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著朝聖般的心情踏上了北去的列車。車過北京，我們便開始打聽內蒙古大草原的消息，一行十人懷著同樣急切的心情，都想趕在鄂爾多斯文化節開幕之前就看到草原，十顆幹涸的心都渴望盡快得到大草原無邊綠色的浸潤。可是，幾乎問遍了車廂裏所有乘客，臉上大都顯出漠然的神色。後來，一位中年婦女告訴我們：白雲有。白雲位於呼和浩特和包頭中間，來回旅程需兩天時間，而且白雲附近是工業區，草原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於是，我們中有人主張先到開幕式所在地伊克昭盟東勝市再說。
列車開出呼市，馳向包頭，車廂右側是連綿不斷的大青山。大青山便是曆史上著名的陰山，略識文學的人都熟知那首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可是，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窗外，隻見廣袤稀薄的植被上露出一處處黃沙，河道幹涸了，幾隻牛羊或馬匹站在河邊發呆。難道這就是一千五百年前敕勒人放牧的大草原？難道“水草豐美”的鄂爾多斯大草原已經不再？我們不敢多想，懷著疑問，我們在包頭下車，顧不上連續三十多個小時的旅途勞頓，又匆忙擠上了開往東勝的大客車。
客車西行不到十分鍾，我們聽到有人喊“黃河”。這就是黃河？這就是千百年來哺育著河套人的母親河？失卻了洶湧氣勢的黃河，此刻正有氣無力地緩緩流淌著，如同兩岸覓食的綿羊那般溫馴。早就聽說黃河近年開始枯幹，冬天河麵居然結冰，可以走人，此話看來不假。與坐在前麵的一位女子閑聊，誰知她的祖籍竟是江蘇揚州。也算半個老鄉吧，言語中便多了一分親近。當年她的父母來內蒙支邊生下了她。我與她開了個玩笑，讓她在內蒙和揚州之間作出選擇，她竟不假思索地回答“內蒙”，她說盡管內蒙在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等方麵比不上江南，但自己對這裏的一切已經適應和習慣，不想離開了。我相信她說的是真話，換了我或者別人大概也會這樣選擇的。或許有人說這是一種家鄉情結，但我認為這應該也是人類的一種惰性，人對環境的適應力是很強的，久而久之，所謂的適應就成了一種漠然和麻木，目之所及，一切顯得那麼的自然、和諧，甚至還能從中看出一些美感來。這真是一種可怕的惰性。我向她打聽哪裏有大草原，她說自己長這麼大還沒見過草原呢，真讓人不可思議。
四個多小時的顛簸，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伊克昭盟委所在的東勝市。前來接站的是伊盟文化局的王女士。一下車我們就急吼吼地向她打聽大草原，誰料王女士的回答竟與大客車上那位女子所說的如出一轍。這真讓人大惑不解：身在內蒙古竟然還有人沒見過大草原。
吃晚飯時，陪同的是伊盟《文化報》主編武老師。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武老師竟是正宗的蘇州人。在內蒙古遇到真正的老鄉，實在難得，武老師興奮地打開了一瓶鄂爾多斯白酒，與我們痛飲起來。武老師原來不勝酒力，如今卻是酒量過人。在蒙古生活數十年，武老師受蒙古文化影響很深，耳濡目染，這酒量也在不知不覺中練出來了。武老師麵容清臒，氣質儒雅，但性格卻與蒙古大漢一樣地豪放，爽直，看得出，武老師身上原有的那些江南吳越文化的輕靈，已經被鄂爾多斯高原文化的粗獷所包容和同化了。武老師以前從事地質測繪工作，如今卻是伊盟有名的草原文化專家。酒過三巡，武老師清了清嗓子，十分投入地吟誦起那首古老的《敕勒歌》。他告訴我們：據考證，伊盟所在地就是歌中所唱的敕勒，也就是曆史上鄂爾多斯地區的中心。在鄂爾多斯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狗兒年（公元1226年）六月的一天，成吉思汗率蒙古三十萬大軍沿賀蘭山脈，東渡黃河，路過這裏，見水草豐美，藍天白雲，花鹿出沒，微風中飄來誘人的花草香氣，不禁徘徊良久，滿眼醉意地望著、望著，手中的鏤金銀蟒鞭落在草地上，成吉思汗當即揮手傳諭：“此地可頭枕黃河，身臥高原，手握天柄，眼望蒼天，恰是葬身之地。”次年，成吉思汗逝世，其手下遵囑將其秘葬於此，並留下五百戶“達爾扈特”人，專門侍奉成吉思汗陵，成為祖祖輩輩祭祀成吉思汗的蒙古人。
聽完故事，我們的疑惑更深了：當年令成吉思汗駐馬不前，忘情落鞭的美麗的大草原究竟在哪裏呢？難道鄂爾多斯草原隻能在成吉思汗的傳說中尋覓？
第二天，主人安排我們去位於伊盟達拉特旗的響沙灣旅遊。汽車在鄂爾多斯高原上顛簸，遠山近嶺大都光禿禿的，看不到綠樹，土崗上有牛、羊、毛驢、騾子等牲畜在覓食，給黃蒙蒙的草原增添了一些生機。公路兩旁栽種了一些農作物，最多的是玉米和向日葵。在這見不到水的環境中，這些莊稼也隻能任其自然生長。向日葵和玉米大都蔫著葉，一個個嬌小的葵盤像逃學的孩子見了老師，全都耷拉著腦袋。汽車開出老半天也看不見村莊和人影，公路上隻有運煤的大卡車“咣當咣當”地行駛著，騰起一路黑黃色的塵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