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低處的秋天(3 / 3)

她還有自己的語言和故鄉,而那個在聯歡晚會上懷抱手風琴的老人卻沒那麼幸運。他典型的高鼻、深眼麵無表情是可以容忍的,可是,可是他已經沒有了自己的母語——但是他的血管裏,依然流淌著祖先的血……莫斯科郊外、伏爾加河、曲曲彎彎的小路、喀秋莎、紅梅花兒、雪野中的白樺……都隻能在他的夢中出現、盛開。看他麵容嚴肅地坐在舞台的暗處,像一個不和諧的音符,與潮汐般的熱鬧格格不入(其實他是想融入的呀),我忽然想起一個很大很大的詞:祖國!不禁心跳加快。下意識地,我摸到了自己手腕上的動脈……

A

那年,在魯迅文學院學習的時候,有機會去福建參加社會實踐。是年底的時候,我們入住的大酒店的大堂裏,放著高大、端正的聖誕樹,有彩帶、風鈴和花錫紙包裹的小禮物,是正常的,還有棉絮做成的“片片雪花”卻讓我無法忍受。對於來自冰雪故鄉的人來說,那是不是一份輕薄?於是,對那個酒店或那個小鎮的好感,蕩然無存。

其實,我所說的“輕薄”與他們的“熱愛”毫不相幹。我知道這對於他們來說不公平。然而,說不出的別扭,不知道怪誰。要命!我就是這麼武斷。就像初相識的一個人,可能連一句話還沒說,一個語氣詞、一個小動作,就讓我悄悄地把他打入另冊和冷宮。雖然他是無辜的,雖然與他毫無瓜葛。

棉絮敗壞了情緒,真正的雪卻不為所知。像一個高人,它高居雲端之上,它無所用心的樣子常常令愛它的人不知所措,愛也不是,恨也不是——是的,愛和恨,都需要勇氣。

雪的我行我素是劍上的鋒芒,不說,不動,即使在暗夜裏,也會發光;即使在鞘中,也會寒氣凜凜,把一顆愛著的心,深深地傷著……。天生如此。這是宿命。

雪落無聲。雪落的時候,我們不在這裏

而冰麵上的變化,亦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內

它們舒緩,像季節的戀愛與生殖

是自然而然的秘密

那些玉米勇敢地倒下,並不能使我們沮喪

那些稻穀的斷茬兒,以收獲的名義,被劉割

那些凍土,在黑夜暗自降下體溫

那些積木的矮屋,正是我們出生的地方

河流走走停停,把土地分成兩岸

把季節分成寒暖,也把人分成今世和來生

死去、活來……都是自己的事

與河流無關,與時間無關,與是否願意無關

沿著河流走!我不歌唱,也不氣餒

隻感到——大雪紛飛,荒野更荒……

(——《沿著河流走》)

雪壓下了許多秘密,無需一一去印證,更無需死去活來地折磨自己。人年輕的時候,很容易傷心、哭泣,很容易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委屈。活到一定時候,轉而轉到事情的反麵去了,即使大如天塌地陷的事情發生,也許隻是輕輕地放下。淡淡的“記得”,默默的“懂得”也許更合中年的胃口,那種千帆過盡的茫然和心底淺淺的蟄伏,也許正稱了彼此的心。我想,不能用簡單的“好”與“不好”來界定,像三角眼、八字眉那樣標誌著“壞人”,四方大臉、氣宇軒昂則是“好人”。這其中,苦比黃連、苦瓜,還是山植、橙子的酸甜,個中滋味,像宴會中的分餐,各取所需,各有所得,最好。

但雪是一個藥引子,常常在它漫不經心旋舞的時候,就忽然失聲、淚流,就忽然想起哪一年昏黃的月台下無言的揮手、哪一天電影散場後傷痛的別離、叨腸一處手磨咖啡廳裏濕涼的吻……雖然,雪曾經把那一切埋得很深。但是,雪也是無罪的請柬,無意中續了前緣,輕輕地就掀開了傷口,偷看了謎底……

“別說愛情會老,別隻會在搖頭時微笑,甜蜜的時光隻有你我知道,風在林梢鳥兒在叫,愛會上癮,愛是安眠藥,夢裏花落知多少,可不可以不要醒得太早。”半夢半醒之間,雪是迷離、縹緲的音韻,在心頭久久地盤桓、縈繞,而不落……

十一

窗外,持續的大雪有了暫短的停歇。像個疲憊的人,早早晚晚會累的,早早晚晚會安靜地伏在大地寬廣的胸膛,補充信心,積攢力量,安泰一樣。

——但是我知道,一場更大的雪,已於星夜啟程。

體育館

其實還是原來的模樣,圓形體育館的外形沒一點變化,隻不過像個老人,無緣無故地矮下去,並多了些許萎靡、頹廢的氣息。我拉著兒子的手——拉得不得要領,雖然溫暖的感覺一點沒變——他的手已初具男人的寬大、硬朗,讓我想不出該握牢哪一部分,手尖?還是手掌?他已超過1.82米,占地麵積達到45碼鞋底那麼大。他過快的伸展速度,像他迅疾的上籃動作,使他的關節時不時地疼痛。那些來自成長的疼痛,常讓他在高興地說笑著,或是安靜的睡眠中,粗著嗓子喊出小孩子撒嬌的話。隻有那時,我才恍然,他才不過是個十四周歲的孩子。

