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院的山水畫顯示了宮廷與士大夫的溝通，畫院的風俗畫、曆史畫則表現了宮廷與市民的民間交流。
李唐的《伯夷叔齊采微圖卷》、《晉文公複國圖》，肖照的《中興瑞應圖》、《光武渡河圖》，劉鬆年的《中興四將》等，表達了畫院畫家對曆史，以及通過現實對曆史的思考。李蒿的《貨郎圖》、《服田圖》、《耕織圖》表現了畫家對鄉村生活的關懷，蘇漢臣的《百子嬉春圖》、《孩兒》、《十歲嬰兒在水邊遊戲圖》更接近年畫性質，而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可以說是畫院風俗畫的傑作。這是一幅長525厘米，寬255厘米的長畫卷。中國繪畫散點透視在描繪宏大場麵時的優點，在這裏又一次展現出來。該畫構圖從城郊開始到繁華的保康門止，以城郊、河道、城街三部分來展現汴京的繁華。城郊是引子，簡略而又必要地點出了都市繁華之根。從河邊到拱橋形成一個高潮：從繁忙到擁擠，從從容到喧雜，橋上橋下，船上船邊，多少對照呼應、矛盾統一。然後從橋和酒樓起，大街直通城內，各種店鋪、酒樓、茶肆、香鋪、弓店、當鋪，大大小小。各色人等，官員騎馬，闊婦坐轎，軍士、中小商人、手工業者、攤販、苦力、腳夫、奴仆、尼姑、道士、江湖郎中、占卜先生、乞丐……進入第二高潮。然後到城內第二條街，畫麵戛然而止，餘味無窮。有了橋上和第一條街的景象，已為觀者對整個城市的繁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想像基礎。餘下之處留給觀眾的想像比全畫出來具有更大的藝術魅力。此無畫勝有畫也。
畫院一方麵具有向外的開放的溝通性，另方麵又是嚴格的秩序化和專業化的。這特別是在宋徽宗趙佶於1104年設立畫學，即繪畫專業學院後，尤為典型。入學有入學考試，進行命題創作。其命題方式和評分標準顯示了畫院最看重的是畫與詩的彙通，注重畫的詩意，講究畫外之畫。命題總是一首詩，如“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需多”。考生若從畫花上構思就落入二流。第一名是畫一美人倚欄而立，朱唇一點，綠柳相映。又如命題“亂山藏古寺”，照字麵無論以何種高妙構圖畫出古寺之實，哪怕隻有古寺一角，也難占高位。第一名是：在滿幅荒山之中，隻畫一根作為佛寺標誌的幡竿。又如命題“踏花歸去馬蹄香”，第一名畫的是一群蜂蝶，正追逐飛奔的馬蹄。這裏，既顯出了畫院與文人意識的彙通。詩意入畫的同時也是詩歌如畫，強調詩意就會幹脆把詩放進畫中，讓詩味與畫意相互深化，詩是用書法寫的，詩歌入畫同時又是書法入畫。從趙佶畫中的詩書畫的統一，可以知道郭熙畫入主朝廷的巨大意義，影響了宋代畫院在文化層麵上的行進目標和主要構成。當然詩意追求在畫院中始終會落入一種畫院特有的標準化程式裏。在繪畫學院裏，設有專業實踐課、專業創作課和必修的文化課。必修的文化課有說文、爾雅、方言，這些都是幫助學生提高詩文修養的基礎知識。專業有釋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即界畫)六大類。徽宗趙佶作為畫院院長，親自任教。他的標準，就是畫院的標準。畫院裏一旦要講標準，必然引入可以客觀考量的東西，在當時的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中，這個標準落實成為：嚴格按照描繪對象的客觀規律，描繪出對象的神采風韻。如月季花一年四季花蕊枝葉都不一樣，而且每季中早中晚又不一樣。當趙佶看到一少年新進畫春季日中時的月季，姿態一毫不差，就大為誇獎，並“厚賞之”。又如，“凡畫孔雀墩，必先左腳”，那些畫右腳在先的，就受到批評。畫院教學中，要求先有起稿構圖和稿樣，滿意了，“然後上真”。在這嚴格的過程中，“上(趙佶)時時臨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堊，別令命思”(鄧椿《畫繼》)，對繪畫標準化的推行是很苛嚴的。通過考試和教學，我們可以推知畫院的最高等級——神品——是什麼樣的了。
中國繪畫的高下，唐代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分為：自然、神、妙、精、謹細，五等。張懷瓘《畫品》分為神、妙、能，三品。朱景玄後來又加上逸品，但未談逸品與三者的關係。宋代黃休複在《益州名畫錄》中卻把逸品置於神品之上，形成了逸、神、妙、能的等級排列。而宋徽宗特地把逸神關係重排，讓神品第一，逸品第二。這種神逸之爭變成了士人審美標準與朝廷審美標準之爭。
什麼是神品呢?“大凡畫藝，應物象形。其天機迥高，思與神合。創體立意，妙合化權……故目之曰神格爾。”逸品呢?“畫之逸格，其最難儔。拙規矩於方圓。鄙精研於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於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爾。”(黃休複《益州名畫錄》)從黃休複的這兩段定義般的描述中，我們看到，所謂逸，就是超朝廷，越世俗，拙規矩，輕法度，以神寫形。隻要得神得意，不管形似與否。“意足不求顏色似”，“筆不周而意已周。”所謂神，就是以形寫神，從規矩開始，由法度做起，人法度而超法度。顯為法度整嚴，由形顯神，形神兼備。這也就是趙佶對繪畫的最高要求。具體來說，就是在形方麵，要謹細擬物，在神方麵要有詩意。二者融會，就形神兼備了。趙佶領導畫院，一麵親授技法，一麵“每旬日蒙恩出禦府圖軸兩匣，命中貴押送院以示學人”，要學生多看多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