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木瀆的山水有靈，沈德潛山居木瀆的第十年（乾隆三年，1738%），六十六歲的老秀才終於鄉試中舉了。第二年赴京會試連捷進士，欽點庶吉士，入詞館學習。之後，沈德潛一路春風，五年不到，就升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晉升之快令同僚驚異。
更讓人驚異的是，沈德潛還經常被乾隆單獨召見，談論曆代詩歌的源流和盛衰，甚至請沈德潛為自己的詩歌“校閱”，實為修改潤色，藝術加工。經過沈德潛之手的詩作果然點石成金，生色不少，讓乾隆非常滿意，稱他為“江南老名士”。七十七歲的沈德潛退休回蘇，乾隆依依不舍，為他賜匾“詩壇耆宿”，後來每次南巡都要點名沈德潛作陪。直到第四次南巡，沈德潛九十三歲了，還讓他扶杖去常州接駕，陪皇帝吟詩唱和。在乾隆朝，與皇帝以文字結交如此之深的僅有二人，一個是浙江錢理群，還有一位就是沈德潛。
過了四年，九十七歲的沈德潛在蘇州去世，為後人留下了《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等曆代精粹選本，成為後人學習和研究古典詩歌的重要選本。
又過了將近一個世紀，沈德潛在木瀆鷺飛橋西的住所裏，住進了一位老者，他就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啟蒙思想家、襄助李鴻章辦理洋務的道光榜眼馮桂芬。
馮桂芬——他寫了一本對後世影響很大的書
和沈德潛一樣，馮桂芬也不能算土生土長的木瀆人，巧合的是，在馮桂芬五十八歲時，也是從煩囂的蘇州城裏，搬到了木瀆鷺飛橋西，而且恰好落戶在當年沈德潛的舊宅。經過一番修繕，馮桂芬給新居起名“顯誌堂”。從新居的堂名來看，馮桂芬還是想有一番作為的，以顯示自己的誌向和抱負，但他沒有沈德潛那樣幸運，也沒沈德潛那樣長壽，他在木瀆住了八年就去世了，留下厚厚一遝書稿，以及空有一腔熱血卻報國無門的綿綿遺恨。
這遝書稿就是凝聚他畢生心血的《校邠廬抗議》四十篇，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馮桂芬是林則徐的學生，二十歲時，他被時任江蘇巡撫的林則徐識拔，招入撫署學習，賞識有加，被稱為“國士”、“一時無兩”。鴉片戰爭爆發那年，亦即道光二十年（1840%），馮桂芬考中進士，一甲二名，人稱榜眼，從此進身仕途。馮桂芬的仕宦生涯波瀾不驚，最高隻做到詹事府右春坊中允，一個沒有實職的五品小官。五十歲時，心灰意冷的馮桂芬辭官回鄉，才過了一年清靜恬淡的生活，太平天國的戰火燒到蘇州，李秀成攻占蘇城，馮桂芬在半年中輾轉遷居六次，幼孫四人已失其二，不得已避居上海，隱身於洋涇浜（今延安東路，為英法兩界的界河所在）附近的一座破廟裏。後來受聘入李鴻章幕，佐理軍務，成為李的得力助手。
馮桂芬生活的時代，中外格局已經發生巨大變故，從天下無敵到城下之盟，從閉關鎖國到被動開放，從大刀長矛到堅船利炮，是一個百弊叢生、呼喚變法的時代。縱觀馮桂芬的一生，做過幕僚，當過教習，任過京官，辦過團練，豐富的人生經曆，使他對種種社會積弊有切膚之痛，特別是他“出入夷場”的經曆，“庚申之變”的奇恥大辱，讓他萌生了向西方學習以實現自強的改革思想。他認為：“不自強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強而無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由此他發出了“如恥之，莫如自強”的呼喊。在《校邠廬抗議》中，他從主張“製洋器”，進而主張“采西學”、“善馭夷”，最終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著名論斷，他認為，傳統的倫常名教和用來資以富強之術的西學，是可以共同生存的，西人之學可以采用，也應當采用。這一論斷後來成為洋務運動中處理中西方文化的基本模式“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