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曹魏兵圍成都，劉禪心裏很清楚要是抵抗，士兵的傷忙一定會很大，而且很有可能招致曹魏屠城，讓百姓遭殃。為了保全子民，劉禪在深思熟慮後，決定開門投降。劉禪投降後，北上到達洛陽，被封為安樂公。這樣一來，劉禪多了一個賣國的罵名，卻保全了百姓的姓名財產，無論在當時老百姓來看，還是從當代曆史學的角度來看，都應該是一件好事。對於劉禪不戰而降，實乃“全國為上之策”。
劉禪亡國之後，作為亡國之君，不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對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裏。自己的待遇，直接影響晉國對蜀地百姓政策的寬鬆。所以，劉禪必須裝憨賣傻，處處隱藏自己才能，才能瞞天過海，養晦自保。表麵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後，潛藏著過人的狡詐和機智。周壽昌的《三國誌集解》評價阿鬥說：“恐傳聞失實，不則養晦以自全耳。”所以說，後主劉禪不失為“通明智達”的一代君主。
劉備臨終前特意叮囑：“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而事實上，對於事無巨細，大權獨攬的諸葛亮，劉禪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謙讓，“以父事之”。按照常規，諸葛亮本應還政與劉禪。北伐前夕，諸葛亮依舊把22歲的劉禪當作孩子，還特派心腹進行“監管”，“後主益嚴憚之”。不僅如此，還在《前出師表》中，透露出對劉禪的種種不滿，象對待孩子一樣提耳麵教劉禪的“親閑臣，遠小人”，而青年天子劉禪從大局考慮，委曲求全了。
諸葛亮的違背了先主輔政的囑托，進而代政，並長期大軍在外，犯了君臣大忌。盡管劉禪與諸葛亮君臣之間也存在著些許不諧，而劉禪也是為大局著想，克製自己。諸葛亮用人失誤後很內疚，後主安慰說：“勝負兵家常事。”諸葛亮自貶****後不久，為了不影響諸葛亮的權威，等諸葛亮打了勝仗後，劉禪及時恢複諸葛亮的職務。
諸葛亮死的消息傳來，劉禪連日傷感，不能上朝，竟哭倒於龍床之上。當靈柩運回時，劉禪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裏相迎。諸葛專權對後主很有刺激。在諸葛亮死後，劉禪反對為其立廟。但在眾人的一再要求下，阿鬥也沒有固執己見。
盡管如此，劉禪還是沒有丟掉諸葛亮這麵旗子。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順民意，從而保證了政局的長期穩定。劉禪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內變”的道理，隻要自己一時不清醒，野蠻的路線鬥爭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劉禪對此卻能從長遠著眼，如此得體地處理權臣問題，也可謂亙古未有。如此賢德的領導，在專製製度的曆史長河中，也是奇跡。南朝史學家裴鬆之評價“後主之賢，於是乎不可及”。
看來後主劉禪不僅有肚量，而且很有頭腦。諸葛亮急於北伐，劉禪頭腦非常清楚，規勸說：“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盡管諸葛亮置自己的規勸與不顧，但北伐決議一旦形成，劉禪還是全力支持諸葛亮的北伐。諸葛亮死後，劉禪馬上停止了空耗國力、勞民傷財的北伐。司馬懿率大軍征伐遼東公孫淵。劉禪唯恐蔣琬犯諸葛亮老毛病，專門下詔告誡蔣琬不要輕舉妄行，“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魏延造反，卻表奏楊儀造反。後主聽完魏延表奏，馬上提出疑問，曰：“魏延乃勇將，足可拒楊儀等眾，何故燒絕棧道？”
為了防止權臣權力太重問題，劉禪以費禕為尚書令和大將軍，主官政務，以蔣琬為大司馬，主管軍事，兩人的權力相互交叉，相互牽製，但又各有側重。蔣琬死後，劉禪“乃自攝國事”，大權獨攬，徹底解決了蜀國多年“事無巨細，鹹決於丞相”的政治體製。
蜀漢後主劉禪不僅分析問題有頭腦，而且處理問題也很果斷，有人情味。劉琰的妻胡氏入賀太後，太後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劉炎的猜疑，導致了惡性事件。劉禪接受教訓，馬上廢除了大臣妻子母親宮廷朝賀的禮節。對於薑維等人把蜀國衰落責任推給宦官黃皓時，後主並沒有委過與人，隻是說：“區區一個太監，不過是一個聽喝的。”
夏侯霸的父親為黃忠所殺，劉禪安撫前來投降的夏侯霸時，說：“你父親的遇害，非我先人所為。”一語帶過之後，套近乎說：“我的兒子還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亂被殺，後主也沒有對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後人認為：“後主能作此語，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麵，劉禪的胸襟比他父親劉備要大氣的多，不失於第二代領導人的風範和氣質。
作為三國中最弱的一方，劉禪能領導蜀國41年，既避免了班子內部互相傾軋，也沒有隔幾年發動一次大的運動，而政權穩固。在國家人民去留之際，後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現實利益，擯棄了麵子政治，減少了生命財產的無謂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