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鄧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對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論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那個“改口”的問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通過這個渠道向外宣布：“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那篇著名的講話中強調：“中國搞四個現代化，要老老實實地艱苦創業。我們窮，底子薄，教育、科學、文化都落後，這就決定了我們還要有一個艱苦奮鬥的過程。”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鄧小平會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時說：“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現在我們正在總結建國三十年的經驗。總起來說，第一，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是吃‘左’的虧。第二，不管你搞什麼，一定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力。”
“正在總結建國三十年的經驗”，說的就是正在起草曆史決議。曆史決議最初的幾個草稿中，已經有接續和發揮上述論點，逐漸形成後來引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的一些思想和觀念的雛形。
曆史決議是在鄧小平、胡耀邦指導下，由胡喬木主持起草的。我參加了起草小組，知道這方麵的一些情況。
比如：一九八〇年十月提交黨內四千人討論的那一次稿。在其第五部分，根據“建國三十一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弄清楚“我國究竟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題目下，就有這樣的論斷：“在中國條件下實現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任務，應當而且隻能有步驟地、分階段地實現。”並且出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怎樣從初級向高級發展”，以及“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公有製還隻是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初級形態”這樣的提法。
比如：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提交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全體同誌和中央一部分負責同誌五十二人討論的修改稿。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明確今後建設的基本方針的部分，單列了一條“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充分認識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其中說到“從根本上說，過去我們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發生的左傾錯誤，包括企圖在短時期內徹底改變我國落後麵貌這一類錯誤，就是因為離開了我國國情”。“我們過去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雖然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但社會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我國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十分豐富，但社會生產力水平還很低；我國有十億人口，其中八億是農民，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仍占很大比重，封建主義思想和小生產習慣勢力的影響還很深。這種國情決定了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決定了我國現代化建設隻能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首先達到‘小康’水平，即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水平，然後再向較高目標前進”。
我覺得，決議稿起草到這個時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已經呼之欲出了。
根據中央五十二人討論的意見，曆史決議稿又經過增刪和修改。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準備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修改稿中，就出現了包含“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的提法在內的那段話。在強調“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之後，還說了“當然，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由不完善到完善，必然要經曆一個長久的過程”。
這些話的意思一直保留到六月底最後正式通過的曆史決議中。
所以我認為，從這兩年多的思想發展的長過程來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在曆史決議中的出現，就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由來已久的了。
胡喬木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關於〈曆史決議〉的幾點說明》中寫道：“這個決議稿是二十幾位同誌一年多的集體作品，中經多次修改，我隻是參加了一部分修改工作。稿中的重要觀點很難分清是哪一位提出的，許多是中央領導同誌提出的，許多是四千人討論時和三月三十一日向五十二位同誌征求意見時提出的。”見《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頁。文集的題下括號中說是5月19日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有誤。應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根據這些情況，應該說，在曆史決議中出現“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的提法，不是哪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的功勞，是黨中央領導下的集體智慧的成果。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在決議中出現
與理論界的討論有沒有關係？在曆史決議做出以前，我國理論界已經展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曆史的諸多問題的廣泛討論，包括一場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問題的討論。這場討論，如同理論界對其他一些理論和曆史問題的討論一樣，總的來說，同黨中央總結曆史、起草決議的進程處於良性互動之中。
這場討論中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題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經濟研究》1979年第5期。。它原是一九七九年春天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文中批評了過去長時期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整個過渡時期，看作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不再劃分階段”的觀點。認為我國還沒有進入馬克思和列寧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實踐向我們提出了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到來之前，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問題。作者說：列寧多處使用過“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毛澤東也設想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有可能分成兩個階段：一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這可以叫做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二是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即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需要比前一階段更長的時間。作者主張，據此，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可以分為這樣幾個階段：一個就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這裏又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就是從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到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就是過去我們所講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那個“過渡時期”；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就進入另一個時期，即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然後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最後才進入到共產主義階段。
理論界的廣泛討論，討論中提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的階段劃分，引用毛澤東過去內部的講話，客觀地說，應該認為是中央在曆史決議中做出“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的論斷的背景之一。盡管討論中觀點紛紜，有些表述（比如把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仍然劃入“過渡時期”）也許不很清楚、尚待商榷，但是，除了否定社會主義的觀點以外，這個討論總的應該認為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那麼，曆史決議用“盡管”的語氣把“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的論斷予以肯定，主要注意力卻在那個“但是”：“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這又有什麼背景呢？
這個背景就是，當時認為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否認和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五月十九日胡喬木在《關於〈曆史決議〉的幾點說明》中說：“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是全黨多年來的一貫主張。近年有同誌提出異議，而黨外有些人（好人壞人都有）也大肆宣揚中國不是社會主義，或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而是農業社會主義或封建社會主義，中國應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或恢複新民主主義製度等謬論，有些文章已公開發表在對外出口的刊物上，其影響不容忽視。”《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1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