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解放後，陳垣同誌在學術思想上有很大的飛躍。一九五○年他給武漢大學一位朋友的信說：“解放以後，得學毛澤東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須從頭學起。年力就衰，時感不及，為可恨耳。”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後不久，五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陳垣同誌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其中說：“我也初步研究了辯證法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使我對曆史有了新的見解，確立今後治學的方法。我們的治學方法，本來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關係，所以我們時常一起研討，你並且肯定了我們的舊治學方向和方法。但因為不與外麵新社會接觸，就很容易擺脫不開那反人民的立場。如今我不能再讓這樣的一個違反時代的思想所限製，這些舊的‘科學的’治學方法，在立場上是有著它基本錯誤的，所以我們的方法，隻是實證主義的。”他並且勸告胡適，應該幡然覺悟，轉向祖國。
一九五○年，在輔仁大學堅決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使長期受到外國勢力控製和影響的一所私立大學能夠順利地變成國立大學，並於一九五二年院係調整時，和北京師範大學合並成為一所新型大學。他仍任新校校長。解放後，他的思想轉變，還具體表現在一九五一年參加西南土改工作團。作為團長，他率領工作團，到四川巴縣進行土改工作。一九五四年兼任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從一九五八年起，曆次被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學術上，他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一方麵整理曆年舊著作，一方麵不斷用新觀點繼續從事史學論文的撰寫，前後寫成短文二十多篇。他壯心未已，本來還計劃整理多卷本的古籍如《冊府元龜》等，可惜年事已高，一九五0年後，又連續幾次重病，並曾動大手術，使壯誌難酬。
陳垣同誌生活在舊社會近七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已經六十九歲。由於他多年專研曆史，專攻史學，掌握了豐富的曆史知識。新中國成立後，他接觸了新思想，迅速從舊思想的束縛解放出來，接受新思想，奮勇前進。經過十年的社會實踐，在黨的親切關懷下，在他的強烈要求下，終於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以七十九高齡，成為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回憶多年舊社會艱苦酸辛的生活，今日身心都得到解放，不禁由衷地歡呼：“黨使我獲得新的生命”！並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以此為題的文章。
入黨以後，他對自己要求更高，要求為黨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特別在史學方麵。然而不久，來了“十年浩劫”。他足不得出戶，賓客親屬不能探訪。這樣，直到一九七一年六月，在極端苦悶中含恨以歿，終年九十一歲。他臨終囑咐子孫，好好為黨為人民多做工作。
史學家教育家陳垣同誌謝世了，然而他留給我們一份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這份文化遺產他無私地獻給了全國人民。晏陽初
晏陽初，生於1890年，四川巴中人。著名的平民教育家、鄉村建設元老,被國際學術界並列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一。
晏陽初出身書香門第，晏求知欲望強烈，學習用功，每期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學校獎勵。
1907年，晏陽初在保寧府華英學堂畢業後升入成都華美中學，兩年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該校。
