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17日，晏陽初因患肺癌醫治無效，逝世於紐約，享年100歲。
有關晏陽初的著述，在國內有《晏陽初全集》、《晏陽初文集》、《晏陽初教育思想研究》等。本人主要著作有《平民教育概念》、《平民教育的真義》、《農村運動的使命》等。巴中市內建有“晏陽初史跡展覽館”，並成立了“晏陽初研究會”。黃質夫
20世紀20年代，儀征十二圩一位貧苦農民的子弟，懷著教育救國的理想，投身於鄉村教育事業，並為之奮鬥了一生，做出了輝煌的業績。
他創辦了我國最早的鄉村師範學校之一的界首師範，隨後又創辦著名的棲霞師範和位於少數民族聚居的偏僻山區的貴州師範。
在辦學中，他勇於開拓，堅持實幹，倡行自己的教育思想和辦學主張，為培養師資，開發鄉村奮鬥不已。他就是被人們稱為中國鄉村教育先驅的黃質夫。
黃質夫，名同義，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出生在江蘇儀征十二圩。他祖籍湖南邵陽，祖父早年從軍，在湘軍中當一名士兵，退伍後到儀征定居，靠耕種一小塊土地維持生計。
父親除種地外，還做小販，當瓦木工、修船工，以後又在十二圩街頭開一爿茶爐，賺一點微利養家活口。
黃家幾代沒有文化，吃了很多苦，父輩們希望孩子能識幾個字，不再做睜眼瞎。黃質夫六歲那年，家裏雖然衣食不周，還是設法讓他進私塾念書。
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十二圩揚子總棧創辦小學堂，這是全縣第一所新式學校。當時人們不理解，說是進了洋學堂要不孝父母，不敬祖宗，死了要下地獄，不少人不肯把孩子送去，可學堂不收學費，還免費供給書籍、製服，這對窮苦人家的孩子是個福音。
為了學習文化，黃的父親頂著流言蜚語讓他報名入學。他學習極其勤奮，每次考試成績都是第一，老師器重他，學校發給獎金給予資助。他讀完了五年製的初等小學和四年製高等小學，初步掌握了一些科學文化知識。
高等小學畢業後，黃質夫在老師的鼓勵下投考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以名列榜首的優異成績被錄取。師範學校雖然不收學費，免費供給膳食，但是為籌措保證金及置辦行裝，家裏還是借了債。他深深體會到窮人家孩子上學的艱難，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
民國二年（1913年），18歲的黃質夫離開家庭到了60裏外的揚州，成為中國最早一批師範本科生。他還是農家孩子的打扮，布衣布鞋，一床補丁摞補丁的粗布被，日用品也大都是土的，買不起膠鞋，下雨天隻能打赤腳。他不理會一些同學的奚落，不計較物質生活的艱苦，隻是發憤苦讀，將全部精力用在學業上。
在五師五年，每學期成績均為甲等，畢業考試成績為全年級之冠。校長任誠（孟閑）是著名教育家，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歸國後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在他的領導下五師成為全國著名學校。他極為器重黃質夫，耳提麵命，循循善誘，對黃質夫的一生影響很大。
五師畢業後，黃質夫由校長任孟閑提名留校，提任附屬小學高年級級任教員。當時謀職不容易，教員的報酬亦較豐厚，一個月的薪金夠窮人維持一年的生活。可他並不貪戀這些，仍想繼續深造，做了二年教員積蓄了一點錢，即辭職進了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國立東南大學）農科農藝係。
該校是我國最早的農業高等院校之一，執教的有孫恩麟、原頌周、竺可楨、王善佺、楊杏佛、廖思承等，學生中的金善寶、馮澤芳、楊開道、吳福禎、歐陽一飛等後來均成為聞名全國的農業專家。黃質夫得到名師的指導，進一步用現代農業科學武裝自己，加深了對農業的感情，初步樹立起發展農業、改造鄉村的誌向。
以後他在回憶起這段學習生活時曾動情地說：我離家外出求學時，患病臥床的母親流著眼淚對我說，好好讀書上進，滿樹的果子指望你紅了。
我感到，這不僅是母親對孩子的叮囑，也是在貧困中掙紮的農家對子弟的期望。我不能忘本，一定要用學到的知識為鄉村服務，為治窮出力。
鄉村師範學校是專門培養鄉村學校師資的，它的宗旨是在鄉村辦學，招收農家子弟，為發展鄉村教育進而改造和建設鄉村培養大量有科學知識和有文化的人才。
