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友好互助
付出友愛，體驗友愛，則將伴隨我們一生，我們從小養成與人合作的意識和習慣，將來才能成為一個善於團結別人，善於理解別人，善於交往與合作的人才。
張際亮與姚瑩患難與共
張際亮與姚瑩不僅是詩友，也是誌同道合，患難與共的朋友。
張際亮，福建建寧人。他才華橫溢，秉性耿直，不隨流俗，廣結大江南北的仁人誌士，如林則徐、姚瑩、魏源、黃爵滋等，其中與姚瑩的交往最為密切。
姚瑩，安徽相城人，是鴉片戰爭時期著名的抵抗派將領。他擁護和支持林則徐嚴禁鴉片積極了解外事，關注國計民生。就任台灣兵備道後，堅決抗擊英軍侵略，為保衛祖國海疆立下了汗馬功勞。但他反而遭到昏聵腐朽的清政府的革職查辦，被橫加罪名，逮入京師問罪。這一冤獄在當時知識分子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張際亮聞訊痛心疾首，此時他重病在身，仍不辭勞苦，四處奔走呼號，竭盡全力為姚瑩鳴冤伸屈。決定親自伴陪姚瑩進京，以示對好友抗敵衛國之舉的支持和對清廷製造冤獄的強烈抗議。
1843年7月，押送姚瑩入都的囚車途經淮上，張際亮在此迎候多時，做好了護送友人北上、同赴囹圄的準備。姚瑩為張氏義舉感激不已，但極力勸止張際亮進京。然而，張際亮決心已定，毅然抱病陪隨姚瑩的囚車，踏上了凶多吉少的北上艱途。
像張際亮那樣對清廷製造冤獄、打擊賢良深表不滿的誌士不乏其人。當姚瑩被押至北京南郊的長辛店時，竟雲集了三十餘位京官名士在此相迎。姚瑩入獄後，人們更是為之奔走營救，不懼危險入獄探望。清政府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把姚瑩釋放。可是，本來就病魔纏身的張際亮，此時因長途跋涉使病情愈益惡化了。京師諸義士為張際亮的高風亮節所感動，紛紛前來慰問。張際亮在臨終前請求姚瑩協助他整理自己生平所撰詩作，後世所傳《恩伯子堂集》就是由姚瑩在張際亮病榻前編纂好，經張氏首肯，並於他故後刊行的。
張際亮的病逝，使姚瑩悲痛萬分。他以真摯的感情，寫下了《祭張亨甫文》和《張亨甫傳》寄托對故友的深切緬懷，他灑淚護送張際亮靈柩回故裏安葬。
張際亮抱病扶囚車北上，為友伸冤；姚瑩揮淚護靈柩南行，報友恩情，這是一幕多麼悲壯、感人的情景，它不僅反映了姚、張和人間的生死交往，同時也是當時愛國知識分子赤誠報國的生動寫照。
海洋不拒絕彙入的河水，因此能寬闊浩瀚；高山不拒絕土石，因此能高聳入雲。
秋瑾與徐自華的生死之交
徐自華，浙江崇德人。她自幼聰慧，博通經史，工詩善詞。南潯富紳台群創辦“潯溪女校”，徐自華以其才華揚名遠近，被聘主持校務。
1906年，秋瑾從日本回國，經陶成章介紹前往潯溪女校教授日文。秋、徐二人一見如故。秋瑾開始還隻是對徐自華的處境表示同情，在交往中她發現徐自華及其妹妹徐小淑(秋瑾的學生)等人的思想頗可啟發，於是便向她們宣傳男女平等的進步主張，甚至直接給她們灌輸反滿革命的思想。徐自華姐妹很快就接受了革命的道理。徐自華不顧家庭的激烈反對，與秋瑾私定生死之交，而且秘密加入了同盟會，後來還加入了光複會，從此便成為革命黨了。
秋瑾在潯溪宣揚激進思想，遭到校方嫉恨，被迫辭職離校。徐自華也憤然棄職。秋瑾離開南潯即赴上海，創辦提倡女權的《中國女報》。由於資金缺乏，徐自華便毅然與家庭脫離，變賣田產，親自攜巨款到上海幫助秋瑾，共辦《中國女報》。1907年，浙江紹興起義計劃就緒後，秋瑾因籌款買武器回崇德，徐自華立即將首飾全部交給秋瑾，並深歎自己不能同行。秋瑾感動不已，將身藏一對翠釧贈徐，並將自己小照一張題詩相勉，揮淚而別。
紹興起義失敗、秋瑾壯烈犧牲。徐自華和吳誌瑛冒著巨大風險，去杭州西泠橋畔(秋瑾和徐自華二人曾相約死後同葬西泠)為秋瑾置地造墓。墓成後，徐自華親自到紹興遷柩，並親筆撰寫了墓表和墓碑。建造秋瑾墓經曆了很多風波，但建成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平掉，並下令通緝徐、吳等人。徐自華自己避難上海，又派人秘密收藏秋瑾墓碑。
