，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個經濟學家的劄記》的文章，指責斯大林的新方針，文章寫道：“我們應當……統籌兼顧，讓個人、群眾、社會和國家都能發揮主動性，我們在各種事情上都集中得太過分了。”這更加激怒了斯大林。
十一月的中央全會，主要討論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度國民經濟的控製數字問題。在會上，就農業問題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會上提出集體辭職，在奧爾忠尼啟則的斡旋下，他們三人最後收回了辭呈。
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講話，在談到右傾時，斯大林說這“是一種還沒有形成機會主義的而且可以糾正的傾向”，“右傾分子”還沒有組成“派別組織”。
斯大林在會上批判右傾，但沒點布哈林的名。
全會經過激烈爭論，最後還是一致通過了《關於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度的國民經濟控製數》的決議。
由此，斯大林得到一個重要證據：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所投的讚成票就等於在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上簽了字，這正是斯大林需要的材料。
會後的第三天，他就利用這個決議使莫斯科市委書記烏格拉諾夫引咎辭職。與此同時，斯大林還給右傾分子們派去了“政治委員”，給政府主席李可夫派去了奧爾忠尼啟則，給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托姆斯基派去了卡岡諾維奇，給《真理報》主編布哈林派去了沙維利耶夫，給由布哈林主持的共產國際派去了莫洛托夫。規定這些部門的一切指示均需有中央代表聯署才有效，並且擁有否決權。布哈林把這稱為“建立了政治委員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