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性善論與性惡論實質上是對“性相近，習相遠”思想的發展。它們堅持人性平等，從而強調了人人享有教育權利的合理性和人人都具有自我完善的可能性。這就為“有教無類”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儒家認為，教育是以人的先天素質為物質基礎，教育的目的就是發展這種先天素質。這一觀點為中國傳統教育堅持人本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當然，儒家又給人的先天素質打上了道德的烙印，強調人的素質發展主要就是道德的發展，教育也主要應該是道德教育。這就嚴重地忽視了人的素質發展的多元性，極大地局限了教育功能的多元展開，將人的素質發展這一極富個性色彩的命題納入到單一的強製的共性發展的理論框架內。這種理論偏向為以後封建專製主義教育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學而優則仕”
那麼，儒家的培養目標是什麼?
孔子創辦私學，以平民為主要對象，並不是要實行掃盲普及教育，而是要通過教育將學生培養成能夠為社會弘道衛道的統治人才。當年他的學生樊遲來向他“學圃”、“學稼”，孔子痛斥其為“小人”。孔子對其他學生說：“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告誡學生，學習統治之術關鍵在把握禮義仁政，學習種田的本領隻是“小人”所為之事。這個話將孔子的培養目標揭示得相當明確，辦學就是要培養統治人才，學習就應學好統治之術。後來他的弟子子夏用“學而優則仕”一語，集中地表述了孔子的這 一思想。孟子則從“勞心者”與“勞力者”、 “君子”與“小人”的對立，宣稱“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進一步闡明了儒家的人才培養觀。
具體來說，孔子將培養人才的規格，分為三個等級：一是“仁人”或“聖人”，二是“君子”，三是“士”。 “仁人”或“聖人”是孔子理想中的人才，是其心目中完美人格的象征。但在實際操作中，孔子並未將這一目標實施於辦學之中。每當人們問他什麼是“仁人”或“聖人”時，孔子總是講得高不可攀，並聲明自己沒有看見過。所謂“士”則是指能夠從事政治、軍事、外交、財務和司儀活動的輔佐人才，這是儒家辦學最基本的培養目標。在這三種人才中，“君子”是孔子最為稱道的。因為君子這類人才具有現實性，不像聖人那樣有點高不可測，培養這類人才也具有可操作性。而君子與士相比，除了具有高超的才能之外，還要具有高尚的道德和遠大的抱負。他們在現實生活中能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孔子希望學生能夠成為這樣的人。這個觀點也得到了孟子、荀子等儒家大師的一致讚同。荀子說：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認為，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惟有學習。學而能行，就能成為士。心中仰慕禮義，敦行而不怠，就可以成為君子。精通事理，洞悉天意，就能成為聖人。
為什麼要把君子視為培養目標的重點?儒家的政治追求是現實而入世的，入世自然免不了有物欲名利的誘惑。麵對誘惑而能夠堅持理想，並能夠為理想的實現而不懈奮鬥，這就是先秦儒家大師所欣賞的君子本色。孔子孟子荀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盡管在個性、儀容風度、行事態度等方麵有所差別，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要求君子具有“內聖”而“外王”的品格。他們希望學生既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又要求他們具有兼善天下、濟世救民的社會責任感，具有力行用世的現實品格，立人而達人，立德立言，成功成名。所以孔子一再告誡學生：“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就是要求學生成為君子這樣的人，不可為眼前利益而迷惑了政治理想的追求。
麵對動蕩複雜的社會，要使學生樹立遠大的政治理想，先秦儒家大師們很看重弟子的誌向與氣節，把立誌樂道作為人格養成的核心要素。按孔子一貫的主張，學生去幫助國君治理國家應該有個原則，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在道與名利之間該如何把握，孔子認為關鍵取決於弟子的誌向與氣節。盡管每個學生在具體發展目標上有所不同，但有一條孔子要求很嚴格，那就是要“誌於道”、“誌於仁”、“誌於學”。他認為如果不立誌，或者誌向不遠大，不堅定，使人羞恥的事情就會來臨。孔子教導學生：“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誌也”；“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是立誌的最高要求了。要做到這一點，他要求學生的立誌要能夠達到“樂道”的境界。樂道就是要求學生立誌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政治信念而心甘情願地為之獻身，死而無憾。在他看來，對於所鍾情的事業“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也就是說，孔子要求學生把為之奮鬥的理想轉化為內在的情感。這樣，衛道、弘道就成為 人生的組成部分了。
孟子也強調立誌，他從性善論出發，提出人格養成的關鍵在持誌養氣。所謂持誌，就是立誌或“尚誌”。他認為道德修養首先要確立“居仁由義”的誌向，具有“殺身成仁”和“舍生取義”的堅定信念。一個人能以“仁義”為誌，才能分辨善惡，決定當為與不當為。對符合“仁義”的善行積極為之，對違背“仁義”的惡欲就要嚴加克製，這樣就能日以為善了。與持誌緊密相連的是“養氣”，二者結合起來便是通常所說的誌氣。孟子所謂“養氣”，是指“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一般來說，氣主要是意念或情緒，養氣實質上是指培養一定的意念和情感。立誌指樹立一定的理想或信念，是一種理智的心理因素。在道德教育過程中，把持誌與養氣結合起來，就是強調理智與情感的統一。理智能夠調整情感，情感可以堅定理智，二者相輔相成。這一觀點與孔子的“知之、好之、樂之”的主張異曲同工。
解決立誌樂道的關鍵是要教育學生正確處理好遠大理想和眼前利益的關係、政治理想與物質享受的關係。孔子經常要求學生不要迷戀於物質享受，追求眼前利益必須服從遠大理想，追求物質享受必須不違背政治信念。他自稱：“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特別讚賞他的學生顏淵，生活貧寒，居於陋巷，依然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孟子對此則提出了“寡欲”的主張。孟子從性善論出發，認為“養心莫善於寡欲”。在孟子看來，善性與欲望是一對矛盾的東西，性是善的，而欲則是惡的。欲望多的人，就難於存養他的善心。所以養心的最好辦法就在於寡欲。所謂寡欲，就是要摒除外物的引誘，盡量減少自己的各種欲望，這樣才能使內心的善端得到保存和發展。這裏，孟子把人的本性分為兩個對立的部分，把整個道德建立在這兩部分的對立和鬥爭之上，所以“性”與“欲”的矛盾，成為孟子在道德修養中企圖解決的主要矛盾。這種思想成為後來宋明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欲”主張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