記不得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迷上籃球的,隻記得,在兩次換季的間隙,我們還得額外多去幾趟體育用品商店(這個不大不小的半大成人,我真不知道該給他穿什麼類型的衣服合適,恰巧這時,他愛上了體育),火箭、馬刺、小牛、國王、太陽……這些名字,都是在體育館那一帶一次次尋找“目標”中記下的。家裏的球衣之齊全,幾乎成了NBA的微縮賽場。

大大小小的體育品牌店先是零星地分布著,不招人待見似的,後來,不知怎麼就密集起來,店麵的間隙越來越少,擠在一起還不算,偶爾,還會在老店的邊角餘料可利用地帶,突然冒出一個新麵孔,賽跑似的。結果,幾年之內,體育館的周圍,忽然就刮起了奧林匹克的強勁旋風,讓人不能忽視“體育”的威力。

確切地說,是我不能忽視一次次心裏的輕微訴裂,在一次次走近之後。

作為目擊者,我親眼看到了一片空地怎麼被填上具體的內容,又怎麼被輕飄飄的舊時光篡改、粉飾,繼而頹唐、委頓下去。想想已有三十年了,這對於一座普通的建築物來說,已經足夠堅持的了——像一個機能運轉正常的普通人,三十年,該老化的已然老化,該折扣的正在折扣——對於此,我們不能要求太多,真的。

想當年,我們在石子堆上看木頭杆子支著的白布,那白布在晚風中不停地抖,賣花姑娘的長裙和臉也跟著抖,就連被打碎的藥罐也在抖,還有我們不知怎麼就流出的滿臉的淚,也隨著小小的身體在止不住地抖……但那抖動,卻有著另外一種吸攝力,像那年代,我們強忍著被辣出的眼淚,翻找土豆辣椒湯裏的細碎肉皮。那種碎不及防的抖動並不能阻止我們在黑暗中狂奔、差了聲兒地呼喊同伴,那幾乎是我們平靜童年中為數不多可動蕩起來的波紋了。我們要趕在天黑之前,搬著小板凳去搶占有利地形。如果順手抄了條黃瓜奪門而出也沒早過性急的早行人,那麼,就隻能去銀幕的背麵了。我以為,銀幕的背麵,可以看到張嘎子的後腦勺,可是,竟然一次也沒能看到。我承認,那次,我根本沒看懂《甲午風雲》,但是,當鄧大人他們的船隻撞向敵艦的那一瞬,我記住了我的戰栗……那是那時我所記得的唯一一部以中國失敗而告終的電影,我的胸中憋悶,百思不得其解,中國怎麼可能失敗呢?怎麼可能呢?甚至看誰都不順眼,不知道該記恨誰(那時還不知道有導演),一晚上都悶悶不樂,後來什麼時候想起來,什麼時候仍是悶悶不樂。狂風暴雨,險些把白布撕破……

我還在體育館裏參加過跳繩比賽,全市小學組的兩個項目:一分鍾跳,像呆頭呆腦的唐僧,不能跳出一個白粉劃成的圈兒;還有就是雙搖,每次落地之前,繩子要在腳下快速地繞上兩圈兒。忘了是哪個項目表現得更好一些,我得了一支鋼筆,在當時,那可算是貴重的物件了。像所有需要精心收藏的禮物一樣,藏著藏著,代表光榮與夢想的那支鋼筆就不知去向了。若幹年後,忽然想起它紫檀色暗啞的外貌,竟哩哩地倒吸著涼氣,像牙疼,或者心口疼,總之心情會兀自黯淡下去……

全市的運動會也是體育館的保留曲目。彩旗招展,人山人海,在當時,是我們最常用的兩個形容詞,現在看來,俗是俗了點,但很切合實際,也很好理解。它就像我們的白上衣藍裙子,總能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集會、童年、春天、花朵什麼的。未成年之前,我給家人及外人的印象,無一例外地就是:聽話。這在那個年代(乃至現在),對一個小學生來說,無疑是最高獎賞了。可是,沒人知道我內心自己的堅持。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我們從清晨一直站到半個上午,仍徘徊在體育館的門外。鼓舞士氣的腰鼓還斜挎在我的腰上,但我已盡失精神。在一片混亂中,我愜愜欲睡,自成一格……隊伍中,不知是誰尖著嗓子喊了一聲:“快看!蜻蜓!”驚慌中抬起頭,我看見滿天的蜻蜓上下翻飛,那麼多,那麼多,像那時,我莫名其妙的憂傷,找不到出路……

這個小城,能有一座像樣兒的露天體育館已屬難得,能夠請來大牌的歌星更是不易。

我們在工作人員吐五喝六的趨趕下,推推操操地進了大門,仿佛進了阿裏巴巴咒語下的山洞。擠進去的人無不麵露輕鬆愉快的笑容,或長長地噓氣,仿佛魚入深潭,重獲自由新生。那是市裏新建的體育館,我第一次去——如果不是陪爸媽、陪兒子,我想我平白無故挨擠的時間還會拖延一些,但是那時,我已身處上有老、下有小的尷尬境地。