為了紀念秋瑾烈士，徐自華1908年正月創議組織“秋社”，她自己被推舉為社長。“秋社”是個革命組織，當時隻能秘密活動，知者不多。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來到杭州，擔任了秋社的名譽社長。徐自華一直主持秋社事務，並在1913年冬，在上海創辦“競雄女校”，完成著秋瑾未完的革命事業。她主持女校長達18年之久，到1930年她才把校務交於秋瑾的女兒王燦芝管理，自己則返杭州專管秋社事務，直至去世。
度量在自己，考核在別人。
黃興與孫中山的深摯友誼
翻開辛亥革命的史冊，有兩個光輝的名字映入眼簾：一個是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一個是實幹家黃興。他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領袖，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長沙起義失敗後，黃興於1904年底到日本避難。次年7月，孫中山為發動革命，亦從海外來到日本。經日本友人宮崎寅誠的介紹，便在神樂阪進行了愉快的第一次會晤。不久，他們共同主持了中國同盟會的正式成立，並分別被推舉為同盟會的總理和協理。共同擔當起了領導革命的重任。
1910年6月，黃興為躲避日警搜捕，隱居在橫濱的福住旅館裏。中旬，孫中山從夏威夷來到日本。
那天，孫中山乘坐的美國輪船剛剛靠岸，冒著危險前來迎接他的黃興就跳上船去和孫緊緊地握手，一直護送到孫中山下榻的旅館裏。兩人久別重逢，卻很少談論私事，話題很快轉入對革命形勢的討論。他們對各種重要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對未來的若幹方針大計取得了一致看法。
兩人交談了很久，黃興告辭回去，當快要分手的時候，他想起為起義募款的事。於是，問孫中山帶錢來沒有。孫中山把滿滿一皮箱錢指給黃興看，那是他費盡千辛萬苦在美國華僑中募捐來的。黃興根本沒有估量箱裏的錢數，提起皮箱就走。忽然，他好像記起了什麼，對孫中山說：“哦，對了，我最好還是給你留點，也許你有時需要錢用。”顧不得點數，留給孫中山幾迭鈔票，匆匆走了。當天，他啟程回國發動革命。
據當時在場的一個日本友人追憶說：“我是這件事情的目擊者，並且深受感動。金錢的予者與受者，似乎都對金錢的總數毫不在意。這兩位領袖之間終生不渝的感情，不能僅僅表述為一般的同誌關係；他們對待金錢財物的態度，也經常與此次相同。”
在同盟會成立時，有人出於褊狹的個人成見，總是竭力攻擊孫中山，詆毀孫中山在同盟會中的領導威望，嚴重損害了革命派內部的團結。1907年間，有人鼓動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另舉黃興擔任。黃興堅決反對，他從海外來信勸告這些同誌說：孫總理德高望重，是我們的領袖，大家既然希望革命成功，就請不要搞出這些名堂來影響團結，而應當全心全意地擁護孫先生。在黃興的勸告下，一場風波才平息下去。
1914年7月，黃興乘船赴美國考察，在美國舊金山，接到一些人的來信，挑撥他和孫中山的關係，慫恿他另行改組。黃興氣憤地回答他們：“黨隻有國民黨，領袖唯孫中山，其他不知也！”在美國各地，他向愛國華僑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綱領，揭露袁世凱帝製自為的陰謀，並積極為革命募捐。後來，聽到蔡鍔在雲南成立討袁護國軍的消息後，立即決定回國協助孫中山進行討袁革命。
