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79年2月23日的日記寫道：“伯夏來，帶來文學家辭典。”此時丁玲在北京友誼醫院住院療病，“伯夏”即丁玲的丈夫陳明。隔了一天，25日的日記載入一大段對這本“文學家辭典”的議論——
下午有編文學家辭典的兩個大學裏教文學課的老師來訪，一為李潤新，一為孫瑞珍。他們再三解釋辭典中貶低我之原因，並希望我協助糾正。我亦再三說我決不寫我自己，毀譽由他人。說好不驕傲，不自得；說壞，即使是罵也不在乎，曆史自有公論；說謊的人，說錯了的人都將被曆史，被時間，被後來人所證明。他們好像以為我會為幾個人對我的貶毀而著急，深怕這就是蓋棺論定，必須趕忙自我表現一番。其實多少年過去了．有什麼要緊呢？他們解釋是根據去年五月間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文章寫的。可是我想，你們既然沒有自己的見解，卻又要跟著官們瞎說；既然自己沒有定論，那就取消這個人好了，何苦要那樣的把一個從事五十多年寫作的人來肆意貶低呢？既然你們這樣寫，那就由你們寫去，我是決不為自己去說半句話的！
據這段日記，可以判定“文學家辭典”就是有李潤新、孫瑞珍參與編寫的《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一分冊。查四川人民出版社公開印行的這一冊辭典的出書時間為1979年12月，顯然丁玲日記提及者不是這種公開的印本，而是北京語言學院《中國文學家辭典》編委會1978年9月內部發行的“征求意見稿”。《中國文學家辭典》編委會接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正式用稿通知後，為了修訂才派人攜去內部印本“征求”丁玲的“意見”。
丁玲怒斥為“瞎說”的“丁玲”條目“把一個從事五十多年寫作的人來肆意貶低”，具體主要指說《莎菲女士的日記》“實際上隻是一個沒落階級的頹廢傾向的化身”，說《韋護》“流露出莎菲式的個人主義情緒”，說《水》“沒有寫出農村破產和農民貧困的深刻根源，以及農民反抗鬥爭的領導力量”；至於《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三八節有感》等，被定為由於“她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沒有得到改造”才寫出來的“毒草”，“把解放區描寫得一團漆黑，謾罵勞動人民，矛頭指向黨”，並沿用“再批準”那個年代用慣了的話語說丁玲“和王實味等勾結起來，進行反黨活動”；辭目結尾以肯定的語氣敘道：“1957年文藝界曾展開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對他們在延安發表的毒草作品進行了再批判，《文藝報》於1958年發表了關於再批判的《按語》”。
僅僅千把字的辭條充滿上述這類“反右”、“文革”時期的大字報語言，連交代《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創作動因也要來一句“黨為了挽救她，鼓勵她到群眾中去改造自己”才去參加了土改運動而寫出這部長篇的。這個辭條是當時大氣候下的產物，有關權威部門對丁玲的政審沒有新的改正文件頒布，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也隻有沿襲舊說的份兒。在日記中丁玲批評研究者“沒有自己的見解”、“跟著官們瞎說”是那個特定曆史時段中無法避免的現象；即便有“自己”的“定論”，倘若不與上麵保持一致，寫出來也不可能公開，說不定僅僅寫出甚或口頭表述也會惹出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