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食”堂裏的宋應星
宋應星（11587—1661）字長庚，江西奉新人，是明代傑出的科學家。
宋應星少年時，就喜歡讀書，先代的典籍讀了很多，但他不盲目因循，圖口耳記誦之學來炫耀於人前，他對書中所記述的內容采取審視的態度，沒有書雲亦雲。他把對書中所載提出的疑問都記錄下來，以備來日驗證。他28歲時考中舉人，後任江西分諭縣教諭。他對束縛人才能的八股文不感興趣，而把精力放在深入調查研究實用的生產技術的問題上。他對士大夫們輕視生產勞動的態度深為不滿，認為士大夫們的這種態度於國於民都不利。他不停地思考探索著，如何才能富強國家？如何才能造福民生呢？
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常把自己的書房叫某某堂、某某齋，而宋應星卻別出心裁，不追求世俗所稱道的高雅之意，把自己的書房起名叫“家食之問堂”。“家食之問”，就是關於家常生活如衣、食、住、行及日用品之類的學問。“家食之問堂”也就是探討家常生活之類學問的書屋的意思。“家食”的出處，見《易·大畜》，此書中說：“不家食，吉：養賢也。”意思是說，在上者有大德，能以官職養賢，不讓賢者在家裏自食。宋應星取“家食”二字，表示他所研究的學問與當時封建官僚、士大夫們所搞的那一套不同，不是空談道德性理，而是切實研究於國計民生有用的學問。他說：打算讀書做官的人肯定不會對他所探究的問題感興趣，因為他所探究的問題與讀書做官毫無關係。他認為真正了不起的是具有真才實學，知識淵博，敢於並善於探索鑽研的人，而那些高談義理、侈論心性之家是不足為訓的。他深受商品經濟的影響，指出發展商業的必要性，對那些駕車馭馬、擺舟橫渡的官商很是讚賞，認為他們能通有無、調餘缺，增殖社會財富。他感到祖國疆土廣大、物產豐盈，物質生產領域中的知識實在太豐富了；對任何事物都有多聽聽多看看的必要。他衝破了書齋學者那種“人唯聖賢、物為經籍”嚴重脫離實際的陋習，深入下層，虛心向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生產勞動者學習生產技術知識，開闊視野，促使自己向更廣泛的知識海洋中探索。
通過書本學習、躬身訪察和實際生產勞動，宋應星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生產技術知識，並以驚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華完成了圖文並茂的科技巨著《天工開物》。
《天工開物》全書分18卷，包括作物栽培、養蠶、紡織、染色、糧食加工、熬鹽、製糖、釀酒、燒瓷、冶鑄、錘煆、舟車製造、燒製石灰、榨油、造紙、采礦、兵器、顏料、珠玉采集等，幾乎談到了農業、手工業部門中的所有重要的生產技術和過程。宋應星在此書中詳細地記載了各種工農業生產的具體操作方法，特別詳細地介紹了各種先進的生產技術。如在農業方麵，記有培育優育稻種和雜交蠶蛾的方法；在冶煉方麵，有煉鐵聯合作業，灌鋼、煉鋅、鑄鐵、半永久泥型鑄釜和失蠟鑄造的方法，其中不少工藝至今仍在應用，如有名的王麻子、張小泉刀剪就是使用了傳統的“夾鋼”、“貼鋼”技術；在紡織方麵，有用花機織龍袍、織羅的方法；在采礦方麵有排除煤礦瓦斯的方法等等。以上生產技術都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從書中出現的大量統計數字，如單位麵積產量、油料作物出油率、秧田的移栽比、各種合金的配合比等來看，說明宋應星比較重視實驗數據，是經過一番深入細致的詢訪調查的。宋應星還把所搜集的材料進行認真的比較研究，提出了不少科學的見解，如他根據煤的硬度和揮發成分，提出了一項符合科學原理的煤的分類方法，很有實用價值。對於一些長期流傳下來的錯誤觀點，如“珍珠出自蛇腹”，“沙金產自鴨屎”，“磷火即是鬼火”，等等都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駁斥。《天工開物》刊行後，很快傳到日本，並在日本翻刻，廣為流傳；1869年有法文摘譯本，後又譯成德、日、英多種文字，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它是關於中國古代生產技術，特別是手工業生產技術的寶貴文獻，為世界譽為“中國十七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
如此巨著，若沒有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沒有執著的追求和探索，是很難完成的。不僅如此，沒有戰勝世俗偏見的勇氣和信心，沒有對社會較為深切的洞察，而寫出這種獨樹一幟的巨著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自古以來，中國社會的上層一向視生產勞動為賤民所為，視生產科技為奇技淫巧，而且一向輕視工商，宋應星身為朝廷官員，專心於此，無疑是輕蔑聖賢，壞亂經言。但宋應星認為這是實學，於國於民，頗有裨益，就毅然為之而奮鬥。