1916年6月，黃興經日本抵達上海。同年10月31日，因積勞成疾，與世長辭，享年僅四十二歲。孫中山聞訊悲痛欲絕，第二天即發函海內外，哀告黃興逝世的消息。按照傳統習慣，訃告是由死者的親屬發布。而黃興逝世的訃告則是由孫中山單獨署名發布，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友誼是何等深厚。
寬容並且又莊嚴，柔和又有能力，正直而又溫和，那麼他會一輩子有福。
趙聲與黃興的革命情誼
趙聲和黃興都是辛亥革命史上著名的革命家，他們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建立獨立富強的民主共和國，棄學從戎，曆盡千險，出生入死，百折不撓。在革命鬥爭中，兩人建立起血肉相連的友誼，寫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趙聲，原名毓聲，字伯先，江蘇鎮江人，17歲考中秀才。後來江南水師學堂招考，趙聲慨然投筆，以第一名錄取。因言論激烈，被勒令退學。後入江南陸師學堂插班肄業。
趙聲赴日時，結交了留日學生黃興。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今長沙)，考中過秀才，後就讀於湖北兩湖書院，1902年春被選赴日留學，入宏文學院速成師範科。接觸了革命思潮後，從一介書生開始走向革命。
趙聲與黃興等人相識結成好友，趙聲常參加留日學生集會，發表演說，甚為黃興等人傾慕。趙聲東遊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察軍事。此時，黃興也對軍事興致很濃，所以趙聲常約黃興去觀看日本士官聯隊的操練。二人還通過各種途徑，請日本軍官給予軍事技術與戰略方麵的指導。他們都喜歡實彈射擊，並曾在東京武術會演習槍彈騎射中獲獎牌。趙聲和黃興自此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1903年夏，趙聲從日本回國。同年黃興也從日本回國，兩人都認為革命是必須在國內進行的事。同年，趙聲回江蘇，被聘為兩江師範學堂教員，他暗中創作了一首宣傳反清的《保國歌》，傳播於長江中下遊各地。與此同時，黃興則去湖南開展革命工作，並在長沙主持明德修業學校。1903年秋，趙聲因在南京北極閣拒俄救國大會上演講倡論革命，被清廷列入緝捕之名，被迫避走湖南長沙，與黃興故友相逢，格外親切。
1904年初，黃興等人在湖南組織華興會革命團體，並準備在長沙發動起義。趙聲為與湖南策應，決定往北方活動，故離開長沙，來到北京，後來又到了保定，與革命誌士吳樾結交。在這期間，他進入北洋新軍任隊官(連長)，準備借秋操之機舉行起義。但因北方風氣閉塞，運動無效。趙聲又回到南京擔任了江寧督練公所參謀官，以後又到江陰教練新軍。
1904年底，黃興領導的長沙起義流產，黃興等人被迫逃往日本。1905年，孫中山與黃興等人在日本東京建立中國同盟會。孫、黃二人非常重視趙聲深入新軍所作的工作，派人與趙聲聯係，吸收趙聲加入同盟會。
1906年，長江中遊一帶鬧災，湘贛交界的萍鄉、瀏陽、醴陵災情更嚴重。黃興等人決定伺機起義。12月起義爆發，趙聲在南京聞訊後，認為時機可乘，積極策劃南京新軍響應，並秘密派人前往聯係。但當趙聲率領的新軍到達萍鄉時，起義已失敗，革命軍也解散了，趙聲隻能“摩挲長劍，暗中揮淚”，黃興後來知道這種情況，也“擊桌愧憤，寢食俱廢”。兩位誌士後來都因起義遭到厄運，但卻沒有氣餒，仍然堅持戰鬥。
1911年4月，由趙聲、黃興分別任革命軍總指揮和副總指揮，在廣州領導了曆史上著名的黃花崗起義。後起義失敗，黃興負傷到廣州河南一個同誌家養傷，趙聲也因迷路，渡珠江來河南，碰到一位出外為黃興買藥的同誌，這樣，兩位戰友得以相見。一見麵他們就抱頭痛哭，黃興因傷痛暈過去又蘇醒過來，要渡河去與清兵拚命，被趙聲勸住。
