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十七歲,赴京應順天鄉試,不中。回來仍走自己治史的道路。二十三歲,他讀了清趙翼的《廿二史劄記》,首卷識語有:“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誌中,參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侯博驗君子訂正。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他認為前者是“史法”,後者是“史事”,於是把《劄記》剪裁,分為“史法”和“史事”兩部分,以便研究。這種分法,他在以後治史中時常應用。
陳垣治史,認為有時代的需要,也受時代的影響。經過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醜條約等,到二十世紀初,興起了民主革命的風暴。一九O五年,孫中山先生創立同盟會,領導民主革命,就在這一年,廣東人民展開了反對美國政府迫害旅美華工的愛國鬥爭。他和潘達微幾位青年誌士,創辦《時事畫報》,以文學、圖畫為武器進行反帝反清的戰鬥。
這期間,陳垣因父親患腎結石病,幾經治療,後得西醫動手術治愈,深有感觸,因而又決心學西醫,並認為要使中國擺脫落後狀態,必須使科學發達起來。
一九○七年,陳垣進了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學校。讀了一年,又因美國教會當局不尊重中國教師和學生,便憤然離開博濟,另和友人創辦光華醫學校,開附屬醫院,延聘本國醫師任教,自己繼續當學生。他們這些愛國行動,受到社會的大力支持,學校、醫院逐步發展起來。一九一一年,他學成畢業,留校任教,講授生理學、解剖學,研究醫學史。其解剖學的教學與研究,對他後來的治史,有很大的幫助。
一九一一年,“三·廿九”廣州起義,繼之辛亥革命。巨大的政治運動,使陳垣又毅然舍醫從政,時他和康仲犖創辦《震旦日報》,自任編輯,更激烈地宣傳反清。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陳垣被選為眾議院議員。一九一三年,第一屆國會召開,他離開廣州進北京,從此定居北京。入京後,他最高興的是得縱覽文津閣《四庫全書》。後來他說:“因此可以補從前在廣州未見的書。如是者十年,漸漸有所著述。”一九一四年,袁世凱解散國會,政局混亂。從此,他專心著述的意誌,逐漸增強起來。
陳垣同誌研究宗教史,和他對宗教曾有信仰密切相關。一九一九年,他在重刊明韓霖《鐸書》序裏說:“邇年以來,餘篤信敬天愛人之學,以為非此不足以救世。”一九一七年,他就發願著中國基督教史,於是有《元也裏可溫教考》之作。他重視這一著作,以為這解決了前人沒有解決的元史中基督教史問題。據他一九二四年所寫的《基督教人華史略》,基督教入華史可分為四期:第一期為唐代的景教;第二期為元代的也裏可溫教;第三期為明代的天主教;第四期為清以後的耶蘇教。景教於唐貞觀九年(635年)傳入中國,景教的衰滅始於武宗會昌五年(845年)。景教滅後,到元代有也裏可溫教,盛於一時。所謂“也裏可溫”,是當時基督教各派之總稱。元亡,也裏可溫就絕跡於中國。據此,也裏可溫教史是元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在中國宗教史上,僅元代有也裏可溫教。但作為宗教史來說,也裏可溫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他這書解決了元史中的宗教史問題,不但引起了我國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國際學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視。他把沉埋了幾百年的這段曆史,作了充分的闡明,為我國史學研究工作,作出貢獻。
此後,陳垣繼續宗教的研究,先後寫成《火襖教入中國考》(1923年),《回回教入中國史略》(1927年)等作。他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其興衰,及其與政治的關係,而不是研究其教義——宗教思想史。