那個歌手我並不反感,甚至有幾分喜愛,他在演出的黃金時段,眾星捧月地款款現身,唱得整個體育館海潮澎湃、星光燦爛。有低齡的女粉絲奮不顧身地衝上舞台,眾目睽睽之下擁抱,攬著他的腰或挽著胳膊,搶著拍照,強行的成分太多,歌手不得不耐著性子等她們抒情、表達暖昧。在吃驚、嬉笑舞台上種種表現的同時,我忽略了身邊的一個女子,她也是我們同來的夥伴。隻見她把眼睛前麵的高倍望遠鏡的光圈扭來扭去,我們沒資格坐在貴賓席,離舞台尚遠,她努力前探的身子根本解決不了實際問題,但極大地滿足了她的窺視癖。她發現了男歌手印堂間的一個痞子,從她的尖叫中,我充分感知到她意外的興奮。

潮水退去,男歌手登上事先準備好的越野吉普,絕塵而去——也可以說是落荒而逃。體育館完全失控了!後麵的演出無法進行下去……很多人衝出看台邊的門,像準備上場的鬥牛衝出暫時的牢籠,他們發動引擎,朝著明星遠去的方向……追趕吉普,暫且不表。我數了數身邊同來的人,竟缺少一個。

當我找到同來的女伴時,她正把雙手、臉和身子沉重地壓在體育館的鐵欄杆上,吸泣,顫動著柳肩,虛脫了一般,或者是大病三個月零幾天的效果。如果單獨切下這樣一個鏡頭,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無奈的親情,聯想到那些監牢中失去自由的親人。她一個三十幾歲的漂亮女人,孤身一人在商場上打拚,所向披靡,無堅不摧,繁忙、堅硬得沒有時間流淚,可是,卻在那樣的時刻打開情感的閘門……看著她不停抖動的背影,我開始譴責自己的沒心肝,譴責自己對情感的過度清醒與拒絕。一個連表達都不會、不肯的人,像一杯不急不火的溫吞水,難免有幾分渺小、有幾分悲哀……

後來,我最喜愛的歌星周華健也來體育館演出,我終於還是忍住,沒有去看。結果那天,發燒友們燒過了頭,往舞台上丟礦泉水瓶以示親熱,鬧得大家都很不開心。我除了替他們臉紅,更多的是暗自為自己慶幸,慶幸沒有親曆那種無聊沒趣的場景,否則,我會覺得周華健和我,都要矮幾分。現在多好啊,我還在愛著他滑滑的聲線,愛著他有點皮皮的男孩子氣,包括他的手勢、發膚、語言、裝束,都不需要親自去認證,就讓他在玻璃窗子的背後吧,有些明朗的光,多好!而不是同時出現在一個硬邦邦的磚石圍欄裏,眼睜睜地兌現失望的全部過程——有時候,走近,即是遠離。

最好是敞開著的,高高地端坐,呐喊才能發散出來,有盤旋的回聲,而不至於窒息和憋悶。是瓷器、酒杯、風帆或花蓮的形狀,美好而,已碎的寓意。夜又為它鍍上琉璃的金色,通體瑪瑙唬拍翡翠一般純正純淨,旋轉著,隨心所欲地大起來,小下去,對它的細部,想看,就放大了,耐心地看。否則,它很快就會舊就下,像一場又一場剛剛落幕的悲喜劇,很快就越過洶湧的潮頭,留下遍地的煙花、流雲、雜遝的腳步、漸遠的呼喊……重複著相似的篇言和真理。

華燈四射,燦若星河,激昂的歌聲顫顫地,顫顫地不肯斷下去,揪著人心。而曲終人散之後,又會是怎樣脆薄如冰的淒清、落寞?它空空的內部,像不像一個日夜渴望擁有,而終於什麼也留不住的——愛人——的蒼涼內心,在黑而長的夜裏,慢慢地,慢慢地溺死。……

遼河北路、服飾簡史、及那些文字

我推開院門時,媽媽的頭沒動,隻抬一下眼睛,又急忙低下去看“蜜蜂”縫紉機機針下麵的衣服兜兒——說是兜兒,還不夠準確,因為它們還隻是一塊不太圓的布片兒,媽媽正一手握著鐵錐子,一手把它扭轉——像我們沿著操場跑道跑步一樣。“餓死了餓死了餓死了!”我知道,就是我喊一百零八聲,媽媽也沒工夫理我。媽媽的時間總是不夠用,像用水浸過的布料,總沒有原來櫃台上圈在筒裏時那樣多。媽媽天天把她的眼睛盯在我家的大鐵鍋上、盯在院子裏的豆角辣椒上、盯在機針下的布料上,她每天對我們說的話實在太少了,我不得不特意犯點兒小毛病招惹她。但那時,媽媽也不會多說超過二十個字:小錯誤就白我一眼,讓我自己反省去;大錯誤嘛,直接就是答帚疙瘩燉肉,潦草地揍兩下,完事。