1924年，黃質夫在東南大學畢業不久，被聘為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界首分校（後改為江蘇省立界首鄉村師範學校）主任，從此開始了他以所學知識服務鄉村、獻身鄉村師範教育事業的生涯。
從1924年至1944年的20年間，他先後創辦了界首、棲霞和貴州三所著名的鄉村師範學校，還短期主持過湘湖鄉師的校務。
1923年前後，江蘇省五所省立師範學校相繼在農村設立分校。這是全國率先創立的一批鄉村師範學校。第五師範分校設在蘇北的高郵縣界首鎮。那裏的辦學條件很差，教學設施很少，也沒有現成的教學大綱可以遵循，一切需要從頭做起。黃質夫到任後，親自籌劃建造校舍，置辦設備，聘請教師，招收新生，又自己動手製訂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方案，並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改進。他提出鄉師培養目標是：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強健的身體，堅強的意誌，勤樸的習慣，熱心服務的精神，畢業後能當鄉村教師，又能兼任農場場長，參加鄉村建設。他重視農業知識的傳授，強調“知行合一”，要求學生學會農作物栽培和魚、蠶等養殖的本領。為此，學校辦起了實驗農場，有水田、旱田、桑園、蠶室、苗圃、魚池等勞動、實習基地。師生們一邊教學，一邊勞作。還興辦了民眾學校、民眾醫院、民眾茶社、壁報欄等，進行服務社會、改造鄉村的實踐。當時，界首鄉師是全省鄉村師範學校中辦得較為出色的一所學校。黃炎培、江問漁等著名教育家專程到學校考察，給予較高的評價。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鄉村師範概要》一書中，多處提到界首鄉師，介紹其辦學成就和辦學經驗。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在運河沿線與孫傳芳的軍隊激戰，界首鄉師遭到嚴重破壞，經費來源斷絕。黃質夫組織師生盡力保護學校，並提出“先生不拿錢，學生帶飯來吃”的口號，堅持繼續上課。在學校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仍然關心民眾的疾苦，履行鄉師為社會服務的宗旨。孫傳芳的軍隊潰退時，大肆搶劫掠奪，許多商店、居民受害。鎮上一家當鋪因建築堅固、財物隱藏得秘密沒有受到損失，可是事後當鋪老板卻與地方豪紳勾結，謊說財物被搶劫一空，陰謀侵吞民眾典質的財物。黃質夫仗義執言，為民請命，組織全校師生遊行示威，並親自到縣政府檢舉告發，要求政府嚴辦。這個舉動震動了高郵全縣及蘇北地區，縣政當局被迫將當事人判刑入獄，所有典戶均贖回財物。界首鄉師師生的正義行動受到民眾的稱讚。
1927年夏，黃質夫調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南京中學鄉村師範科主任，它的前身是1923年建立的江蘇省第四師範分校，1932年改為江蘇省棲霞鄉村師範學校，位於南京近郊棲霞山。經過曆年戰火，學校設施損壞嚴重，屋破牆頹，荒草塞途。黃質夫接任不久，孫傳芳軍隊渡江南犯，棲霞成為戰場，居民大都遠避。他不顧危險住在學校裏守護校產，每天與駐軍周旋，與傷員、遺屍為鄰，有一次幾乎被流彈擊中。戰事結束後，他立即著手恢複學校，組織師生參加蓋房、修路、植樹、開辟生產園地。為了節省有限的經費，他帶頭苦幹實幹，到江邊扛運木料，雙肩壓腫了也不休息，與師生一道抬土、運石、拉石滾，修築道路。在改善學校物質條件的同時，他更注重“軟件”建設，選聘優秀教師，改設教學課程，改進教學方法，實行嚴格訓練，探索鄉村教育的新路。
