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正式出版的川版《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一分冊，“丁玲”條目有了根本改觀，字數擴充至兩千多字，辭頭改“現代女作家”為“現代著名女作家”。對作品的原評幾乎推翻重寫，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等“其中雖然有一些虛無主義色彩的感傷情緒，但厭惡黑暗的現實，追求光明的力量仍在暗中潛伏著”、說《韋護》“表現出對革命鬥爭和群眾運動的熱烈向往之情”，說《水》表現了“舊中國農民無窮盡的災難和他們最初的覺醒、團結和反抗，是她創作上的飛躍”；對《我在霞村的時候》等作品避而不談，可能是遵丁玲之意讓“曆史”、“時間”和“後來人”去“自有公論”吧？辭條將重筆落在1946年以後，說丁玲“1946年至1948年在農村深入生活，參加幾次土改，在群眾鬥爭中受到教育和鍛煉，寫了以華北地區土改鬥爭為題材的優秀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這是一部土改運動的“史詩”。對五十年代以後二十多年的挨整、流放、坐牢等一字不提。這個辭條最後的定稿者是否就是丁玲，隻有辭典條目具體撰稿人清楚。
然而，作為供人翻檢的作家辭典，其實是作家的生平檔案，上述兩種表述都欠妥。應該即不為陳論舊說所囿，也不受被收錄者本人牽製，本原地述說史實；如延安時期丁玲受過指責，隻載錄因何事在何環境下被哪些人作出何樣指責以及後果如何。
丁玲日記所敘辭典兩位編者“解釋”那個“瞎說”的辭條“是根據去年五月間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文章寫的”，去查找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丁玲研究資料》，不僅沒收入這篇專論丁玲的文章，連“報刊上的丁玲研究資料目錄索引”中也找不到篇名登錄。這就怪了！一部作家研究資料專書不該如此……編者在《編後記》中說明“研究資料目錄索引”對“反動報刊的攻擊性言論一概不收”。但1978年5月號《人民文學》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反動報刊”。未必這部《丁玲研究資料》也得由丁玲“審定”，連她反感的文章篇目都不能入索？在編者，倘不知道有此文，是不可原諒的疏忽；知道此文而連索引也不列入，有失學者的嚴謹風範。
日記中一再表白“我決不寫我自己”的丁玲不足一年後的1980年1月終於毀誓，她親筆寫下了《自傳》，編入1981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版《中國現代作家傳略》上卷。這篇不足兩千字的《自傳》，丁玲顯得平靜得多了，沒有日記中那股不平氣了，她冷靜地簡要敘說自己的曆程，這可以視作丁玲後來的兩部自傳之提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