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這三起三落的曆史，可以使我們懂得，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萬裏同誌在安徽從強調“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和“農村要以農業生產為中心”著手，總結滁縣地區的經驗，宣布“聯係產量的責任製可以大膽試行”，這需要有多大的政治勇氣和魄力，需要克服多麼沉重的政治慣性的阻力。就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候，由於建國以來的曆史是非還沒有來得及係統清理，過去多次把包產到戶當作資本主義道路來批判的陰影仍然壓在人們的心頭。所以，安徽鳳陽縣最先包產到戶的小崗生產隊，竟是以對外對上嚴格保密的方式實行這項改革的。
但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的偉大曆史轉折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使中國大地的政治形勢和氣氛大大不同了。一九七九年二月，安徽省委決定允許肥西縣山南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萬裏同誌說，包產到戶過去批了許多年，許多幹部批怕了。“可是，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有的可能批對了，有的也可能本來是正確的東西，卻被當作錯誤的東西來批判。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三月，針對當時中央報紙上出現的對包產到戶的指責，萬裏同誌向新華社記者發表了《讓農民、集體、國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辦法》的談話。十二月又在省裏的會議上，根據一年多的實踐，作了題為《包產到戶是一種社會主義的生產責任製》的講話，並且強調：“革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們衡量各種勞動組織形式、計酬方法的好壞，隻能有一個標準，就是看它是否促進了生產的發展，而不是看它規模大小或公有化程度高低。”
進入八十年代，“包產到戶”在安徽、在中國的推行，還經曆了艱難和曲折，受到過懷疑和非議。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的效果是中央製定和調整政策的依據。一九八〇年五月小平同誌同中央負責同誌談話，肯定一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肥西縣“增產幅度很大”，鳳陽縣“一年翻身”。這時萬裏同誌已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村工作。九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業生產責任製的通知》，初步給包產到戶落了“戶口”。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文件明確“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就是說，給它落了社會主義“戶口”。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把這個問題提到馬克思主義合作化理論發展和農民偉大創造的高度。萬裏同誌主持製定了從一九八二年起連續五年的五個“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人們說，這五個一號文件，繪製了新時期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整幅藍圖。萬裏同誌說明這些文件的講話都收入《萬裏文選》了。
“要吃米，找萬裏。”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國流行的這樣一句民謠，表明了老百姓對於農村改革的擁護。一個“包產到戶”的逐步推行，一個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中國農村的這兩大改革，有效地活躍了多年不振的農村經濟，極大地推動了整個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
三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
農村改革對中國經濟體製全麵改革的推動，一個重要方麵就是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目標模式的逐步確立。
農村包產到戶和各類專業戶、重點戶的發展，使農產品的商品化的進程大大加劇。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更是突破傳統的計劃經濟框架的產物，它們的原料、動力供應和產品銷路，都不是來自計劃而是來自市場。改革的發展和成效，使我們的經濟是否應該采取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體製和模式，成為理論界和領導層反複探討的一個根本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但是，這個探討經曆了多年的時間和幾度的曲折，因為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概念，不僅同包產到戶一樣，過去一直被當作“資本主義”的同義語而成為禁忌，而且比包產到戶問題更具有理論性和全局性，因而這種禁忌就更帶嚴重性。
早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小平同誌在同外賓的談話中，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嶄新論點。一九八〇年五月，小平同誌談話肯定包產到戶，同時肯定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到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肯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已經是一九八四年，是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這時對於市場經濟問題，仍然沒有取得共識。一九八五年小平同誌同外賓的談話，再一次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一九九二年南方談話，又重申“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這樣，到黨的十四大，作出了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我們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模式的重大決策。由此可見，作出這個決策是來之不易的。它是從農村到城市的經濟體製改革逐步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理論界和領導層中反複研究和討論的結果。在這個探索和決策的過程中，萬裏同誌作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