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北宋政和年間

所編《聖濟總錄》書影《聖濟總錄》是宋代最大的一部方書。宋徽宗時,由統治者組織醫學家廣泛征集曆代方書和民間有效方藥,於公元1111年開始,曆時7年編成,全書共200卷,分為60門,載方約20000首,對前代方書幾乎囊括無遺。該書每門之下分列若幹證,每證之首,先論病因病理,次述治法方藥,綜括內、外、婦、兒、五官、針灸、正骨等13科,內容極為豐富。

《聖濟總錄》是一部醫方全書,故對宋代盛行的醫學理論——運氣學說,也作了係統的論述,體現了官方對該學術思想的重視和推崇。這裏我們引用宋徽宗禦製序的一段話,可知其對醫藥之修養和對五運六氣學說的重視,他說:“生者,天地之大德;疾者,有生之大患;方術者,治疾之大法。”“朕憫大道之鬱滯,流俗之積習,斯民之沉痼,庸醫之妄作,學非精博,識非悟解。五運之數,六氣之化,莫索其隱,莫擬其遠,曰寒曰熱,寒熱之相搏,差之毫厘,失以千裏。”“朕作總錄,於以急世用,而救民疾,亦斯道之荃蹄雲耳。……禦五行之數,運六氣之化,以相天地,以育萬物,至於反營魂而起當生者,豈細事哉,蓋有來者焉。”《聖濟總錄》編成後或未及印行,京城開封已陷落金人,其書版也被金人運走,至金代大定年間(1161~1189)始刊行於世。因此,南宋醫學家的著作中沒有能引用該書之內容者。其後,元大德(1297~1307)再印,該書才逐漸在全國流傳,對我國醫學的影響也逐漸擴大。解剖人體和繪製解剖圖

我國解剖學起源較早,《內經》中對人體內髒特別是消化管道的大小、形狀、重量和容量等已有了比較正確的記述。《漢書·王莽傳》中記載了一項明確以發展醫學為目的的人體解剖活動:“莽誅翟義之徒,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度量五髒,以竹簽導其脈,知所終始,雲可以治病。”這次解剖不僅度量了腑腑的大小,還注意探查了血管的走行方向,這比歐洲以動物為解剖對象進行此項研究顯然要高明得多。

宋代人體解剖學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主要標誌是出現了兩種解剖圖譜,即吳簡的《歐希範五髒圖》和楊介的《存真圖》。

《歐希範五髒圖》已佚,其全貌不得而知。不過從僧幻雲《史記標注》所引《存真圖》中楊介的追述,尚可了解該圖的梗概:“楊介曰:宜(州)賊歐希範被刑時,州史吳簡令畫工就圖之以記,詳得其證。吳簡雲:凡二日剖歐希範等五十有六腹,皆詳視之。喉中有竅三,一食、一水、一氣,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則有心、肝、膽、脾;胃之下,有小腸;小腸下,有大腸。小腸皆瑩潔無物,大腸則為滓穢。大腸之傍則有膀胱。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長者、斜者、直者、有竅者、無竅稈,了無相類。唯希範之心則紅而硾,如所繪焉。肝則有獨片者,有二片者,有三片者。腎則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睥則有在心之左。至若蒙幹多病嗽,則肺膽俱黑。歐詮少得目疾,肝有白點,此又別內外之應。其中黃漫者,脂也。”歐希範,廣西宜州人,本為書生,通曉文字,桀黠多智,曾任推官,慶曆間(1041~1048),因參加叛軍,被官兵誘殺。楊介後此50餘年繪《存真圖》時,當見過《歐希範五髒圖》,其所引吳簡的話,也許是吳簡在《五髒圖》中所說。從吳簡的敘述看,當時對於髒腑的位置及其比鄰關係都有了基本正確的認識,最可貴的是記載了“蒙幹多病嗽,則肺膽俱黑。歐詮少得目疾,肝有白點”,這顯然是我國早期的病理解剖學的萌芽了。雖然病嗽與肺膽變黑,目疾與肝生白點未必直接相關,但這種探索“內外之應”的思考方法卻很有進步的意義。

