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諸病源候論》還在中毒與毒物分析等方麵有著許多新的記載。如書中最早而係統地記載了烏頭、鉤吻等中藥的中毒症狀，其描述與現代醫學的觀察基本一致。這在當時對這類中毒的診斷，提供了寶貴的依據。在中毒的診斷上，除了重視症狀外，還創造性地應用了實際觀察胃內容物的方法，以確定為何物中毒，這種方法至今仍為中毒診斷中的常用手段。書中還記載了不少當時群眾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毒物分析方法，體現了我國古代毒物分析化學的初步嚐試，是考查古代毒物分析方麵的寶貴資料。
《諸病源候論》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一病一論的論述比前人增加了，而一證多病的論述減少了。這對深入研究不同疾病的病因、症狀、診斷、鑒別等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促進了對各種疾病的深入觀察和研究。巢元方等醫學家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補充或改正了不少前人在認識上的缺陷或錯誤，對我國醫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們敢於突破前人的定論，創造新的見解，追求實事求是和認真觀察總結的作風，值得我們學習。當然，由於時代和實踐領域的限製，他們在認識上仍然承襲了前人不少的錯誤，甚至還未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徹底打破鬼神作祟的觀念。同時，該書篇章浩繁，內容龐雜，屢有重複，也是不足之處。
總之，《諸病源候論》是我國曆史上內容最為豐富的探討病因病機證候的一部專著，在人們認識疾病的長河中，在我國醫學發展史上，對醫學理論的進步，做出了出色的貢獻，是繼《內經》之後在醫學基礎理論方麵取得的一個新的創造性成就。列寧說：“判斷曆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曆史活動家有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諸病源候論》正是巢元方等利用前人的知識積累和成就，研究醫學理論問題寫成的，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許多新的東西，值得我們進一步認真發掘、整理和研究。
《諸病源候論》對後世醫學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在唐代，《千金要方》等曾大量參考引用該書的有關資料和學術觀點；王燾編撰《外台秘要》時，錄用以為篇首的理論。日本丹波康賴撰《醫心方》(984)時曾以此書作為重要參考。在宋代，也曾為王懷隱等的《太平聖惠方》所大量引用，同時宋代的醫學教育還用以為教授學生的課本。明清以來，《諸病源候論》得到更多的刻印，流傳也更廣泛了。《新修本草》
我國本草學發展到隋唐五代時期，開始逐步趨於成熟。這表現在：其一，本草學得到了國家的重視，政府出麵組織編撰、修訂、頒行本草學著作，使之成為藥典；其二，本草學知識領域更加擴大，開始出現一些分支性的專門著作。其中唐代蘇敬等編撰的《新修本草》體現了這一時期本草學的主要成就。
蘇敬(約599～674)，宋(今湖北省境)人，後因避宋太祖趙匡胤家諱，被改名蘇恭，為唐代重要勳官，曾任朝議郎行右監門府長史等官職。自從梁代陶弘景撰《本草經集注》之後，唐代藥物學知識又有了新的積累。鑒於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中的乖違及當時醫家用藥的紕紊，蘇敬對本草學進行了初步的整理研究工作，並於公元657年上書唐高宗，請求政府修訂本草。唐高宗李治采納了蘇敬的建議，征召當時的著名醫藥學家和科學家、藝術家等學者，以及行政官員20餘人，由蘇敬主持，共同進行這項工作。在修訂工作中，采取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並注意實際的調查研究工作。一方麵，提出“《本經》雖闕，有驗必錄，《別錄》雖存，無稽必正”，不為前代本草著作、哪怕是經典性著作所束縛；另一方麵，又強調“下詢眾議”，“定群言得失”，廣泛地征求各方麵的意見，注意吸收各方麵的經驗。其間，還下令全國郡縣，征集地道藥材，並要求各按實物描繪成圖，送至京城，以備修訂參考。如此該書之編撰實際上動員了全國的人力、物力，經過兩年緊張的整理研究，於公元659年編撰成《新修本草》一書(亦稱《唐本草》)，並由唐政府頒行全國。《新修本草》是我國醫藥發展史上第一部藥典，比過去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部藥典的《紐倫堡藥典》(1542)要早800多年。全書正文20卷，目錄1卷；《新修本草圖》25卷；《新修本草圖經》(藥圖的說明文字)7卷，目錄1卷，共54卷。
《新修本草》所載藥物比《本草經集注》增加114種，使我國本草學著作收載藥物品種達844種(一說《新修本草》收載藥物為850種)。在114種新增加的藥物中，有37種收入1977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新修本草》的分類與《本草經集注》基本一致，但將陶氏七類調整為玉石、草、木、禽獸、蟲魚、果菜、米穀及有名未用等九類，本書正文部分在《本草經集注》的基礎上，加以重新修訂改編，校正了若幹錯誤之處，並詳述了各藥的性味、主治及用法。圖譜部分則是根據廣泛征集來自全國各地所產地道藥材所繪製的藥物形態圖。圖經部分除了對圖譜所繪藥物形態作了文字說明外，還有采集炮炙等方麵的內容。《新修本草》還廣泛收載了當時民間的用藥經驗，如用白錫、銀箔、水銀合成牙科的填充劑等。注意吸收國外傳入的藥物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