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俊被授為按察使（主管——省司法的官員），高高興興地準備前去赴任。臨行前，有人上門求見，並給他帶來人臣張延三送來的一封信。拆開一看，信的大意是給他推薦一位能：於的仆人，要他務必，接受。被推薦的就是這位送信人。張廷玉是元老重臣，麵子大，王士俊不好拒絕，便帶著這位送信人上路了。幾年中，這位被推薦來的仆人很能幹，深得王的信任，與王一直形影不離。後來，王士俊任職期滿，要進京述職。這位仆人突然提出辭職的要求。王士俊很奇怪，問是什麼緣故。仆人回答說：“您任職的這幾年沒有大的過錯，官當得還不壞，我要先入都麵見聖上，好為您多美言兒句”。王士俊這才恍然大悟，這位與自己朝夕相處的“仆人”，原來是皇帝有意安插在自己身邊的緹騎。
雍正就是通過這些緹騎無孔不入地刺探著人們的隱情，把所有的大臣都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這種手段有效地製止了朋黨林立的局麵，穩定了朝廷的政局，然而它也極大地強化了皇權的集中程度，暴露了封建君主專製的黑暗性和獨裁性。
曹振鎬“一言害邦”
在舊時代的官場上，經常看到有這樣一些官僚：他們處世圓滑，左右逢源，尤其善於拍上司的馬屁。他們想的並不是如何辦好公事，而是怎樣討好上司，保住自己的官職奉祿，榮華富貴。不要看這些人沒有什麼建樹，但是卻在保官保祿方麵很動心計，頗有一套阿諛奉迎，明哲保身的“要訣”。這種官僚在當時被稱為“巧官”。清代道光朝大學士（相當於宰相）曹振鏞便是這類官僚中的一個典型人物。
曹振鏞在乾隆朝中進士，點翰林，官至侍讀學士，至嘉慶朝便飛黃騰達，升為尚書、大學士。道光皇帝繼位後，他更是紅得發紫，晉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圖形紫光閣。當他以81歲高齡去世後，得到“文正”的諡號。這是清朝對故世大臣最高的評價，在清代享受這種殊榮的隻有七、八個人。曹振鏞作為一位漢族官僚，既沒有顯赫的武功，又沒有出眾的文采，在重滿輕漢的滿清時代，能夠在充滿凶險和傾軋的仕途上一帆風順，年歲愈大，愈受皇帝信任，官職愈高，自然有他的當官“訣竅”。有一次，他的門生向他討教，問他成為三朝元老，深受皇帝寵信靠的是什麼辦法。他回答了6個字：“多磕頭，少說話”。意思是對皇帝、對上司，隻需要表示順從，不用發表自己的意見。真是圓滑到了極點。“少說話”不等於不說話，而是要把話說到關鍵的時候，說到點子上。對此，曹振鏞是深有研究的。
清朝進入道光時代已經暴露出許多衰敗的跡象，國家的許多大政無不弊端累累，積重難返。地方官員紛紛把這些情況上報朝廷，等待皇帝拿主意。每天堆在皇帝麵前等待批閱的文件就有好幾大撂，看得道光帝頭昏腦脹，心裏很不耐煩，弄得他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吧，實在不願意整天泡在文件堆裏，不看吧，又怕留下荒廢政務的壞名聲。這種情緒被他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來。
善於對皇帝察顏觀色的曹振鏞敏銳地查覺出道光帝的這種心思。動了一番腦筋後，他一反往日“少說話”的常態，發表了一番高論，他給皇帝獻計說：“今天國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太平無事。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無事生非，在奏章中講一些危言聳聽的事情，無非是為了博取敢於直言的虛名。對於這些沽名釣譽的人又不能降旨怪罪，如果那樣做，便會使陛下蒙受拒諫的名聲。依臣之見，陛下今後隻要在批閱奏章時，選擇其中的細枝末節上的錯誤，降旨嚴厲斥責。臣下就會懾於您的天威聖明，知道陛下對天下事早巳明察秋毫，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曹振鏞的一席話，正中道光帝下懷。此後，他果然照著曹振鏞的辦法，專門挑剔大臣奏章中的小毛病，哪怕是字體上的毛病，他也不放過，動不動就降下聖旨，嚴厲斥責，使不少人為此丟丁官職。弄得滿朝文武人人謹小慎微，視給朝廷上奏章為畏途，盡量不向朝廷報告，或少報告。甚至出了大事也隱匿不報，即使上報，也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掩蓋了事情的真相。這樣做的結果是在官場上形成一種粉飾太平，互相欺瞞，報喜不報憂的惡劣作風。國家的許多弊政得不到及時解決，變得激化起來，最後終於釀成19世紀50-60年代的全國性的內亂，幾乎使清王朝這隻又舊又破的大船在農民起義的波濤中傾覆。這就是後人所說的曹振鏞“一言害邦”。然而，道光帝卻少看了許多奏章，免去了大量伏案之勞。他自然把這個“功勞”歸於曹振鏞，更把他當成言聽計從的股肱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