叉著腳兒的圓飯桌在大屋地上支著:高粱米水飯在薄鋁盆裏盛著,盤子裏裝著呼熟的土豆、茄子,還有一碗大醬,幾條黃瓜、小山一樣的小白菜。(黃瓜和茄子吊在房椽子上的竹籃子裏,不然,我們亂抓吃,吃飯時就得抱空碗了)還沒回到家,我就知道午飯是什麼。因為早上我還沒從炕上爬起來,就聞到它們的味兒了。就像我的同桌李文革身上的味兒,離老遠我就能聞到。一看到飯桌子,我就會想起曾經做過的那些美夢——那可是真正的美夢啊!大紅蘋果、黃澄澄的鴨梨在天上飛,還有紅旗飯店的香腸餡包子,還有帶金線的白紗巾、紅皮鞋……也在天上飛,我拚命地追,拚命地追也抓不到……

那天晚上,我提著又被跳斷幾處的皮筋,像提著一堆亂糟糟、黑糊糊的廢物——那是爸爸用汽車內胎裁成的——我瑞開木板門,反正我的花布鞋(姐姐穿小的)也張嘴了,就不怕它張得更大,它還能吃了我嗎?我坐在院子裏的小板凳上生氣,一想起李文革的黑條絨布鞋我就生氣。那雙鞋如果我穿上肯定更好看,可卻穿在李文革的大腳丫子上,而且,她竟然有兩雙!李文革讓我不高興的事還有呢,她不僅有兩雙黑條絨布鞋,她的衣袋裏還像變魔術似的,今天變出橘子瓣兒軟糖,明天變出小筒山植片、小魚兒形的餅幹。放學的路上,每當她要翻衣袋時,我就會提前跑掉,跑得比風還快,要不我的口水就流出來了。李文革的學習不太好,一篇課文她都念不全,磕磕巴巴的,好像嘴裏的東西還沒吃完。可是,她竟然有兩雙黑條絨布鞋。我不敢和媽媽說我也想要,因為我爸爸不是轉業兵,沒有傷胳膊,李文革的爸爸卻是;再說,我們家的錢還沒多到隨隨便便給我買黑條絨布鞋的份兒上。

我不懂,媽媽的縫紉機與我有什麼關係,但那天,媽媽領我去見一個老奶奶,我終於明白了——

那個老奶奶姓畢,很奇怪的姓,像發高燒似的,我一會兒清楚一會兒糊塗,記了好幾次才記住。畢奶奶是遼河北路服裝市場裏有名的裁縫,但她隻裁不做。她裁出的衣服樣子新,是因為她的大女兒在北京——那可是天天有烤鴨吃的、有天安門看的北京啊!媽媽的任務是加工。畢奶奶對送衣服去的別人虎著臉,對媽媽也是,但她從來不對媽媽高聲說話,不挑媽媽的毛病。對了,媽媽來商店工作前,還在被服廠做過幾年呢。

我隔三差五就去一次服裝市場,每次回來,媽媽就會從我拿回來的一堆紙幣中抽出一毛錢給我。我便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衝向那個商店。我不嫌它低暗、嘈雜、四處滲水、有一股怪味兒。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毛錢七塊,數八百遍也是七塊。那個售貨員的算術學得真好,一次都沒數多過。我從沒想過去看她的臉,我關心的隻有她的手。她的手像媽媽一樣,一定幹過許多又粗又累的活兒,但那隻手仍然不會弄錯那個需要細,已的動作——在斜臥著的玻璃罐子裏,探進右手,在花花綠綠的糖塊中一沉、一起,再輕輕一抖,七塊水果糖就被捉出來了。七塊水果糖,一天一塊,使我一個星期都有盼頭。每天早上睜開眼,枕邊的一小堆兒糖像夢中田螺姑娘送來的禮物,還沒吃心就先甜了。起來後,糖會轉移到我的小衣袋裏,它們隨著我上課、做間操、玩遊戲,像我形影不離的夥伴。有了它們,我跑步的速度更快了,讀課文的聲音更響了。

有一次,我的作文——就是那篇“我的春天”,在語文課上朗讀了,當著全班同學的麵,我讀得那麼動情,都有點不像是我寫的了。後來,作文還被抄在學校的黑板報上,我們在操場上瘋跑、上體育課、聽校長講話時,都能看見。媽媽一高興,給了我五毛錢,我從來沒有過這麼一大筆錢啊。我飛奔到新華書店,買了上下冊的《小兵張嘎》小人書和一塊香橡皮。

遼河北路已經很熟了,從我家的“換新天”大院出來,左轉,再過一條馬路,再右轉,就到了。凡是奶奶,對小孩都應該是笑嗬嗬的,而畢奶奶還是冰著臉,可能她不喜歡小孩。但一想到她手裏的錢能換成水果糖,我就不去看她的臉了。

