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闡鑽研天文曆法
王錫闡（1628—1682）字寅旭，號曉庵，江蘇吳江人。一生勤勉好學，經常觀測天體，對中、西天文曆算都有精湛的研究，是清代乃至中國古代史上傑出的天文學家。
王錫闡自幼喜歡讀書，對有關天文曆算方麵的內容尤其感興趣。他不僅重視書本知識，而且也重視實踐，從少年時代起，夜晚遇天氣晴朗，就登上屋頂，仰著頭，觀察天象，有的時候竟一晚不睡。他總是把觀察的結果記錄下來，仔細推敲，認真比較。不論是酷暑嚴寒，還是身患疾病，他都沒有停止過。
王錫闡生活的時代，正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趨於頻繁時期。西方的傳教士在傳教的同時，把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也傳到中國。王錫闡不僅對中國曆法有獨到的研究，而且對西方曆法也進行了深入的鑽研，並指出了西方曆法的若幹缺點和錯誤。如西方曆法以為月亮在近地點時，視直徑小，故食分大。對此，王錫闡正確指出：視徑大小，是人眼觀察的結果。是因人而異的。食分大小，卻應該根據實徑。太陽的實徑，不因地麵觀察點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地影實徑，卻因觀測點的遠近而有損益，最低之地影大，月入影深，食分不得反小；最高之地影小，月入影淺，食分不得反大。又如，王錫闡指出，按小輪係統算月亮運動時，除了定朔、定望外，其他時刻都應加改正數，但西方曆法卻不用這一改正數，好像日、月食一定發生在定朔、定望，然而事實上隻有月食食甚才是在定望。王錫闡更以交食的實測事實，證明西法並不完全準確。即他從實踐和理論上都證明並非是完善的。
正是在對中、西曆法都作了透徹研究的基礎上，王錫闡編著了《曉庵新法》。全書共6卷，吸收了兩者的優點，有所發明創造。他提出了日月食初虧和複圓方位角計算的新方法，依次計算公元1681年9月12日發生的日食，較其他方法都準確。他獨立發明了計算金星、水星淩日的方法，還提出了細致地計算月掩行星和五星淩犯的初、終時刻的方法，都比中、西曆法有所進步。
王錫闡之所以取得獨步時代的天文學方麵的成就，是和他刻苦鑽研，注重實踐的學風密切相關的。他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者“驗天求合”的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優良傳統。不以書本為據，而以實踐為宗。除此之外，也和他在學術交流上的態度有關。他對中、西之學均采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科學態度，既不盲從迷信，也不拒而遠之。他主張排除中西方有別，尊華夏而卑西人的偏見，力求集眾家之長而會通其內在原理，不要拘於名目故步自封，孤芳自賞，而應學習、判定，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他說：“數術是依理推導出來的，曆法是依據天象製定出來的，無論中曆、西曆，在方法上都有可取之處，為什麼一定要區別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呢？客觀存在的道理應該昭明，為什麼一定要區分新舊呢？”他反對盲目推崇西方曆法，他說：“西方曆法中的論見，那些被今天的實測所檢驗所證明了的，可以吸取，如認為是不可改易的，用它來指導實務，以求發展，是不可以的。”“考證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取西說之長，而去其短”則成了他的研究工作的重要特色。
王錫闡是17世紀的科學家，在濃重的封建製度的氛圍下，能如此看待古今中外的文化科學知識，並真正做到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無疑是超越時代的。
心靈悟語
他探索中西方科學的態度，在科技發達思想開化的今天，也是我們繼承文化遺產和進行文化交流所應借鑒的，因為科學的探索離不開探索的科學。
葉天士——清代名醫
葉天士（1667—1746）名桂，號香岩，江蘇蘇州人。他是清代一位名望很高的醫學家。