經過幾年慘淡經營，棲霞鄉師麵貌一新。攝山腳下豎起一座座寬敞明亮的校舍，教室、禮堂、自然科學館、農業研究室、理化器械室、圖書館、師生員工宿舍等均初具規模。教師隊伍人才濟濟，如國文導師任中敏（後在多所高校任校，著名詞學家），何棣先（後為貴州大學教授、係主任）、鮑勤士（著名學者）、汪靜之（著名作家），數理化導師高直侯，音樂導師敖克成，教育導師胡宏模、姚虛穀等，都是當時教育界的佼佼者。學校設有實習基地，有農場、林場、各種工場。學生們參加農事、園藝、飼養、建築、縫紉等生產勞動，手腦並用，增長知識和才幹。學校還舉辦各種社會事業，為鄉民提供多方麵服務。如舉辦民眾學校，組織農民讀書識字；舉辦民眾茶社，“提倡正當娛樂，指導休閑生活”；成立農友社，研討、改進農事，提倡植樹栽桑，介紹農業技術，推廣優良品種等；辦起醫院、婦產醫院，免費為鄉民看病。有一年穀賤傷農，鄉民生活發生困難，黃質夫親自到鄉村調查，多次與中國商業儲蓄銀行南京分行接洽，獲得低息貸款一萬餘元，救濟棲霞附近20多個鄉村，幫助鄉民解決生活困難。報載“鄉民歡聲雷動，愛戴莫名。”
棲霞鄉村師範辦得很出色，許多知名人士如梁漱溟、黃炎培、陶行知、馬寅初、郭秉文、陳立夫等，相繼到學校考察、演講，全國各地不少學校和教育機構派人到學校參觀。有的考察報告中說：“該校設備之整潔，工作之緊張，教學之認真，學風之純樸，教職員精神之團結，有非他校可及者。”有人認為“棲霞鄉師在鄉村教育中獨樹一幟。”
在創辦棲霞鄉師過程中，黃質夫幾次與行政當局及當地惡勢力作鬥爭，表現了他剛正不阿的品格。棲霞寺寺僧倚仗國民黨政府高層人士中佛教信徒的勢力，借口清理寺產，將農民辛勤開墾出來的山地據為己有，強迫簽訂主佃契約，繳納田租。貧苦農民無錢無勢，抗爭屢敗。黃質夫同情農民遭遇，主持公道，與寺僧進行說理鬥爭。寺僧遷怒於黃，誣告棲霞鄉師挖墳毀墓，霸占寺廟土地，南京法院將黃傳訊拘留。此事引起教育界公憤，江蘇省中等學校校長聯名發表公告，譴責棲霞寺僧和司法部門的不法行為，京滬等地輿論機構也進行聲援，南京法院不得不宣布黃質夫無罪釋放。陷害不成，行政當局又以棲霞鄉師管教不力為借口，要求校長辭職，並以行政手段將黃調離。黃質夫終於被迫離開棲霞鄉師，但他發表《為南京中學棲霞鄉村師範事告遠近鄉教同誌書》，訴述自己離開“朝斯夕斯，寢斯食斯”的棲師，“非忘情於鄉村教育而去也，亦非不顧事業而去也，乃因環顧現時之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不得已而去職也”，“身體雖去，而精神上終不能忘也”。他對棲霞鄉師確實是念茲在茲，不能忘懷的，離開後僅於1931年8月到浙江省湘湖鄉師主持了幾個月的校務，又在1932年初回到棲師繼續擔任校長，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日軍向南京侵犯的前七天才離開學校，踏上流亡的道路。
1939年9月，黃質夫被任命為貴州省省立貴陽鄉村師範學校校長。這所學校原來管理不善，秩序混亂，學生生活困苦，“餐餐牛皮菜，頓頓難吃飽”，不斷爆發學生運動，先後換了三任校長。黃質夫受命於困難之時，上任之後在恢複正常教學秩序的同時，大膽提出遷校的設想。他認為鄉村師範辦在貴陽近郊不適宜，應該辦到少數民族聚居的邊遠山區，為開發邊疆、改變少數民族地區落後麵貌服務。他的設想得到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批準後，當年冬天就由一名苗族學生做向導，跋涉黔東南山區10多個縣，實地考察，最後選定榕江縣為學校新址所在地。榕江靠近廣西、湖南邊界，為多民族聚居區，土地肥沃，農產品豐富，但交通閉塞，文化落後，縣城僅有兩所完小，一個師範生。當地人士歡迎貴陽鄉師遷到本地，將一批公房、廟產和荒山、土地撥給學校使用。1940年初，貴陽鄉村師範遷到榕江。不久，改為國立貴州師範學校，由教育部邊疆教育司直接領導。
黃質夫在榕江五年多，為建設學校、開拓邊疆教育事業傾注了大量心力，取得了顯著成績。遷校前，貴陽鄉師僅有4個年級、150多名學生，遷校後，先後設立了師範部、簡易師範部、耕讀班，還在黎平縣設有初中部，最多時有16個班級，近千名學生，成為貴州省規模最大的一所學校。學校招收少數民族子弟，學生中有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壯族、土家族等，不少來自淪陷區的青年也慕名前來就讀。教學實行“德、智、體並重”，培養有理想、有知識、能實幹的人才。教學質量在當時西南地區很有名氣。學校還開展生產勞動，培養生產技能，實現基本自給。遷校第一年即種植糧食400多畝，植樹3萬多株，創造價值14萬多元。相當於學校全年經費的59%。師生吃的蔬菜、葷食品基本自給。還辦了工場，師生用的簿本、紙張、粉筆、勞動工具及穿的衣服、襪子大都是自己製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