轉眼之間,就要過年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天,那一天是哪一天呢?就是我就要十歲的那一天,媽媽像辛勤的蜜蜂一樣停下來,更主要的,媽媽的笑就像剛剛吃過蜂蜜(雖然我沒吃過,但我想一定很甜很甜,甜得睡不著覺)。媽媽把“高低高”的櫃門打開,取出一個四四方方的大盒子——我以為肯定是給姐姐的鞋——可是,裏麵卻有兩雙,有一雙竟然是我的!紅彤彤的小棉鞋,旁邊還扣著黃燦燦的小卡子……“是你自己掙來的。”媽媽說。那天晚上,我用熱水把腳泡了兩遍,背著媽媽,又偷偷塗了一層“友誼”雪花膏。

那年過年,除了和姐姐一模一樣的花衣服之外,我還多得了另一件換洗的——這下,再不會被別人誤認為我們是雙胞胎了!我的心裏比衣服上的花還美。

我們家的好日子,是從縫紉機和中山裝開始的。

中山裝就是孫中山穿的衣服吧,四個兜,領口要係得嚴嚴的。真是怪了,不管誰穿上中山裝,看起來都像大官。媽媽做中山裝最拿手了,尤其是那些邊邊沿沿兒,媽媽像個優秀的運動員,在壓道、轉彎時不會倒,也決不露出生硬過渡的痕跡。我眼見著那些亂七八糟的碎布片兒轉眼之間就被媽媽拚成衣袖、衣領,像拚圖一樣,看得我眼花繚亂。

通常,完成中山裝的程序是這樣的:(1)媽媽先到遼河北路把“活兒”取回來 ;(2)媽媽用下班後給我們做完飯、做完家務的時間起早貪黑地發動嗡嗡嗡的“蜜蜂”,把碎布做成“人樣子”; (3)放學後,我們幫媽媽做褲腳、鎖扣眼兒;(4)媽媽再用吸啦啦的電熨鬥,把不聽話的邊邊角角熨平;(5)我把它們送回服裝市場,換回紙幣——媽媽再把它們換成柴米油鹽,換成我們的手表、紫檀木皮箱和……紅彤彤的存折。

漸漸地,媽媽的衣服做得又快又好在市場裏出了名,不光畢奶奶給她活兒,還有更多的人也給她。所以,媽媽的縫紉機越踩越快,就從“蜜蜂”變成了“飛人”,機頭上印著一個長著翅膀的小人兒。一看見它,我就不由自主地踞起腳尖……

快到新年時,我再不想勞動媽媽做花衣服給我們了,我也討厭死了花衣服,花喜鵲似的。恰好媽媽對爸爸說,去遼河北路吧,給她倆買件漂亮點的衣服。於是,我們歡天喜地地和爸爸一起出了小巷。短短的一條街,我們卻走了整整一下午——我們來回地比較價錢,看顏色、式樣,最後,依然選了我不喜歡的紅色。但一看到帽子邊上一圈的白色絨毛,還有兩條係帶上團團的絨球兒,便毫不猶豫地買下了我有生以來的第一件成裝——再不是媽媽的衣服改過的、再由姐姐穿過的了。爸說,穿這件衣服,去聯合國都不遜色呢——我根本不知道聯合國是哪兒,但我想,那一定是個需要衣冠整齊、小聲說話、小步走路的重要地方。

每天,我都會仔細地翻看衣領後麵指頭大小的標簽;每天,它總能刮到我的脖子,微微地癢,但我不想撕掉它。下午放學,我會小心翼翼地把它從塑料袋子裏拿出來,試穿一下,再小心翼翼地疊好,放在箱子最上頭。

我們的學校叫“盤錦市第四中學”,此前,我們還算營口市的人,像來借讀的前桌同學,沒有和我們一樣的戶口。但就是從中學起,我們作業本上印上了“盤錦市”三個更改過的字,像我們青春的身份,被準確無誤地命名。

新年快到了,學校要開朗誦會,老師說,可以讚頌新城市的誕生,也可以是迎接新年的獻詞。什麼叫新年獻詞呢,我搞不太懂。但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我趴在燒得燙人的炕上,被熱度和冥思苦想煎熬著,一字一頓地寫下了長長短短的二十餘行文字。

幾天後,領操台旁邊的牆上貼出了一張大紅紙。我擠進同學們中,在大紅紙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的“詩”獲了獎!領獎那天還沒到過年,但我請示媽媽允許我穿上那件紅大衣。上台領獎對我來說並不稀奇,小學時這樣的機會更多,但那天,莫明其妙地,我站在台上笑得很不自然,我的臉一陣陣地紅,是不是與我的紅衣服有關呢?我低著頭,偷偷地去看那兩個雪白的絨球兒,看著手裏一遝子的大演算,心裏開著花兒,一大片一大片。

冬天太漫長了,我盼著三月一日開學時天不要太暖和。上課時,我把紅大衣搭到椅子背上,四四方方的小標簽正好露出來,像身份的標誌,滿足了我小小的虛榮。可實際上,我隻穿了不到一個星期就熱得渾身是汗——就是那一個星期,除了上課,我幾乎都在操場上亂轉,我覺得自己突然間成了一小團火焰,應該讓更多的人看見。……那張領獎的照片,一直貼在校門口的櫥窗裏,直到紅色慢慢變淡……

