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棄文從醫
明代嘉靖十九年（公元１５４０年）一個秋天月夜，在浩淼的長江上，一葉孤舟順水漂流。李時珍和父親坐在船頭，喝著悶酒。李言聞望子成龍的科舉夢又一次破滅了，他想不通兒子才華四溢、滿腹經綸，竟然不為主考看重，落得個榜上無名，第三次赴武昌應鄉試，仍然失敗而歸。
李時珍看著父親麵色憔悴、神情沮喪的樣子心裏很不好受。為了轉移父親的情緒，他把一直藏在心裏，已經思考多時的醫學問題談了出來。他對父親說：“《孟子·告於篇》上講：‘心之官則思，’《內經》上也說：‘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這兩部書裏都是說，心髒是主管人的思維活動的。兒仔細思考了這個問題，覺得不對。本來，《內經》上說過，‘腦為髓之海…… 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疫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按這種講法，是人腦主宰我們的視覺、聽覺和運動器官的。再往深處想，我們思考問題時，是心在想，還是動腦子想呢？讀書讀久了，是頭昏頭痛，還是心昏心痛呢？顯然這主要是前者。所以，兒以為，腦才是六神之府，思之官。”
李時珍這番獨出心裁的言論使父親頗為震動。《內經》是祖國最早的一部醫學典籍，產生於戰國和秦漢之間，它運用精氣、陰陽、五行學說，總結和闡述了中醫的基本理論，兩千年來中醫理論的發展，可以說都起源於《內經》。《內經》上提出的心是思之官，千百年來有學問的人都視為真理，醫經、儒經都這麼敘說。兒子卻敢向傳統挑戰，提出懷疑，真不簡單！李言聞並不保守，他仔細一琢磨，兒子所說何嚐沒有道理。李言聞不由得感歎：“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蔭。我這幾年來，天天督促兒子麵壁苦學，盡了最大努力，發奮讀書，幾乎丟了命。但是，老天不遂人意，３次應試都名落孫山。萬萬沒有想到，兒子僅憑著家族的影響，自己平時關於醫藥學有意無意隨便說說，就記在心裏，對‘心之官則思’竟動了腦筋，作了如此深刻的見解。自己行醫數十年，也曾著書立說，但對於這麼重大的醫學問題，卻從未產生疑慮，真是庸才！兒子果然聰明穎悟，才智過人，勇於探索。其實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既然兒子在醫學上能夠如此鑽研，何不讓他跟著我學醫呢？別讓他像我那樣了，為了科舉白白耗費了青春，到頭來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李時珍見父親沉默不語，便把自己想放棄科舉考試，跟隨父親學醫的想法說了出來。這個念頭在他心裏許多年前就有了，但是為了顯耀門庭，不辜負父親的期望，他藏在心裏不忍心說出來。看來，科舉仕途與李家這一代還是無緣，自己的誌向也不在這裏。於是，李時珍趁父親思想已經轉變，便把多年來深思熟慮的話說了出來。
李言聞看著為應試累得瘦弱不堪的兒子，心頭不禁湧出無限愛憐，覺得兒子的選擇不能說最佳，但也算是條好的出路了。於是，他默默地點頭同意。
這樣，從２３歲開始，李時珍就棄文從醫，繼承父業，走上了醫學的道路。
李時珍青年時代關於“腦為六神之府”的想法，經過爾後幾十年的行醫實踐的檢驗，獲得了充足論證證實。最後，寫進了他的藥學巨著《本草綱目》卷三十四·辛夷條。“腦為六神之府”說，在我國曆史上第一次明確指出腦是思維的器官，從而改變了傳統的“心之官則思”的錯誤認識。
時代為李時珍鋪了一條不平坦的道路，那艱澀的八股文扼殺了多少熱血青年。但李時珍並非凡人，他堅定不移地走上了醫藥之路，並最終實現了自己的價值。
苦心學醫
李時珍在他偉大的一生中，在醫藥事業領域，能獲得如此巨大成功，出於他有幸遇到了兩位恩重如山的老師。
第一位恩師是他的啟蒙老師，父親李言聞。
他的父親李言聞在當地玄妙觀坐堂行醫，醫案旁設了一個座位，是他給收為徒弟的兒子專門設下的。李言聞每當自己看病診脈後，都口授藥方，讓李時珍筆錄藥方，按方抓藥，並同時向他傳授不同方劑藥物的匹配用量情況，藥物間的協同作用，以及如何抑製藥物的毒性等等。比如每個藥方的用藥都是按“君、臣、佐、使”的配合規則。“君”藥是方劑中治療主症，起主要作用的藥物，根據需要可用一味或幾味。“臣”藥是協助主藥以加強其功效起治療作用的藥物。“佐”藥是協助主藥治療或抑製主藥的毒性和劇烈的性味，或是反佐的藥物。“使”藥是引導各藥直達疾病所在或有調和各藥的作用。一般小病，開一個處方，抓幾劑藥即可治療好。大病或重病則需有步驟地進行治療，先怎麼處方，用哪些主副藥物，病情見好後再換處方，改換用藥，到治療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