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日後成為不了評論家袁也要做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讀者遙一直對理論的世界懷有未知的恐懼，這來源於教科書上難懂的定義和繁雜的公式。當我不知道這些理論的時候，文學於我而言不過是快樂的閱讀和輕鬆的思考，是茶餘飯後一本本疊起的書；而當我知道了不同的理論之後，我時常感到迷茫，這些理論流派並不如先前想象的那樣如一條條河流相距不遠、自然流淌，反而如同錯綜複雜的鐵路線，衝擊著原有的思維方式。尤其是，當我閱讀了一首詩、一篇針對這首詩的評論，比如那篇《張常氏》的評論之後，我的感覺竟然跟隨評論作者的“高深”理論發生極大的轉變，我對此感到不解。我想知道，什麼樣的詩歌才算是好詩？在文學批評介入到文學作品的閱讀之後，有沒有統一的標準設立？即“真相”是否存在？它是如何被輕而易舉地扭曲的？我們的判斷力和審美能力是如何喪失的？像文革、納粹這樣瘋狂的時代離我們有多遠？語言文字究竟造就了什麼？幸福還是災難？
我想在日後慢慢思考，慢慢解決這些問題。
文學文本自身不改變，但閱讀文學文本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作為一位評論家，從批評的角度審視文學，姑且稱之為“慣於闡釋”的閱讀；另一種是作為一位普通的讀者，從自身出發感受文學，我暫且稱之為“樂於閱讀”。這兩種閱讀方式和思維角度決定了我們對待文本的態度，是局限在①張隆溪，著.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三聯書店，2004，10：26.②韓少功，著.暗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7：346.③張德勝，著.儒家倫理與社會秩序：社會學的詮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3某一特定理論還是單純進行純感覺的閱讀。如果僅僅是適度的闡釋或是閱讀，都無可非議，可是當其中的一個要素走向極端，比如過分的闡釋或是娛樂化的閱讀就會導致一些問題。
傑拉德·格拉夫認為文學研究中發生了“理論的爆炸”。張隆溪先生在《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一文中也提到：“要采取真正具有理論性的立場，首先就要對理論本身作批判的思考。”①有人說，20世紀的災難是理論的災難。如果從語言學的角度將理論看作是對文學作品的符號化解讀，那麼理論的災難就是文學符號化的災難，是這種符號對人類自身的認知徹底顛覆的災難。比如，在韓少功的《暗示》一書中這樣解釋“語言製幻術”：
“關於階級的解釋，關於階級的極端化解釋，源於一係列語言符號的複雜操作和反複灌輸，恰好是一些知識精英所為。”②反觀曆史，可以不無清晰地反思，一個體係的言論和思想是怎樣將眾人引入瘋狂的，甚至連知識精英自身都未能幸免，造成了德國人反猶的曆史悲劇。同樣，這種理論體係操縱下的思想至今還在國人的頭腦中殘留，比如對於階級的劃分，容易走向極端的性格，還有對動亂和不安的恐懼。有人將其解釋為一種弗洛伊德式的情結，認為“中國文化蘊藏著一個因動亂創傷而造成的向往秩序的情結”③，認為這種情結的緣起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失範狀態。而歸結起來，動亂的根本是符號化意識形態操控下的思想極端趨向。當語言構成的理論成為一個社會得以生存發展的根基，哪怕某種程度上說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一旦形成，同樣牢不可破。這種理論下的人都是被符號化的人，於是慘劇才得以發生，悲劇才能夠順遂推舟勢如破竹。在《暗示》的《殘忍》一文中，作者對這種“大屠殺”的行①韓少功，著.暗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7：374.②韓少功，著.暗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7：160.③張隆溪，著.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三聯書店，2004，10：31.徑進行的剖析：“與其說大屠殺是獸性發作，不如說是人性發作；與其說是人性發作，不如說是理性發作，是理性的嚴重偏執和失控。”①相應的，當文學理論鋪天蓋地的時候，當這些理論被人加以不好的利用甚至誤解的時候，在這種文學理論肢解下的文學作品是否還具有原汁原味？或者要求再低一些，讀者是否還具有繼續閱讀和追根溯源的可能性？
有人說，文明剛好需要對文明的反省。借用一下，理論剛好需要對理論的反省。從另一個角度講，理論幫助建成了知識分子宏偉的帝國，卻消除或減弱了世界上其他階層的聲音。形成了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分歧，也造成了“智”與“反智”的爭辯。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從士族階層能夠通過科舉考試改變社會地位的那一刻起，一個知識精英體係就在逐漸建立並且日漸奪取一個國家的話語權。時至今日，依然如此。有人說：“社會不承認農民的藝術品，沒收了他們確認和解說更多生活美感的語言能力。”②從大眾媒體的宣傳來看，這種說法是不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