家裏不斷有新東西出現:或者是幾個新果盤、一對新枕巾,或者是兩隻新沙發。那天,家裏又弄出了大動靜——找了木匠,幾天的工夫,就把房簷下那堆亂木板變成了頂天立地的大衣櫃。好幾次夜裏蒙朧著睡眼,我看見爸媽拉了炕沿兒下麵的燈線,正對著新上漆的大衣櫃指指點點。“平湖秋月”“漁舟唱晚”“三潭印月”的畫,都是那個邀遏的“畫家”用燒紅的烙鐵烙上去的,它們同樣也烙印在我的心裏。

第二年夏天,我們家住進了三、四個和我們口音不同、提著長鋸刨子的山東人。我的任務,除了去遼河北路,還要每天把媽媽交給我的十元“老頭票”,變著樣兒地弄成一桌子有燒雞香腸螂魚青菜的晚餐。秋天時,我和姐姐就住進了新蓋的門房。門房的椽子被白紙糊上了,但媽媽還是習慣地垂下來一個鐵鉤子,還是習慣地吊著那個竹籃——但裏麵裝的,不再是從前的黃瓜和茄子,而是蓋縣蘋果和綏中白梨,我們一伸手就能夠著……

一直以來,我是個無所用心的人,表現在學習上確實讓爸媽傷了一回腦筋。中學畢業前,所有學生都像大齡青年一樣急急地找“婆家”,我卻優哉遊哉不緊不慢。中考前,我和另一名女生被班主任帶去考幼師,第一次一試“刀槍”。專業課試唱時,我把《大海我的故鄉》唱得波濤翻滾,遠遠離了譜,結果可想而知。接下來第二戰是師範。那時的師範被叫做“吃飯”,因為考上師範就意味著吃上了皇糧。而這樣的機會,學校通常會給那些成績較好但家境困難的複讀生,而我自然考不過把教材都“吃”肚子裏的他們。沒有家長督促學習,衣食住行已讓他們足夠費神,我們都是在父母的疏忽中長大的。爸媽永遠說不清我是如何從一年級下學期開始我的學生生涯,說不清我在小學的風光、在中學的迷迷糊糊,而隻在“曆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擔憂了一回。

我說讓爸媽傷腦筋,不是因為我的壞,而恰恰是因為我出其不意的好(我自己也沒想到),我一下子考上了三個學校——縣重點高中、營口市衛校和遼化技校。到底去哪兒好呢?權衡利弊,最後決定去技校。爸說:如果你有誌向,還可以帶職上大學。他們一直認為,女孩大了心事多,腦子就不靈光了,爸還拿單位一個同事的女兒作反麵典型,沒想到,那個一直躲在幕後的女孩卻改變了我的一生……我不反抗,即使心裏別扭得要命也不反抗。但每年中考那幾天我不說不笑,大夏天的卻冰著臉。想想媽也夠難的,她用餘光溜著我,心照不宣地做點好吃的給我,像補欠什麼。這麼拗幾年,也就過去了。

技校的圍牆外是一片荒塘,那荒蕪開闊著,直到遠遠地被六裏河壩堤攔截。每天下午放學後,我和另一個女生穿過那片荒地,過一座小木橋,去公交站點。不管在學校時多麼歡欣,不管她跟我講著多麼好笑的事,一轉到圍牆外我就難過,心裏空落落的。盛夏黃昏,瘋長的蓬草高過人頭,時而有風輕輕吹送,如果曲折著穿過荒塘的鐵路線上恰好有火車駛過,望著模糊的遠方,我還會更難過一些。我與文字的聯係,大約就是從那一次次難過開始,並被我有心無心地發現、記錄下來。技校三年級時,我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微型小說《小站,秋葉又落了》。1986年元旦。《盤錦日報》創刊號。套紅。宋任窮題寫的刊頭。

那些細腸子的流程圖讓我眼花繚亂;焊槍、管鉗、車床又太過彪悍,也不能讓我輕易愛上。混在一堆大大咧咧的操作工中,感覺我像設備突然的喘振,讓我自己都覺得有點格格不入。而他是另一個更大的喘振,與整體的“合唱”幹脆不合拍——在那間高高懸空的操作室裏我遇到了他。我被分配到他的崗位實習,他是我的第一個“師傅”——不僅僅是幾個月的師傅,最終,他成了我不知期限的丈夫……

技校畢業後,按成績分配,我成為中心化驗室的化驗員,負責全廠用水的水質分析。我們穿得像個白衣天使(那時還流行穿著白色的護士鞋),使我們走到哪裏哪裏都亮起來。在分析水質含量的同時,我還開始用筆解析文字之間的關係,我讓它們不斷地重新組合,變成我要的那樣:一方麵是為化驗室寫些宣傳鼓動的“表揚稿”;一方麵是為自己記錄青春。於是,三班倒的日子我隻過了十三個月,就被抽調上了白班,負責化驗室團支部、工會幹事、辦公室文秘、還有黨支部的一些工作(雖然我還不是黨員)。