1913年春，晏在友人的支持下，以名列榜首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按該校的規定，考第一名者，可獲英皇愛得華第七獎學金1600美元，但獎學金隻授於英國籍學生，學院院長建議他改入英國籍。晏回答說：“這代價，要一個中國人來舒暢，太高了。”他毅然放棄了這筆獎金，表現了一個中國人高尚的民族氣節，就連當時港大的校長對此也深表敬佩。
1916年，晏得到中國政府的資助，遠渡重洋赴美國深造。他在美國先後獲得耶魯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曆史學碩士、路易斯維爾大學法學博士學位。這段時間的經曆，使晏的愛國主義思想日趨成熟。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在川中時，隻有抽象的民主觀念，到香港後，敗國之民的羞辱，促進了民主意識的發生，我開始深切體會到國之重要，已有改造社會的願望，再進而看到美國的繁榮，華裔工商的屈居人下，又回想到祖國的貧愚落後，我比較三種不同生活方式，孰高孰下，優劣如何……我不願在中國的土地上再出現香港式的殖民地，苦難的中國需要解放，我立誌貢獻己力。”基於這些想法，他參加了中國留美學生的秘密組織“成誌會”，青年們眾誌成城，“思圖救國”。當時正值美國排華運動加劇，許多華商一到美國就被拘禁，即是久居美國的留學生和華僑也常被無理拘留。眼見這些不平之事，陽初心裏既氣憤又難過。為表示對美國政府排華政策的反對，他以“從美國憲法論排華的不合理”為題，參加了耶大的演講比賽，充分表達了他對祖國深切的愛。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20萬華工被送往歐洲，在各戰場幫助修建工事、運輸物資等，為了管理這批語言不通的勞工，美國陸軍青年會在美國各大學招募留學生充當翻譯，時值晏陽初畢業，他在愛國主義精神的鼓舞下，毅然投筆從戎，在畢業典禮的第二天便跨過布滿魚雷的大西洋，來到戰雲密匝的法國。在法國，晏被分配到自郎華工營戰時臨時商店充當售貨員兼翻譯，與華工朝夕相處。在此期間，他經常利用業餘時間幫助華工寫信，給他們讀報上的新聞，逐漸萌動了訓練他們識字的想法。陽初在白郎華工營辦起了他平民教育生涯的第一個識字班，他選擇了一千個最常用的漢字，邊編、邊教，開始訓練華工識字。這項活動，受到陸軍青年會的支持，並吸引了當時在巴黎留學的許多中國學生參加，使辦學規模逐漸擴大。隨著識字華工文化程度的提高，晏陽初創辦了《華工周報》，當時在巴黎找不到漢字印刷設備，隻得自己編排，用照相製版印刷，報紙很受華工歡迎。他“從此有了個心願，回到中國不發財，不升官，把終身獻給勞苦大眾”。
1920年，晏陽初回到祖國，在北京成立了“大眾教育聯合會”，首倡掃盲運動，他用了一年時間深入鄉村，考察平民教育情況。
1922年，晏陽初到了長沙，同一批知識分子先後辦起了600多所平民學校，提出了“掃文盲，作新民”的口號，編輯出版了速成掃盲課本——《千字文》。長沙的掃盲教育四個月一期，利用早晚上課，受教育的學生總計有5萬多人。當時，青年毛澤東便是100多位義務教師之一。繼長沙之後(1922年至1923年)晏陽初還先後在煙台、南京、杭州、嘉興等地開展了識字運動，並在華北、華中、華東、華西開展了平教活動。他編輯了市民十字課、農民千字課、士兵千字課等通俗語體文課本。
1925年6月，晏陽初作為中國民間代表出席了在檀香山召開的太平洋沿岸國民會議，旨在探索太平洋地區窮國富強的道路。在會上，他就平民教育運動作了一次專題演講，引起了會者強烈反響，檀香山華僑為之掀起熱烈的捐獻活動。
1929年秋，晏陽初出任河北縣政研究院院長，他將平民教育總會辦事處遷至河北定縣。晏陽初夫婦攜三子二女舉家遷往河北定縣創辦鄉村建設實驗區，在晏的一心為平民的真誠情感和崇高的獻身精神的感召下，當時有幾十名高級知識分子和幾百名大學生，都甘心情願地離開城市優越的生活，有的甚至拋棄高官厚祿到十分艱苦的農村參與鄉村建設實驗。陽初除領導整個實驗區的工作外，還親到翟城村小學任教。晏的夫人許雅麗是美國華僑，生長於美國，回國後，一直在上海、北京居住，現在來到定縣，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很多不便，可她並不以此為苦，而是積極支持晏的事業，她協助接待來定縣參觀的國際友人，組織平民會同事的家屬成立“家庭會”，每周聚會一次，並由許雅麗向她們介紹衛生保健知識。
在鄉村建設實驗中，從翟城村開始，繼而以區為單位，最後推廣到全縣。十年間，平教會在定縣推廣農業優良品種(如棉花、波支豬、來享雞、安哥拉兔等)辦理信用合作社、興建農場果園、開辦城鄉平民學校、編輯農民通俗讀物、組織戲曲演出隊、設立廣播電台、建立衛生院和村的保健站、開展巡回醫療和推廣節製生育等都取得了顯著成績。定縣時期的平民教育，其範圍已擴大到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陽初認為，要醫治中國的廣大平民，特別是農民的“貧、愚、弱、私”四大病症，就必須對症下藥，以生計教育醫貧，以衛生教育醫弱，以文藝教育醫愚，以公民教育醫私。
