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一個人躺在床上，四周一片漆黑。以前的事情就像夢一樣在腦子裏過濾，喜歡的、不喜歡的，留戀的討厭的，都在。一遍又一遍。開始後悔沒有把陪了我10年的兔子帶過來，隻要抱著這個小東西，和她說話，就不會胡思亂想了。絕望的時候也就不絕望了。
這麼些年，她幾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考試失敗、失戀、想家的時候，隻要她在身邊，就不那麼絕望。可是這一次來英國，我不忍心把她塞到狹小的背包裏，就讓她安安穩穩地睡在家裏的床上了。結果就是在英國一個人的孤獨和絕望無處發泄，變成了一種病，就是神經病。或者就是極端的偏執狂和中度的抑鬱。
把依靠的感覺物化總是好的。比如我的兔子，比如那些曾經讓人依戀的人。因為你擁有他們的時候，你緊緊抱住他們的時候，是最真實的滿足感。真的不需要多說什麼，任何都不需要。危險就是，當他們全部不在了之後，暫時還無法找到依靠的時候，精神就趨於崩潰了。沒人理解他們曾經帶給我什麼好處。沒人知道我為什麼會懷舊到固執的地步。可現實就是現實。愛上了難以脫身，感情經不起自己左右而沉淪於他人，是太多女人這輩子已經遇到或是即將遇到的最大災難。這災難或許還不夠滅頂，但是它們橫亙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大家紛紛感歎：理想太豐滿，現實太骨感。這一災難的極端就是死，死不是滅頂的同義語，死比滅頂要好一點。死後自有一個世界，滅頂後什麼也沒有。這是我的理解。
既然大家都喜歡用成功和失敗衡量所謂價值者雲雲。那偶爾用一下作為自己的也不無過錯。高中的同桌喜歡讀《飄》，在臨近高考最後的衝刺階段也依舊愛不釋手。她的成績就如同“飄”一樣起伏跌宕，刺激非常。
班主任是教曆史的年輕老師，記得她經常在曆史課上對我的同桌說，你就“飄”吧，看你以後能“飄”到哪裏去！這大概相當於是東北人的冷幽默，嘲笑別人的快感是其他人體會不到的。結果是，這個同桌高考時發揮超常，考進了上海某著名大學的經濟係。後來見麵的時候，這家夥半開玩笑地說，老師後來說她“傻人有傻福”。
我是這樣理解這句話的。雖然早就不做閱讀理解這一類坑蒙拐騙的題目了。說她是傻人，證據是高考大家複習你不複習，隻知道讀課外書。
說傻福的意思是，最後得了一個沒有看課外書的人都達不到的結果。這全在意料之外。如果她失利了，這句話理應改寫。
這件事如果尚可理解為是老師對學生的愛之心切的話。那麼成功即標準，存在即合理在另外的領域裏則為謬論了。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如果性愛的結果不是懷孕造人的話，那麼這次性愛是失敗的。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如果每個人都像王二（王小波《黃金時代》的主角）一樣把精液射到莊稼地裏，並一次又一次期待未來不同的感受的話，世界還是美好的。現實是，王二生活在個人意識和生命意識最淡泊的年代，他的承受遠超出射精和簡單性愛的需求。
其實，這不是妄加揣測，而是有確鑿證據的。比如，我讀到過關於美國“9·11”後十個月的時候，美國全國的生育率達到曆年來最高。按此推斷，在恐怖襲擊發生之前，是美國人的做愛高峰。醫學這樣解釋“恐懼性愛”。就是在危難即將來臨，未來不可預期，生命無可保障的時候，性愛是發泄的最有效也是最絕望的途徑。既然活不成，那就“生”吧！這是我讀到的讓人驚訝的描述。但也在情理之中。我終於以此為線索，理解了陳凱歌《霸王別姬》裏的段小樓和菊香在“文革”最慘淡的時候為什麼有一段做愛的情節的設計。這是合乎情理的。終於將我看這部電影看到這個鏡頭時內心生出的疙疙瘩瘩的感覺消除了。
因此性就不再如從前所受的教育一樣是禁區，而是一種本能了。
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種偶然爆發出的絕望感究竟從何而來？
從佛教的角度講，無非是求而不得，無明而有欲，苦集滅道。雲雲。既然做不到佛教徒自我曆練的功夫，就證明自己尚沒有這樣的慧根。我隻想，是不是有很多人僅僅因為這瞬間爆發的孤獨選擇自絕。那麼如何走出孤獨呢？
昨晚，再說昨晚。躺在床上的時候，隻想起了一個成語——行屍走肉。從前做錯了事情，被父母罵一頓，哭一場，還尚可自責。如今犯了錯誤，（問題是甚至不知道怎麼樣才叫犯錯誤……）自己卻毫不自知，也無人提醒，這是多大的危險。從前上學遲到，被罰站在黑板邊上，看著同學同情也傷人的眼神，以後不敢遲到了。現在上課不去又有誰能說一句呢？
本來都是細枝末節的事情，累積起來就是行屍走肉了。
於是打算用理想打發時間。或者說用理想抹去孤獨感。寫小說——我預感自己可以寫。想把獎學金全部捐給基金會，然後猶豫了好久好久，我想這是一件好事。又想這是我努力的結果。於是又一次被夾在“好事”和“結果”中間猶豫不決。慈善家絕對不是一般人的境界可以做的。問題是，做慈善很容易就走火變味，做到最後萬夫所指就不好了。有人給你喊冤，有人幫你說情，卻說也說不清。