楊介,字吉老,泗州人,以醫術名四方,他所校訂的《存真圖》也已佚失了。僧幻雲《史記標注》引《存真圖》雲:“楊介曰:……崇寧(1102~1106)中,泗賊於市,郡守李夷行遣醫並畫工往觀,決膜摘膏,曲折圖之,得盡纖悉。介取而校之,其自咽喉而下,心肺肝脾膽胃之係屬,小腸,大腸腰腎膀胱之營疊其中,經絡聯附,水穀泌別,精血運輸,源委流達,悉如古書,無少異者。”這段話中,對於髒腑的解剖位置未予詳細具體的說明,因而不能清楚地反映《存真圖》的解剖學水平,但該圖繪於《歐希範五髒圖》之後50餘年,參照《歐希範五髒圖》的可能性是很明顯的,所以較前當有進一步的發展。趙希弁評價說:“比《歐希範五髒圖》過之遠矣,實有益於醫家。”此言大抵可信。

宋代的兩部解剖繪圖都沒有流傳下來,其部分內容卻保留在後世的其他醫書之中。例如元代孫煥在1273年重刊《玄門脈內照圖》時,對《存真圖》的圖譜進行了部分轉述;另外,朱肱的《內外二景圖》、高武的《針灸聚英》、楊繼洲的《針灸大成》等,都曾引用了《存真圖》的資料。這說明楊介的《存真圖》對後世醫學家曾有過較明顯的影響。元明時期醫學書籍中的髒腑經絡圖、明堂圖等,是我們了解宋代兩部人體解剖圖繪製水平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參考。針灸發展與鑄造針灸銅人

北宋初,除皇甫謐的《黃帝針灸甲乙經》一書外,還有《黃帝明堂偃側人形圖》等一類針灸明堂書流傳於世。但是,由於年代久遠,其中圖形描繪及文字敘述都有不少的錯誤和欠確之處存在,正所謂“去聖寢遠,其學難精,雖列在經訣,繪之圖素,而粉墨易糅,豕亥多訛”,“平民弊而莫贖,庸醫承誤而不思”。為了改變上述在針灸學上之混亂狀況,宋政府“命百工以修政令,敕太醫以謹方技”。有見於針灸之法,人命所係,日用尤急,所以要求首先糾正針灸書中之舛謬,以便針灸醫家有所遵循。宋仁宗趙禎於天聖初年(1023)詔令翰林醫官院醫官、尚藥奉禦王惟一,考次針灸之法,繪製針灸圖經,鑄造針灸銅人,作為針灸之準則。

王惟一(約987~1067),又名惟德,宋代著名針灸學家,曾任醫學研究機構翰林醫官院醫官、為王室服務的殿中省尚藥奉禦等醫藥要職,他對古醫書中之有關針灸理論、技術、明堂圖經等有著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他奉宋仁宗詔書之後,又進一步對人體解剖、腧穴位置、經絡走行、針灸主治等,竭心精意地進行了更深入的考察,係統總結了曆代醫學家對針灸穴位、主治等反複實踐的豐富經驗,刪節迷信之說,增加古今治驗,撰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3卷。於公元1026年呈宋仁宗,次年由翰林醫官院刻印刊行。宋仁宗看後認為“經書訓詁雖精,而學者執之多失”,指出“傳心豈如會目,著辭不若案行”,於是“複令創鑄銅人為式,內分髒腑,旁注溪穀,井滎所會,孔穴所安,竅而達中,刻題於側,使觀者爛然而有第,疑者渙然而冰釋”。王惟一據此要求,又設計鑄造針灸銅人兩具。這兩具銅人,大小與人體相當,於公元1027年鑄成由翰林醫官院上於宋仁宗,趙禎詔令一置翰林醫官院,一置大相國寺仁濟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