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我越來越不會說話了。比如，過去我們說：“你先去吧！”現在必須得說成：“你去吧先！”才不至於被人嘲笑。我們喜歡的東西，大都成了別人的笑柄，比如羅大佑，比如對愛情和婚姻的執著，比如為一場感人的電影落淚。
“除了窮酸和濫情，”一位新生代的評論家這樣寫道：“他們就隻剩下腰肌勞損了。對於平淡的事情，他們幾乎能抱有超乎尋常的熱情。看起來他們是容易感動，實際是不敢麵對——其實，不管多殘酷，這就是生活，我們就是在生活裏了。”
一夜之間，我們幾乎成了邊緣人。好像還是在昨天，我們還是天之驕子。大學，機關，職稱，家庭，孩子……
我們咬緊牙關，一步一步塌塌實實地闖過來了。但這一切在他們眼裏，幾乎一錢不值。因為我們辛辛苦苦換來和堅守的東西，實際上是一堆破爛。
我們被扔在世紀的夾縫裏，被擁擠的世界擠得扁扁的，成了紙型人，被風一吹就找不到了，就蒸發了。我們還成了他們與世界接軌的參照係。他們——那些年輕得讓人發怵的人——好像與生俱來的就有看破紅塵的本領，他們橫空出世，鄙薄一切。他們一邊喝著可口可樂，一邊敲擊著鍵盤，肆無忌憚地釋放著這樣的文字：“心靈的盲流”，“時代的硬痂”。我們真的成了時代的硬痂了，因為在我們的老傷口上，又被深深地劃上了新的傷口。
我想起王朔的一部作品來，《我是流氓我怕誰》，這是這幫家夥的旗幟和座右銘。他們呼嘯而來，又席卷而去。
他們為自己粉刷了一身的頭銜，又給我們粘貼了滿身的標語。他們空洞地叫罵，膚淺地批駁，把剛剛泊來的“洋假大空”作為他們時鮮的武器，他們先有了我們這樣的靶子，然後就有了投擲的熱情，好像不批上我們幾句，不對過去所謂神聖的東西丟上兩個臭雞蛋，他們就會被人指責為落伍者。他們用跟風的方式，來批評我們的跟風。他們用粗暴的方式，來指責我們的粗暴。他們擁有了所有的話語權。
這樣說起來，好像我也有了和他們沿街叫罵的架勢了。其實我想說的是，我們是被裹挾著走上被告席的，我們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決，而且可能是連辯駁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我們隻是渴望愛情，在我們筋疲力盡的時候，有一雙眼睛在注視著。我們互相珍惜對方也珍惜自己，我們可以為對方付出一切乃至生命。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哪怕不說一句話也能體會到那種親切，我們不在一起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東西升上來。是的，我們曾經矯情，可那隻是給愛人的，為愛人而渲染自己的愛。我們更純情，所有的成功與幸福，如果沒有愛人，還能說與誰人聽？
我們隻是望子成龍，把對世界的熱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成了我們生活的一大部分，也許他們在長大之後也會笑我們，但現在他們需要我們。他們就是我們的基督，我們的宗教。在教會他們認識社會之前，我們首先教會他們愛和善，有了這兩樣法寶，他們就可以擁有一切。
我們隻是在用原則的堤壩，對惡怒目，對善鼓呼。我們會對那些乞討的人慷慨解囊，而不是罵一句騙子而扭過頭去，因為他們也有做人的尊嚴。我們會為一部煽情的電影流淚，因為那一刻，世界就需要哭。
也許這就是舊世界留給我們的所有遺產了。作為孤獨的繼承者，我們會守望著它們，並默默地吟誦著先人們留下的遺言。那些射向我們的箭矢，紛紛揚揚地掉落在我們周圍。哪怕剩下最後一塊大陸，我們也會堅守。因為我們總想在澄靜的夜晚去仰望星空，想想那些惟獨可以自己獨自享受的心事。
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