但事情並沒有這麼順當地一路走下去。在工廠,你藻得的所有成績都是昨天的,與明天毫不相幹。兒子出生後,我結束了相對安穩的工作,與其他孩子媽媽一樣,要過了哺乳期才能分配工作。我不想混日子。可是,休產假時,我又錯過了廠報招考記者的機會……

然而,機會的出現似乎帶著宿命的神秘,我遇到了前行路上的第一個貴人——廠報的李主編。那天,在化驗室辦公樓的十字路口,李主編努力前傾的身體,表明他正做著一件需要費力的事。他的對麵站著化驗室的趙處長——當我穩穩當當地坐到編輯部的椅子上時,才知道那天他們談話的內容。李主編說我們化驗室全年的上稿量僅次於一線的合成車間,位於全廠第二,這是從未有過的。他說讓我再在化驗室待下去,會被徹底浪費掉。好在那會兒我正不頂一個完人用,加之李主編的極力遊說,我被順利地借調到廠報社。磨蹭了很長時間(一年還是幾個月竟忘了),我遇到了第二個真心幫助我的人,於是,才心情坦然地把另外半個屁股坐穩。應該真誠地感謝文字,在我最尷尬的時候,是它接納了我。

成立集團公司後,我們編輯部與集團的主要部門一起搬到了新建的大樓(人們戲稱“白宮”),因為每天上下班接觸的都是“白宮的首腦”,加之要到處采訪,所以我的職業裝時代開始了——黑、白、灰、咖啡,無論怎麼變化,我的服飾的色係都是這幾個。而且充斥衣櫃的套裝多數都是及膝的那種,偶爾才有及躁的。即使冬天也多是裙裝。我開始關心銅版紙的時尚雜誌,開始關心職業女性應用的化妝品、配飾;開始按書上說的注意言行和細節,不用香氣襲人的香水、全身上下不超過三個顏色、手袋裏永遠放一雙新的絲襪以保證不小心抽絲時換上……一開始買《上海服飾》、《詩刊》、《小說選刊》。當然,我們早已不穿媽媽做的衣服了,媽媽也不用點燈熬油地貼補家用了,因為爸爸從機關部門調出,“下海”了。

後來,我不用下去采訪了,隻有公司開職代會時忙不開我才寫些新聞。我專門負責企業報副刊,發公司職工的稿子,也發外地作者的稿子。慢慢地,我的目光漸漸放遠,也有時間和情緒調理自己的心情,把兒子帶大的同時,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詩集《純淨的落英》。

1998年,我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三個貴人。

在編企業報副刊時,業餘時間,我會騎上摩托車來往於報社與市群眾藝術館之間,替《香稻詩報》的主編閻老師編稿子。我隻把這件事看作與詩接近的一種方式,並沉浸於詩意中。但是,一條看不見的路卻悄悄地引領我前行。閻老師早年得了腦血栓,且已接近退休年紀,他問我想不想做專業詩刊編輯,還對主管領導推薦了我。閻老師在眾多人選中選擇我,並大有非我莫屬非我不放心的意思。天啊,我一個還不懂詩為何物人的,有何德能讓他老人家這麼看重?兒子他爸也添油加醋地說:“回來吧回來吧,家裏也不缺你那幾個錢(企業工資是800多,藝術館是400多),帶好兒子就行了。”他說這話是很輕蔑、很有底氣的,即使家裏人都不同意,他還是把檔案往胳膊底下一夾,辭了工作。大企業的業務員幹得好好的,卻非要去幹個體戶不可!我理論不過他,就當他是胡鬧吧。一年的哆哆嗦嗦、二年的磕磕絆絆之後,他買了桑塔納2000,我們在市裏也買了房子,他已有了頤指氣使的派頭,說出這話讓我很不滿,但能天天編詩也是一件不錯的事嘛。就這樣,我糊裏糊塗地邁出了接近詩歌的又一步,卻根本不懂從企業到事業編製的過渡是多麼艱難。我真幸運。

初冬,本不該有什麼不測的氣象。可是淒涼的天氣似乎也來助陣,使我平添了許多鬱悶。告別的時刻來臨,先前還是晴好的天氣,刹那間風起雲湧,雨橫風狂。我敏感地與自己未卜的前程聯係在一起,一路沉默著……本來十幾分鍾的路,卻走了那麼久……一新辦公室狹小、灰暗、陰冷,隨身的家當一袋袋水淋淋、橫七豎八地堆在地上。同事告辭,我無助地環顧四周,揀了個縫隙坐下來,掏出手機,撥通一個熟悉的號碼,什麼也說不出來,淚水和著窗玻璃上的雨水同速流下……

接手《香稻詩報》後,閻老師就退休了,詩報從選稿、劃版、校對到做稿費,都是我一個人負責,忙亂卻也係統。在企業被鈴聲和製度管慣了,看著藝術館空空蕩蕩的房間,起初特別不習慣,慢慢地,我就知道自己該幹啥了。我走不久,集團公司發生了很大變化,改造、重組、股票上市,都是我在報紙上看到的名詞。在地理上,我與它相隔不過幾裏,但我已經開始另外一種生活。