趙聲與黃興先後脫險來到香港。趙聲感情上處於極度痛苦之中，常以酒澆愁。5月6日趙聲患盲腸炎，口中吐血，黃興派自己的妻子日夜守護在趙聲病床前。趙聲病情日趨惡化，臨終前，神誌忽然清醒，並吟出“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詩句，淚隨聲下，他再一次睜開雙眼說：我對不起死去的戰友，報仇雪恥就靠你們了。說完，竟淚流不止。5月18日，趙聲去世，年僅32歲。
黃興獲悉趙聲去世的噩耗，痛不欲生，他設奠哭祭，為他送葬。此後，黃興在《與胡漢民致譚德棟等書》中，仍追述趙聲逝世之事，認為像趙聲這樣豪雄英武的人，沒有死在殺敵的戰場，而是死於平常的病痛，實在是令人悲慨。表達了黃興對趙聲的深切懷念之情。
位居上位的人能寬宏大量，位處下位的人必能竭盡忠誠。
章太炎與蘇曼殊的師生之誼
章太炎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1903年，他以“反清排滿”的罪名被捕入獄，1906年出獄後即流亡日本，主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宣傳革命，旗幟鮮明地與保守派作堅決鬥爭。
1907年2月，兩個風塵仆仆的年輕人來到《民報》編輯部，章太炎身穿一件破舊的和服，在厚厚的眼鏡片後麵的雙眼凝視著來人。
“先生，你不認識我啦?我是光漢。”劉師培走上前拉住了章太炎的手。當年章太炎在上海《愛國學社》任教時，劉師培是他的學生。
“唔，是你，光漢。”章太炎興奮地丟掉手裏的煙，笑了。
“先生，這是我的朋友蘇玄瑛，他是專門從中國趕來拜見您的。”劉師培把身後的青年推到章太炎麵前，介紹著。
蘇玄瑛紅著臉，叫了一聲“先生。“
太炎望著這個瘦弱、矜持，一臉靈氣的年輕人，自語道：“蘇玄瑛，好熟悉的名字呀！”
劉師培介紹說：玄瑛在《國民日日報》當過編輯。
章太炎說：“對了，我看過你在《國民日日報》發表的《嗚呼廣東人》，把那些唯利是圖，毫無愛國心的人罵得淋漓盡致，太好了！”大家都高興地笑了起來。一會兒，太炎指著玄瑛對劉師培說：“玄瑛年紀輕輕，難得這樣沉穩。”劉師培朝太炎一稽首，半垂眼簾說道：“出家人恬淡虛無，真氣從之，自然又沉穩，又安靜。”太炎聞言驚喜地盯住玄瑛：“怎麼?你還是個佛門弟子麼?有法號麼?”“法號曼殊。”“懂梵文麼?”“略微懂些。”玄瑛說著又紅了臉低下頭。太炎興奮極了：“這太好了，以後我們有時間可以在一起研討了。”
接著他們又談起了形勢，又過了一陣，他們起身告辭。準備去給玄瑛安排住處。太炎指著淩亂的房間說：“要是不嫌棄，玄瑛就住這兒吧，晚上閑了，正好有人聊天。”玄瑛被這意外的挽留驚呆了，好一會兒，他才如夢方醒地連連點頭。
晚飯後，玄瑛和太炎相對而坐，閑談起來。太炎問玄瑛：“局勢這麼緊，到《民報》來怕不怕?”玄瑛含笑搖搖頭說：“沒想過。”沉思片刻，他又說：“我這次是為還願而來。”“還願?”太炎很驚奇。“四年前我在日本留學時，就仰慕先生，發願要做您的學生，現在我如願了。”太炎的目光變得柔和了，微笑著吸煙。接著他們談起了佛學和革命的道理。
玄瑛虔誠地注視著太炎，耳邊的聲音像海潮緩緩地從遠處推來。“先生！”玄瑛喊道。“玄瑛，叫大哥，以後你們都不要叫先生，我是你們的大哥。”太炎的臉上，露出了輕鬆的笑，額上的皺紋也漸漸舒展了。
同盟會的處境越來越艱難，日本政府為了滿足清政府迫害革命力量的要求，同時也感到同盟會的活動對日本政府也是一個心腹之患，因此，他們迫令孫中山離開日本。作為同盟會喉舌的《民報》，其處境就可想而知了，他們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見肘。無奈，玄瑛隻得拚命作畫，給報紙的副刊拿去發表，或是拿去賣了，以補辦報的經費。
一天，太炎和玄瑛在一起談話，玄瑛問：“世事這麼艱難，大哥你就沒想過失敗麼?”