心靈悟語
他這種務實求本、勇於攻堅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談遷矢誌編著《國榷》
談遷（1593—1657）原名以訓，字觀若，明朝滅亡以後改名為遷，字孺木，浙江海寧縣棗林人。他是明清之際一位著述謹嚴、卓有成就的曆史學家。
雖然談遷家境貧寒，但自幼就酷愛曆史，而且這種獨特的興趣隨著年齡的增長有增無減，因此，在弱冠之年就讀了大量的史書。他逐漸認識到曆史的價值貴在經世致用，不讀史就難曉古今沿革和興替，不讀史就不能很好地治國平天下；史貴真實，學用經世。他閱讀史書，勤奮不苟。幼時培養起來的興趣在激勵著他，嚴酷的社會現實也在不時地激發著他，他處在明朝腐朽沒落後金崛起的動蕩的曆史時期，明朝的官員們聲色犬馬、結黨營私；談及國事，爭相推避，隻會媚顏悅主，無視女真雄視中原、破國亡家近在旦夕的危機，忠臣見謗、奸佞橫生。耳聞目睹這一切，他心痛如焚，他深感自己手中的筆越來越沉重了，他決心終生不做官，用真實的筆觸寫下這時代的巨變，留給後人，作為永世的借鑒。
談遷勤讀史書，並非徒留耳訟，炫耀人前以為博，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和心靈來重新審視曆史，力求心得。在閱讀史書的過程中，他發現明朝的實錄中有好幾朝的實錄在內容上有失實、歪曲的現象，而且各家編年史中又多有訛舛疏陋、膚淺冗遝的弊病，於是，他決心親自動手編寫一部真實可信的明史。
談遷的編寫工作始於明朝天啟元年（1621），在饑寒交迫的環境中，用了六年的時間完成了初稿。他發現初稿在內容等方麵還不完善，以後陸續加以修訂。清順治二年（1645），他又續訂了明末崇禎、弘光兩朝的史事。為了求真求善，談遷修訂增補初稿就花了長達26年的時間，光陰如流水，並未付東流！
誰料想，兩年後，也就是1649年，這部花了半生心血編撰的稿子全部被人偷走了。這意外的打擊，使談遷這位57歲的老人痛心入骨、悲憤欲絕，忍饑挨餓的日子熬得過，訪求史籍的辛苦也受得起，可這飛來之禍怎麼也料想不到啊！到哪裏去尋找自己的書稿呢？難道幾十年的心血就這樣付之東流、終生難遂心願了嗎？感至於此，傷心的淚水從他那滿布皺紋的臉頰上流落下來，點點滴滴，滴滴點點，灑落在他那舊得發白的衣衫上。他步履蹣跚地來到戶外，良久地站立著，任無情的淒風撕亂他花白的頭發，任如鞭的淫雨擊打他那搖曳的身軀……
書稿是找不回來了。但談遷轉念一想，初稿不是人寫的嗎？隻要人還在，就有書在。他的淚眼最後湧動出的是意誌、希望的火，是對餘生光陰切切的關注。他決心趁自己的腦子和手還好使，起筆重寫。又經過了5年時間，終於將《國榷》重新編成。望著案前堆積如山的書稿，他的臉又綻開了笑容，這是終生夙願的達成，是經曆身心交瘁艱難歲月後流露出的倔強和自信。這時談遷已62歲了，他時感力不從心，腦子也有些遲鈍了，手腳也不太靈便了。但他沒有氣餒，為了定稿，他竭力想把那些因時間太久而印象模糊的事跡弄清楚。他隻身一人帶著僅有的一點銀兩攜書稿來到北京，去訪問那些明朝遺老、豪族、宦官，並親自到那些故址舊跡踏查。
長期的寫作生涯，使他的頭發全白了，眼睛也花了，清苦的生活使他隻能穿粗布衣衫，在那些達官貴人眼中，他隻不過是個窮秀才，沒有什麼值得尊重的。因此，談遷常常遭到冷遇。但他不灰心，不泄氣，直到把模糊的問題弄清為止。他深知達官貴人的白眼算不了什麼，關鍵是自己如何努力，去實現自己的夙願，做一個終生無悔不愧的人。他這樣偌大年紀，還走訪了“十三陵”，登上了香山，對那些古跡，反複考察，哪怕是一塊殘碑，一截斷垣，也不放過。他一邊觀察，一邊在紙片上記錄，不肯漏掉有補於書稿的絲毫信息。他為對書稿拾遺補缺而搜尋資料，幾乎達到了如醉如癡的境界，人們都把他當成瘋子、傻子，可他心中有足樂事，哪管世人的睥睨和奚落，一步一個腳印，依然故我。他就是這樣在北京呆了整整三年。離京後回家對書稿繼續進行修訂，直到自己滿意，才正式定稿。成書後的第二年，這位一生矢誌為自己的著述事業而不懈奮鬥的老人與世長辭了。
談遷編著《國榷》，主要根據列朝實錄和邸報，再廣求遺聞，參以諸家編年，所采諸家著述達百餘種。他對實錄和諸家著述並不輕易相信，對史事的記述采取慎重態度，取材廣，選擇嚴，能擇善而從。這就為其編著工作在技術處理上又增加了一層難度。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國榷》關於萬曆以後明朝以及後金史事的記載，多為他書所不傳，加之當時沒有刊行，沒有遭到清人篡改，所以史料價值較高，是後人研究明史比較可靠的資料。為了著成這部史書，談遷從1621年動筆到1656年定稿，前後用了35年時間。不論是烈日炎炎的盛夏，還是冰天雪地的隆冬，無論是在途徑坎坷的曠野，還是在月映燭照的鬥室，他都沒有懈怠過。他的一生是在窮困的環境中度過的，直到晚年，仍靠當幕友，辦些文墨事務，代寫應酬文章來維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