《元也裏可溫教考》既屬於宗教史的研究,又屬於元史的研究。陳垣同誌注意元史,實先於宗教史。早在青年時期,他在廣州,有機會讀到方功傑所藏舊抄本《元典章》,已引起他研究元史的很大興趣。其後他到北京,竟然在坊間偶爾買得這一舊藏抄本,不禁認為奇遇。前此,他先曾買到沈家本的刻本《元典章》。於是兩相對校,他開始了《元典章》校補工作,同時也開始了元史的深入研究,也就為他寫《元西域人華化考》開辟了道路。
《元西域人華化考》,題名“華化”,據他的解釋:“華化之意義,以後天所獲,華人所獨創者為斷。”意思是說,“華化”指的是中國曆史發展所形成的文化,而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他認為是儒家。他說:“儒家為中國唯一的產物,言華化者應首言儒家。”其次則宗教、文學、藝術、科學、風俗習慣等,也有中國的特色。至於西域人,指的是色目人。在第一卷中,他說:“畏吾兒、突厥、波斯、大食、敘利亞等國,本有文字,本有宗教,一旦入居華地,亦改從華俗,且於文章學術有聲焉,是真前所未有,而為元所獨有也。”“元時西域文化,本由襖教而佛教,而回教,更唱迭和,浸淫濃鬱者數百年,最後役於西遼,受大石林牙之漢化,耳濡目染者又近百年。元軍先定西域,後下中原;西域人之從軍者,被虜者,貿易者,接踵而至,平日所想望之聲明文物,盡觸目於前。元製,色目人又自由雜居,故一傳再傳,遂多敦詩書而說禮樂。茲編之作,正所以著其盛也。”
他用了多年的時間,積累大量的資料,掌握了豐富的元史知識,引用了二百種以上的圖籍,具體而明確地闡明了元朝百年間西域諸族人來華後吸收並傳播了漢文化,留下了大量漢文寫成的著述。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為元史,為我國民族文化史和中外關係史,添上了光輝的一頁。這一著作,在國內外史學界,繼《元也裏可溫教考》之後,獲得高度的評價。
陳垣同誌年輕的時候,就很欣賞乾嘉學者的考據成就。他特別欽佩錢大昕的精博。乾嘉學者重視掌握資料,用種種方法證明其正確,獲得了確實的成就,超過前代。這就在於他們善用考據知識。他除了善於學習前人和自己的刻苦實踐的精神外,最重要的是接觸了近代科學知識,就是他青年時曾學西醫,並特別重視解剖學。他的史學研究,不但注意掌握史料,運用清人考據學的方法予以處理,而且科學地加以解剖,然後作出判斷,作出結論。
陳垣的考據學,主要在校勘學,年代學和避諱學幾門輔助學科上。
先談校勘學。他既先後獲得沈家本刻的和方功惠舊藏抄本的《元典章》,認為《元典章》是考究元代政教、風俗、語言、文字的很好的一部參考資料。他細細地作了一次整理校勘工作。除方沈兩本外,他繼續買到和借到其他藏本三種,主要是借到故宮藏的元刻本。他先用元刻本對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諸本互校,得出沈刻本“偽誤、衍脫、顛倒”之處共一萬二千多條,寫成《沈刻元典章校補》。又從沈刻本一萬多條錯誤中選出千多條作例,分門別類,指出致誤之由,加以分析,一九三一年他寫成《元典章校析釋例》,——又名《校勘學釋例》。他對《元典章》整理校勘工作,前後用了十多年時間,才脫稿。
陳垣運用校勘學方法考究古籍的又一成果,是一九三七年寫成的《舊五代史輯本發覆》。薛居正等編《五代史》,因後出的歐陽修的《五代史記》,而被稱為“舊五代史”,且漸被埋沒。清乾隆時開四庫全書館,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薛史》,詔頒布於學宦。但當時館臣為避免政治上嫌忌,將《薛史》原文中虜、戎、胡、夷、狄、蕃酋、偽等字眼,盡量改篡,失去了《薛史》的本來麵目。他根據《冊府元龜》、《歐史》、《資洽通鑒》等書,把輯本《薛史》中改竄的字句校勘出來,回複其本來麵目;並指出當日館臣之所以改竄《薛史》原文,實際有不滿於清朝的統治。這就不僅限於校勘,而且對當日館臣之所以忌諱,作了分析。
陳垣同誌在考據學上另一方麵成功的專著,是屬於年代學的《二十史朔閏表》和《中西回史日曆》兩書。在後一書的自序中,他簡要地敘述了作書的原因和經過,“稿凡五易,時閱四載”。兩書成於一九二五年。兩書為研究中國史學及我國與東南亞各國交通史方麵提供重要依據。
避諱是我國曆史上特有的風習製度。考據學中的避諱學,是我國特有的一門學科。陳垣同誌在《史諱舉例》中,介紹自秦迄清,曆朝的避諱製度和諱例。兩千多年來,避諱的製度、習慣和風氣,長期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在語言、文字上不能觸犯所謂尊者親者以至賢者的名字,違反的便是大逆不道,甚至有生命的危險,史不乏例。談到避諱成為製度,其曆史很長,朝代更換又多,各朝所避的諱不同,避諱方法又不一致;其在文獻上常有因避諱而改換文字,甚至改變前人的姓名、官名、書名,前代的地名、年號等等,使一些古籍文字淆亂不清。但是,他在《史諱舉例》的序文中曾指出:反過來,利用古文書的避諱,“可以解古文書之凝滯,辨別古文書之真偽及時代。蓋諱字各朝不同,不啻為時代之標識,前乎此,或後乎此,均不能有是”。他在《史諱舉例》中,所舉的例,不少帶有啟發性,引起探索各種疑難問題。