太炎點起煙，嚴肅地思索了許久，突然問：“你說項羽算英雄麼?”玄瑛點點頭。
“是呀！大丈夫做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
玄瑛輕聲歎口氣說：“我雖然也常常有一腔激情，有幹一番事業的雄心，可我的心又太容易灰，太容易冷，隻有皈依佛門，求得心靈的安泰。”
太炎扔掉煙蒂，感歎說：“是呀，我有時真羨慕你們斬斷煩惱絲，遁入空門。可今天國家人民都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皈依佛門，這難道是男子漢大丈夫該做的事嗎?”
玄瑛的臉又漲紅了。
“想想看”，太炎繼續說，“西方人信奉基督，國人供拜釋迦牟尼。可是，替萬民受難的耶穌，能不能真的替萬民受難?普救眾生的如來，能不能把苦海中的民眾救上篷船?玄瑛，你說你常常灰心，這實在難免，何況你半生坎坷，無親無靠。你其實本來是一把火，隻因為在嚴寒和苦雨中淋得太久，你的火焰才熄滅了。不過當你為著一個信念而鼓舞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春天又來了。”
聽了太炎的一席話，玄瑛萬分激動，他對自己將要走的道路看得更清楚，決心也更堅定了。
1908年7月，日本內閣更迭，新上任的外相小村壽太郎為了誘使清政府屈從日本提出的侵占東三省各項權益的無理要求，決定對清政府采取“親善”政策，因而下令封禁清政府始終視為眼中釘的《民報》。
太炎的心中，早已無所畏懼，他望望陰雲密布的天空，沉靜地等待著無情的暴風雨。
“大哥！”玄瑛在夜風裏戰栗了一下，靠緊了太炎。太炎抓住玄瑛的一隻手，望著陰沉沉的夜空，忽然朗聲大笑：
“玄瑛，你聽我說，我們雖然是書生，手無寸鐵，但早已經不惜流血，置生死於度外，我們無愧於四萬萬同胞，還有什麼值得畏懼的?”
