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國男足在世界杯決賽圈淨吞九蛋，一無斬獲後铩羽而歸。
其次，我們曾經憧憬著以奧運為契機的新一輪經濟騰飛，並沒有如期出現，與此相反的是，我們反而遭遇到了經濟的冰點，不管造成衰退的原因來自何處，它帶給中國民眾的恐慌情緒卻是無比真實的。
這兩者帶給我們的負麵感受是強烈的，但同時也是短暫的，然而比起加入世貿組織這一事件來說，它們的意義便頓時變得微不足道。
關於WTO帶給中國經濟影響的討論，直到今天仍然在繼續，然而無論結論是什麼，這個影響都注定是一個持續到接近無期的過程。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入關的繁難，並不在於取得一個承諾，而是怎樣在新規則的競爭下不被淘汰出局，而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WTO的“天下第一關”之謂，絕非浪得虛名，事實上，早在我們入關之前，就已經對此有了思想準備，然而比起實戰中的風波譎詐、行情險惡，我們需要重新學習的東西實在還是太多。
3.2：中國經濟保衛戰
事實上，當中國進入國際市場後，由此引發的三大問題便以嚴峻的形態，迅速橫亙在我們麵前。
其一：人民幣如何保持彙率穩定，保持不貶值。
其二：我們將如何激活經濟，啟動內需。
其三：如何令已經看似病入膏肓的國有企業擺脫困境。
以當時的形式來看，這三大問題所帶來的的嚴峻形勢，絕不下於新中國成立後所麵對的國際封鎖，無論三者中哪一條出現問題，其帶來的後果都是難以想象的，時人甚至戲謔地評論道：這是壓在中國經濟頭上的三座大山。而如果要為這“三座大山”排一座次的話，那麼最急者當首推確保人民幣不貶值，但從長遠來看，國有企業的生存問題則更令人心急如焚。
鑒於這樣的形勢，中國確定了自己的三步計劃，即在首先確保人民幣不貶值的情況下，以宏觀調控政策為手段啟動內需，最終以“重組、改革、加強管理”為解決方案，堅決實行”國退民進”的資本戰略，保證妥善解決三大問題。
就這樣，一場旨在於適應國際市場新規則，捍衛中國改革開放成果的經濟保衛戰，就在世紀之交轟然打響。
其實，早在1998年的夏秋之交，我們與國際資本的絞殺便以開始，隻是由於信息的閉塞，時至今日我們才得以見識到幾分經濟戰爭的殘酷。
在那一年的8月5日，以金融大鱷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資本炒家，為了確保將人民幣彙率壓製下去，便針對與人民幣關聯度最高的港幣大打出手。
僅僅在一天之內，國際炒家們便拋售了200多億港元，當這筆貨幣被港府全額吸納後，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在第二天，在其後的六天中，炒家持續拋售港元，整個貨幣市場戰火連天。
時間行至8月13日，中國政府終於介入了這場對抗，於是，港府在大陸強勢資金的支持下，在股票與期貨市場中開始了與炒家的直接對抗，雙方皆對外宣布將會獲得最終的勝利，時至8月28日，對抗終於迎來了決戰的時刻，當日，炒家的拋盤近乎瘋狂，而已近力竭的港府繼續照單吃進，當收盤那一刻到來時，恒生股指穩穩地停在了7829的點位上，國際炒家最終棄械投降。
這是這場經濟大戰中，中國最具華彩的一場勝利，在整整持續一個月的絞殺中，我們利用儲備已久的實力，采用兵來將擋的策略，最將索羅斯集團的計劃一舉擊潰。
於是，在大戰爆發之前，我們就已經在這場倉促的遭遇戰中得一先手，取得了頗為驕人的階段性勝利，當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得到了緩釋之後，我們便得以騰出手來，解決後麵兩個更為繁複的問題。
拉動內需與國企脫困，看似是兩個不相幹的問題，然而在實質上，這兩個問題卻有著完全一致的指向性。
這就是采用各方麵手段，將暮氣沉沉的國有資本分階段撤出市場，改由更富競爭力的民營資本來充當經濟主體，即我們常常提及的”國退民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