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參加者中青年團的三名代表都是團中央委員，卻以正式代表身份參加黨中央的重要會議。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曆次會議中極為少見。時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建國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1996年談到這件事的時候曾感慨地說：“那時能參加這樣的會議，現在不行了！”
這次會議原定於7月28日舉行，會期一再推遲，等到8月7日，“不得已隻能盡在武漢的中央執監委員、青年團中央委員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負責同誌開會”。會後第四天，新的中央即發文，向全黨說明這次會議不是正式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8月7日，代表們分批到場，有的是按通知自己找來，有的由交通員帶來；有的從前門進，有的從後門入。毛澤東來到會場的時候，看到會場是一間20多平方米的客廳，一張條桌算是主席台，羅米那茲、瞿秋白、李維漢坐在桌子旁邊，代表們則圍坐在一起。
會議在嚴肅緊張的氣氛中開始。主持人李維漢在介紹召開這次會議的緣由和會議籌備情況以後，宣布會議有四項議程，隻能開一天。
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作主旨報告。這位30出頭的共產國際代表，是7月23日才帶著助手牛曼趕到武漢接替鮑羅廷的。雖然初來乍到，但他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是來指導中共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新的革命方針的，因而是會議的中心人物。他的主旨報告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不點名地批評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傾錯誤，指出中國革命已進入土地革命時期，要求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提出將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結合起來。在報告中，羅米那茲肯定舉行南昌起義是正確的。羅米納茲作報告，瞿秋白當翻譯，羅米那茲講一段，瞿秋白翻譯一段，用了整整一個上午。
羅米那茲作完報告，已到中午，李維漢宣布會議休息半小時。女主人拉祖莫娃為大家準備了俄式中餐――“大列巴”、罐頭牛肉和茶水。接著，繼續開會，討論羅米那茲的報告。毛澤東第一個發言。他首先肯定羅米納茲的報告“是很重要的”，接著以親身經曆嚴厲批評中央的右傾錯誤。
在說到國共合作的時候，毛澤東談起了新姑娘上花轎。他說：“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後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
毛澤東在發言中特別強調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他說：“農民要革命……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此報告在湖南產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黨內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接著，他提出了一個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具體建議。這個建議符合湘、鄂、贛、粵一帶的土地占有情況，可惜沒有被共產國際代表采納。在兩個月前的中共五大上，毛澤東曾提交一份關於農民土地和農民鬥爭問題的議案，也沒有被大會接受。
談到軍事問題，毛澤東說：“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杆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注意此問題。”新的中央要重視軍事鬥爭，“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就是這段話，後來演化成一句經典名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毛澤東的這個思想由來已久，早在馬日事變以後，他就對從湖南來武漢向國民政府請願的同誌們說：“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長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農村去，下鄉組織農民。要發動群眾，恢複工作，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拿起槍杆子進行鬥爭，武裝保衛革命。”7月4日，他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明確提出：農民武裝可以“上山”或加入同黨有聯係的軍隊中去，以保存革命力量；“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據會議記錄記載，討論羅米那茲的報告，先後有9人次發言，毛澤東在會上一共7次發言，是發言最多、思想最活躍的代表。
羅亦農在發言中公開批評共產國際，認為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不了解中國國情，不能正確指導中國革命，對中國大革命失敗要負責任。蔡和森、鄧中夏、任弼時等人在發言中，都表示接受共產國際代表的報告，都批評了中央的右傾錯誤，提出了糾正錯誤的建議，要求黨內民主化，實行集體領導，並明確要求中央更換領導人。
討論羅米那茲的報告以後，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報告。瞿秋白在嚴厲批評中央右傾錯誤、分析當前形勢後說：“要以我們的軍隊來發展土地革命”，領導各地農民舉行暴動，在當前“我們的策略是獨立的工農階級鬥爭”，“在此時我們更要注意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我們目前最主要的敵人是汪精衛……打倒汪精衛……是我們的主要方針”，“我們要堅決地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