他說著，挽起玄瑛的手臂走出黑洞洞的大門，大步地、義無反顧地走在冷冷的夜風中。
寬容忠厚就能得到眾人的支持。
青年毛澤東與蔡元培的交往
青年毛澤東與國民黨元老、中國近代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的交往，是從毛澤東讀蔡譯《倫理學原理》一書開始的。
《倫理學原理》一書，為德國泡爾生所著，日本學者蟹江義丸將它譯成日文，蔡元培則將蟹江的日譯文譯為中文。1917年下半年，正在湖南一師求學的毛澤東，因老師楊昌濟的極力推薦，他讀了蔡的譯著。他讀得很精細，對約12萬字的書，竟寫了12萬字的批注。通篇幾乎都用墨筆加上圈圈點點、單杠、雙杠、三角、叉等符號，字裏行間，“此說與吾大合”、“此節不甚當”、“此卻有一疑問”等批語，比比皆是。1936年毛澤東在和斯諾的談話中還回憶到：“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100分。”
30多年後，當《倫理學原理》一書幾經周折，由毛澤東昔日老友周世釗帶到北京後，毛澤東仔細地翻閱了自己所寫的批注，高興地說：“我當時喜歡讀這本書，有什麼意見和感想就隨時寫在書上，現在看來，這些話有好些不正確了。”又說：“這本書的道理也不那麼正確，它不是純粹的唯物論，而是心物二元論。隻因那時我們學的都是唯心論一派的學說，一旦接觸一點唯物論的東西，就覺得很新穎，很有道理，越讀越覺得有趣味。它使我對於批判讀過的書，分析所接觸的問題得到了新的啟發和幫助。”
可見，蔡元培所譯的《倫理學原理》一書，對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的發展影響甚大。
1918年初，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與吳玉章、李石曾等人發起組織國內青年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毛澤東、蔡和森接到已應聘去北大任教的楊昌濟先生的來信，於同年8月抵京，籌備新民學會會員留法之事。不久，毛澤東、蔡和森又專為留法求學一事寫信給蔡元培。蔡元培收信後，他建議毛澤東可先到圖書館工作，並當即給李大釗寫了張條子，說：“毛澤東君實行勤工儉學計劃，想在校內做事，請安插在圖書館。”於是，在李大釗的安排下，毛澤東做了圖書館的助理員。
這時的北京已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而北大由於校長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故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名流學者薈萃，學術風氣甚濃。毛澤東如饑似渴地研讀了種種介紹新學說的報章雜誌和書籍。他還以極高的熱情參加了蔡元培親任會長的新聞學研究會的活動。在該會學習期滿儀式上，蔡元培還發給毛澤東、羅章龍等32人聽講半年的證書。此外，毛澤東又參加了蔡元培、楊昌濟、胡適組織的哲學會。在會中閱讀了大量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著作，包括18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在北大期間，毛澤東還多次組織在京的新民學會會員邀請蔡元培、胡適等人舉行談話會，探討學術及人生觀問題。通過以上活動，毛澤東的眼界大為開闊，思想更趨活躍。
1920年10月，應湖南省教育會之邀，蔡元培、章炳麟、吳敬恒、張東蓀，以及杜威、羅素等人來湘講演。毛澤東受長沙《大公報》之托，被聘為蔡元培等人演講的記錄員，負責將其講稿整理出來，供報紙發表。
蔡元培除按教育會預定講演外，還應周南女校、嶽雲中學之約演講五次。毛澤東幫蔡元培整理講稿，供報紙發表。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有人反對，有人稱讚。蔡元培看到《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時，他“歡喜得不得了”，認為學校注重研究，注重圖書館、實驗室，全與我的理想相合。”他熱情地撰寫了《湖南自修大學的介紹與說明》，發表於《新教育》雜誌，廣為傳播。還為自修大學題詞，讚揚它“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之所長而活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對毛澤東艱苦努力工作給予支持和鼓勵。
隻注意細節的人難成大器，計較小的恥辱的人必不能成大事。
何香凝與宋慶齡
何香凝比宋慶齡大十四歲，她和秋瑾一樣；是同盟會最早的女會員。早在1905年，何香凝就在反清革命刊物上發表《敬告我國同胞姐妹》等文章，鼓勵中華婦女參加反清鬥爭，成為出色的革命女戰士。
1925年3月，孫中山臨終前，三次請何香凝到病榻前，切切叮囑：不能因宋慶齡沒有子嗣而輕視她。何香凝當即表示：先生的一切主張，我誓心遵守。至於孫夫人，我也當然要盡我的力量來愛護。”當時孫中山久久地緊握著何香凝的手說：“廖仲愷夫人，我感謝您……”，可見孫中山對何香凝的信任。
孫中山彌留之際，何香凝與宋慶齡在孫中山的遺囑上簽了字，是著名的《總理遺囑》的兩個女簽證人。孫中山逝世後，何香凝從北京回到廣州，立即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提議，將原來自己擔任的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部長一職由宋慶齡擔任。在上海的宋慶齡得知後，一再推辭，國民黨中央和何香凝再三邀請，1926年1月，宋慶齡擔任了婦女部長，並與何香凝一起被選為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