蘆溝橋事件後，日本帝國主義掀起了全麵侵華戰爭，晏陽初將平教會南遷，經河南許昌、遂平、武漢輾轉到湖南長沙。武漢淪陷後，平教會先轉移至湖南衡山，後遷至重慶巴縣歇馬場。
1940年，在一些熱衷於鄉建事業的著名人物張治中、盧作孚等的支持下，陽初在歇馬場創辦了“鄉村建設育才學院”，建院之初為二年製專業，1945年經過他五年的苦心經營，“鄉村建設育才學院”，已具相當規模，最將其更名為“私立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設教育、農學、水利、社會四係，延聘了孫伏國、胡潔青、熊佛西等著名學者執教。
私立鄉村建設學院，由晏陽初任校長，他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辦學方針，以民主自由為治學指導思想，倡導民主進步，團結互助，勤學奮發，艱苦樸實的校風，他抵製了國民黨在校院設立訓導處的規定，不接納國民黨派來的訓導主任，而在校選拔在學生中威信高、思想進步的教師組成了“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和“四自會”(自治、自習、自給、自強)，提倡學術自由，允許學生自由出壁報、組織社團、進行學術研究、組織各種演講會、討論會，允許進步教授講新經濟學(即《資本論》)、新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史課程；他支持師生參加“反饑餓、反內戰”運動。1947年“61”大逮捕，鄉建院有34位師生被逮捕入獄，為此他積極進行營救，通過張群、孫元良的關係，分批把大部分師生保釋出來。當時的“鄉建學院”被稱為“民主自由的園地”、“沙漠裏的一片綠州”，正如晏氏所稱，是一塊“幹淨土”。
1949年12月，重慶解放，平教會被宣布解散，華西實驗區被接管。翌年，已旅居美國的晏陽初受聘為“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開始致力於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
1951年，他創建了“國際農村建設委員會”，提出了“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的口號，向國際社會發出了“幫助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清除貧困、文盲和愚昧”的呼籲。並先後幫助菲律賓、印度、泰國等國建立了鄉村建設組織。
1967年，晏陽初在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建設學院”，為亞、非、拉幾十個國家培訓鄉村建設人才。菲律賓政府為表彰他的卓越貢獻，特授予他最高榮譽獎——麥格賽紀念獎。
晏陽初僑居海外30餘年，始終對祖國有著濃鬱的感情，他在“九十自述”中說：“我是中國人，家井在四川巴中，那兒，有我多少腳印，跟在巴山之巔，蜀水之涯，那兒，埋葬著父母的慈骨，也珍藏著童年溫馨的記憶。盡管我是四海為家，有時午夜夢回，難免鄉思萬縷，書社、弦歌，以至樟茶鴨、豆豉魚都是可懷念的。盡管最近30年來，我常用的英語，偶爾用母語，鄉音未改，記憶中故鄉，隨我環繞天涯。”
1985年9月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曆史學家周穀城之邀，九十二歲高齡的晏陽初回到了祖國，受到了當年國民參政會的老同事、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國務院副總理萬裏的親切接見。鄧穎超同誌稱讚他“一生從事平民教育矢誌不移，對中國和世界做出了貢獻”。這次回國，晏陽初重訪了定縣，並回故鄉四川成都，考察了鄉村建設。目睹耳聞祖國的巨大變化，在成都鄉建院校友歡迎會上，他說：“中國的鄉村建設工作做得實在是好，變化出人意料，比較起來，我當年搞的不過是一種方法研究，要真正改變廣大農村的麵貌，還得有現在這些製度。”
1987年，晏陽初二訪故土，抱著“餘年為祖國做點事情”、“為中國大陸和海外僑胞的友誼、為中國和三世界國家農村的改革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的心願，與重慶社會科學院共同擬訂了建立“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的初步方案。在北京，晏陽初被歐美同學會公舉為該會名譽會長，並應邀發表演講。他在演說詞中稱：“對當代諸公所實行的政策非常敬佩”“願意把我們在七十多年在鄉村深入民間認識問題，研究問題，協助人民解決問題所取得的一點知識獻給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