2000年,我遇到了生命中的第四個貴人。同樣的原因,同樣因為文字做媒,我被調到市文聯,負責市作家協會《紅海灘》雜誌的編輯工作,直到如今……

我不喜歡穿新鮮的顏色,一直不喜歡。媽說,人家的閨女都花枝招展的,瞧瞧你,掉煤堆裏都找不著。我也想改改,可一穿上新鮮顏色,就像渾身長虱子一樣難受。

可是三十歲了,我起了變化。其實,我不太喜歡跟風,但補結婚照開始風行了,心裏還是癢癢著。我跟家裏人說起,人家沒興趣陪我去浪漫柔情。也是啊,即使拍了二斤粉,照出來的效果也像二婚,還得把及腰高的兒子藏好。於是,我帶著兒子花了兩千多塊搔首弄姿地過了一把癮,可照出來的相片怎麼也不像自己。另一個變化,就是橘黃的長裙。它是一個標誌,破了我自己定下的規矩——豔,而且長。葵花的顏色,葵花的花朵兒,幹淨,晴朗,一看心裏就歡喜,無法拒絕。神了,冥冥中是不是年齡在作怪?三十歲,已經不是二十九歲了,這與十九向二十過渡時的心態是否相似?已經不是穿麻袋片依然青春可人的年紀了,正統的西裝套裙使人看起來年歲更大。於是,我的眼光更多地朝向“堡獅龍”“真維斯”、“以純”……我的休閑時代開始了。

遼河北路已很少去了,服裝市場還在,但那些畢嘰、喬其紗、碎花布和窗紗,已不再是我關心的內容。大多地段已變成五花八門的雜貨鋪,一個門麵挨著一個門麵:漁具漁需、大頭皮鞋勞保手套、電吹風電暖器、糖果批發、廚具大全、小吃部、理發店……音像社裏傳出“何不瀟灑走一回”的歌聲,賣碟片的女孩正一邊對著吊在窗框上的鏡子搽秋水一樣的眼影兒,一邊扭著牛仔褲包得緊緊的腰身。遼河北路是單位和家之間必經之路的一個分支,不是我要走的主路,但每天上下班,我都會向裏麵望一望。偶爾走進去,一定是去市場裏麵的縣圖書館,借書或者還書。

兒子早已轉到市裏幼兒園,節假日時,我們就開著車,去沈陽、北京或什麼地方遊玩,隨便買些光碟、書和衣服。除了書本,我想,學齡前的行走,對兒子起了很好的作用。

每條道路都是河的一個支流。

其實,它並不叫遼河北路,具體叫什麼真的不重要,但它確實在河的北麵。這麼多年,在心裏,我一直這麼叫它,就像叫同伴的乳名。每當這樣叫時,我的心是暖的,有暗流湧動,似冰雪消融的母親河——遼河;像我越來越沉靜、越來越走向遙遠的文字——那條從一而終的“內河流”,開闊而波瀾不驚。

這是一個有河的城市,有河隔開新舊兩個城區。媽媽搬家應該超過十次了吧,但她一直固執地留在河北麵的舊城區不願離開。是的,她不願離開與她生命相伴的一個個記憶,不願離開他們清貧而幸福的回望……媽媽還時常去服裝市場,但不是去取活兒,也不是買衣服,而是去取遼河北路邊上一樓門市的租金,或者逛一上午提回一盆噴噴香的米蘭。

別說,這幾年反倒是我去遼河北路的次數比從前多起來,但我不過是充當兒子的現金。兒子雖然才不完是個十六歲的少年,但已超過1. 88米,占地麵積達到45碼鞋底那麼大。記不得他是從何時開始迷上籃球的,隻記得在兩次換季的間隙,我們還得額外多去幾趟體育用品商店(這個不大不小的半大成人,真不知該給他穿什麼類型的衣服合適,恰巧他愛上了體育),火箭、馬刺、小牛、國王、太陽……這些名字,都是在遼河北路那一帶一次次尋找“目標”中記下的。家裏的球衣之齊全,幾乎成了NBA的微縮賽場。幾年之間,大大小小的體育品牌店密集起來,遼河北路像是忽然刮起了奧林匹克的強勁旋風,讓人對體育的威力不可小視。本來,對於可以獨立組織班級活動、差不多頂半個老師的兒子來說,買套衣服買雙鞋太小意思了,他完全可以自己去。但每次我都懇切地說,帶我一個吧!我想借機去看看遼河北路又有什麼變化,而每次,不是新增了旗艦店,就是又有什麼新玩意兒出現。

今年春天,弟弟強令爸媽搬到河南岸的新城區去,並先入為主地替他們買下了歐式小區的一間,現在已開始裝修,估計勞動節之前應該能夠入住。我則要搬到媽媽原來的住處,因為那裏距兒子上學的重點高中一河之隔,照顧他比較方便。媽媽把八九成新的背投、空調、冰箱全部留下,卻獨獨要搬走一樣灰頭土臉的東西,弄得我們哭笑不得。不用細說,想必你也能猜出——那個呆頭呆腦的家夥,正是媽媽的“飛人”縫紉機!她還說,要把那個笨家夥放到新居的臥室裏,保證她一睜眼睛就能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