葉天士的祖父葉時，父親葉朝采，都很擅長醫學，而祖父更是一位高明的兒科專家。葉天士14歲喪父，此後便跟從父親的門人學醫。由於好學精思，聰明穎悟，常常聽到一種見解就立刻理解，而且見解還在老師的見解之上，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盡管他的學習成績優異，卻從未產生驕傲自滿的情緒，即使在他獨立行醫的時候，也仍然手不釋卷，並堅持向一切內行的人學習。隻要聽說哪位醫生有特殊專長，就立即前往虛心求教，十年之內，曾就學於17位老師。他態度虔誠，彬彬有禮，被詢訪的醫生都很感動，無不披肝瀝膽，推心置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葉天士敏而好學，於書無所不窺，又能博采百家之長，真正做到集思廣益，這為他後來在醫學上的高深造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葉天士具有勇於追求真理的精神，一旦發現自己錯了，就毫不掩飾地予以糾正。有一次，他看到了徐靈胎（清代醫家，與葉氏同時而稍晚）的一張處方，一麵讚賞徐氏看病頗有心思，一麵批評徐方缺乏醫書的理論根據。後來他讀了唐代醫家王燾的《外台秘要》，發現徐方是從該書中化裁而來，便責怪自己讀書不夠，承認前次對徐氏的批評不對。他說：“我從前認為徐靈胎開處方沒有根據，誰知全出自《外台秘要》，可見學問無窮，讀書不可輕視啊！”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是難得的。
葉天士騁譽醫壇50年，死時已是八旬高齡，臨終之前，他還語重心長地告誡了兒子一番。他說：“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聰悟，讀萬卷書，而後可以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為刀刃也。吾死，子孫慎勿輕言醫。”這是他飽經滄桑之後的肺腑之言，也深刻地說明，醫生絕不是可以隨隨便便當好的。必須竭盡聰明才智，長期不懈地努力學習，讀書破萬卷，並要在臨床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精益求精，才能做到妙手回春，化險為夷。否則臨症茫茫，胡亂處方，勢必成為用藥物殺人的庸醫。因此，他告誡子孫，千萬不要輕意談論醫學。由此可以看出他把醫生的學習和專業知識的提高，放在多麼重要的地位，這些對我們今天仍有很好的啟示意義。
葉天士兼通內、婦、兒及五官科，而以內科為主。對於兒科也很擅長，尤其善於治療痧（麻疹）、痘、驚風、疳積等症，要言不煩，常常幾句話就能道破某些兒科疾患的本質特征和施治訣竅。對此，徐靈胎賞歎不已地說：“葉公斷治疾患，和平精切，字字金玉，可法可傳，得古人之真詮而融化之，不愧名家。”在內科雜病的診療方麵，葉天士精於切脈、望色、察看舌苔及驗齒等，分析病情絲絲入扣，了如指掌。患者無不點頭稱是。葉天氏治病師古而不泥古，最善於化裁古方、創新方。往往將古方加減一、二味，就能取效神速，做到迎刃而解，渙然冰釋。葉氏十分重視識症、立法、用方，特別強調對症下藥，堅決反對盲目地亂投藥物。他曾經批評說：“用寒性藥還是用溫性藥，要視病而定，前人或偏重寒涼性的藥，或偏重溫性的藥，後入學習而不加以識別，借溫寒兼備之藥僥幸治愈，憑中和之藥來掩飾自己的無知，實在是要不得的。病有眼前之症，還會有變症，一定要胸有成竹之後，才可以施方治療。”他的批評是切中當時醫界時弊的。那些庸劣的醫生們，平時不肯鑽研專業技術，臨症就診毫無定見，既不能準確辨症，又分不清藥物的性味功能，往往在同一個處方裏，寒熱溫涼各種藥都有，希望用這種大雜燴的方式來掩蓋自己的拙劣。見施治不效，就今天改一次方，明天換一服藥，這樣瞎碰亂試，又怎能治好病呢？葉天士處方用藥總是反複琢磨，千錘百煉，一旦認準病症，就堅持使用擬定的方劑，絕不任意變更。到葉天士那裏就醫的，大多是別的醫生沒有治好的疑難病症，有些沉屙痼疾，往往需要幾十服甚至上百服藥才能治好。有位多年身患疾病的患者到他那裏就診，葉天士給他開了處方，並且囑咐說：“服此百劑，終身不複發矣。”病人回家之後，服至80劑，病已霍然而愈，便自動停止服藥。但過了一年以後，舊病複發，隻好再次求診於葉天士。葉人氏感到非常詫異，經過詢問，才知道是由於患者未遵醫囑，因而病根未除。於是決定讓病人再複原方20劑，患者照數服完之後，那個纏綿多年的頑症果然不再複發了。像類似的例子很多，人們競相傳頌，眾皆歎服其技藝之“神妙”。
葉天士還以擅長治療時疫著稱，對中醫溫病學的貢獻很大，也是溫病學說的奠基人之一。葉天士在繼承吳又可溫病學說的基礎上，係統地總結了溫病的辨證論治規律。他把溫病分為衛、氣、營、血四個階段，表示病變由淺到深的發展過程，也是溫病的辨證綱領。在處方用藥方麵，反對使用治傷寒的辛溫藥來治溫病，而主張大量采用清熱解毒的寒涼藥物。這就使溫病學說從基礎理論到臨床實踐都有很大的發展。在他的倡導下，清代研究溫病學的人與日俱增，如薛生白、章虛穀、吳鞠通、王孟英等，都在溫病學上很有成就，形成了許多著名的溫病學派。溫病學說的確立，使許多垂危的瘟疫患者獲得救治，彌補了單純用治療傷寒的方法對付一切外感病、傳染病所造成的缺欠和損失，也為今日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防治某些烈性傳染病提供了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