這又是我的臆想。我該怎麼用英語說“豺狼當道”？Agovernmentruledbytheevil·還是Asocietymanipulatedbyadisorderedgovernment·我不清楚。魯迅所講的犧牲應該就是革命。中國自古好革命，這是盡人皆知。到了近代風起雲湧之勢絲毫不減，也是盡人皆知。革命的好處自然明顯，新政府換了舊政府，新製度換了舊製度，後浪推前浪。不亦樂乎。革命是一群人的呐喊。根據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的解釋，這個革命的群體不需要清晰的邏輯和縝密的推斷，隻需要一個有個人魅力的人站出來，亮出一個最簡單易懂的口號，然後就是萬人齊喊的場麵了。不自控，但威力巨大。
另一方麵，革命又造就了個別人的孤獨。這在蔣勳的《孤獨六講》中的“革命孤獨”裏說得很入人心。每個革命者都是有過強烈的掙紮的，最終才會走向這條路。對於死亡司空見慣的人估計同情心也不會有多少。
中國在一場又一場革命裏催生，在革命裏成長，革命歌曲天天傳唱。人一革命，大有六親不認的氣勢。以前聽過一個笑話。某男入黨後，覺得其女友尚為團員，不知上進。後來分手理由是你不要來找我了！我是黨員！
戲謔之詞，不可當真。文學藝術之類，大多是吃飽了肚子才玩兒得了的。不吃飽了肚子也可以玩兒，但是玩兒出命來就不好了，就偏離了文學本身跑到別的路上去了，或許就成了革命。
回頭來說中國人的生命意識。大概分兩個方麵，第一是中國人的性愛觀念；第二是中國人對生命的價值觀。按照資料顯示，1980年中國頒布了新《婚姻法》，標誌著中國第一次公開承認，性愛不僅僅是為了生兒育女，而是為了情感和快樂。之前呢？不得而知，有待考查。我隻知道的是，1983年北京一位王姓女子在水中裸泳之後與十多名男子性交，後以流氓罪被判處死刑。
麵對死刑，她說了這樣一句話：“性自由是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的這種行為現在也許是超前的，但20年以後人們就不會這樣看了。”20年過去了，以後還將有更多的20年過去。但是她死了，看不到了。現在，性自由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可以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就像革命，總要有流血犧牲。至於說這位王姓女子在這場“性革命”中起到怎樣推波助瀾的作用，也許是沒有的。可是後人回憶起她的話，還是覺得她像一個革命家在預言未來，雖不如《聖經》裏的預言恢宏雄偉，也是另一種勇氣了。
至於中國人的生命價值觀，不好說，不能說，說了也會被“和諧”的。
和諧其實是好事情，古人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惜，有人把“同”等同於“和”還渾然不覺，是很可悲的。不說，不代表不知道。說了，也不等於知道。一個時代都在不知道和知道不知道裏麵徘徊，大家都裝作不知道，也是很可悲的。
記得一位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問我們，如果你和一群人在一艘航行在海上的巨輪上，你突然發現它即將沉沒，而其他人對此毫不知情。沒有任何其他的工具可以逃生，也就是說，大家必死無疑。那麼你到底該不該告訴這些人。
有人說告訴，因為大家都有知道的權利，說不定還可以想些辦法；還可以減少一下自己內心的恐懼；有人說，不告訴因為反正都要死了，快樂地死不是比恐懼到死好些嗎？討論依舊在進行，其實兩種觀點都彼此滲透，說不清也道不明。就像很多其他的道理一樣，不是簡單的推理就可以肯定的。辯論的精髓大概就在於此，即對於不肯定的事情加以雄辯，是了不起的事情。
接著老師說，其實這個知道船即將沉沒的人就是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知。中國曆代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為現實擔憂，如同屈原“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味道一樣。可是他們無從呐喊，因為他們看到的未來其他人看不到；他們無從申辯，因為他們邏輯是超前的邏輯，不為現實理解；他們努力在短暫的生命裏承受全部的孤獨，直到死去。在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身後50年到無限期之內，總會有聲音說，某某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經得出這個結論，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