避諱問題,前人已有不少研究。錢氏(大昕)《廿二史考異》中,以避諱解釋疑難者尤多,隻因散在諸書,未能為係統之整理。陳垣同誌用了很多工夫,閱讀了大量宋人清人有關避諱的述作,並廣泛搜集和引用了一百種以上古籍中的材料,然後寫成《史諱舉例》。他在序言中說:“意欲為避諱史作一總結束,而便考史者多一門路、一鑰匙也。”
陳垣同誌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這十多年間,著重考據學的研究。其中《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完成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就在這年七月,爆發了“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軍向蘆溝橋進犯,中國人民奮起抵抗,開始了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不久,北京被日軍侵占,成了淪陷區。他身處危境,但堅決與敵偽鬥爭。他在大學的講壇上,講抗清不仕的顧炎武《日知錄》,講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鮚埼亭集》,以此自勵,並黽勉學生愛國。同時利用史學研究作為武器,連續發表史學論著,以抨擊敵偽漢奸,顯示出不屈不撓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氣節。在八年抗戰期間,他堅守教研崗位,寫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史籍論》等宗教史論文,而實際是民族抗敵鬥爭史的專著,最後以《通鑒胡注表微》作表微之著。
八年抗戰,陳垣同誌一直身處淪陷區。一九四三年他寫成《通鑒胡注表微》。那年冬,他寫信給西南一位學者,說道:“至於史學,此間風氣亦變。從前專重考據,服膺嘉定錢(大昕)氏;事變後,頗趨實用,推尊昆山顧(炎武)氏;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故前兩年講《日知錄》,今年講《鮚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習,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此蓋時勢為之,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
一九五七年,他在《表微》重印後記中敘述研究經過:“胡三省親眼看到宋朝在異族的嚴重壓迫下,政治還是那麼腐敗,又眼見宋朝覆亡,元朝的殘酷統治,精神不斷受到劇烈的打擊,他要揭露宋朝招致滅亡的原因,斥責那些賣國投降的敗類,申訴元朝橫暴統治的難以容忍,以及身受亡國慘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鑒注》裏,他充分表現了民族氣節和愛國熱情。”“我寫《胡注表微》的時候,正當敵人統治著北京;人民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苟容,助紂為虐。同人同學屢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時時受到威脅,精神異常痛苦,閱讀《胡注》,體會了他當日的心情,慨歎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淚,甚至痛哭。因此,決心對胡三省的生平、處境,以及他為什麼注《通鑒》和用什麼方法來表達他自己的意誌等,作了全麵的研究,用三年時間寫成《通鑒胡注表微》二十篇。”這樣“表”胡三省作注之“微”,也正所以寓自己的心意。
總之,《表微》確有表《胡注》之微的特點以處境相仿佛,不但表《胡注》之微,亦所以表自己內心之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