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讀範文正公的詩文，尤其是這篇氣象萬千、意蘊深邃的《嶽陽樓記》，每讀其文，再“想見其為人”，立刻會被文章立意的超俗高邁所吸引，更會被文正公的高潔人格和精神境界所感召。範仲淹的一生有過多方麵的貢獻，但對後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他提倡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在這十四個字裏，人們可以看到舍己為人的公心和自覺的社會責任感，也可以發現偉大的抱負和痛切的憂國憂民意識。而這一切，恰恰是範仲淹為官做人品格修養的結晶體現。
“先天下之憂而憂”，就是要“有憂天下之心”，並把天下的安危治亂放在首位。而在君主專製的社會中，能夠為天下帶來恩澤的職務，惟有宰相。很早的時候，範仲淹讀書學道的第一個誌願，就是“要為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三十七歲時，範仲淹寫有一篇《奏上時務書》，稱“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而當時所謂“佞人”，即當朝宰相。兩年以後的居喪期間，他又冒哀寫了《上執政書》，通篇洋溢著憂國憂天下之情，條分縷析地揭露各種時弊，痛快淋漓，無所顧忌，實為他後來政治改革的最初綱領。範仲淹將憂國與憂民視為一體，他在《鄧州謝上表》中說：“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裏”，流露出他在做地方官時的種種憂慮。他在《漁家傲》中寫道：“羌笛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與其說是他在冰天雪地刀光劍影之中對兵士、邊民的同情，毋寧說是他對當時國情民情的深切體察而產生的自覺的憂患意識。
“智”者多憂，這個“智”指的是人們的政治嗅覺，這樣的“智”者能在一片歌舞升平聲中看到國家潛在的危機，憂心如焚，放膽直諫。範仲淹五十五歲時，針對國家“積貧”、“積弱”、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的局麵，積極實施變法改革，提出了以整頓腐敗的官僚製度，澄清吏治為主要內容的十點意見，這就是著名的“慶曆新政”。因保守派的阻撓，新政推行一年便被廢除，範仲淹被撤去軍政要職，外調做邠州知州。範仲淹雖遭貶抑，仍然誌高氣滿，決不退纓，“處江湖之遠”，卻常掛念國事，在遭貶官罷相的第二年，寫下了不朽的名篇《嶽陽樓記》，借“記”重申夙誌，為國分憂。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中國儒家文化尊崇的境界。範仲淹一生因直諫而屢致貶謫，但他依然積極地出仕參政，從不消極怨尤，用他的話說，就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由此我想到，世上不乏這樣的“智”者，同樣有著高度靈敏的政治嗅覺，同樣能從浮華之中看出“憂”來，但他們選擇的往往是從“憂”的困擾中逃遁出去，避世歸田。所謂“獨善其身”，實則“明哲保身”；所謂“退而思過”，不過是為自己的消極逃避尋點借口罷了。縱觀古今，這樣的“識時務者”實在比比皆是，正因為比比皆是，大家便心照不宣，還美其名曰：“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皆大歡喜，嗬嗬。
早在戰國中期，儒家大師孟軻提出，統治者要“與民同樂”。與其相比，範仲淹倡導的“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境界更加博大，是對儒家傳統思想的修正和深化。為了天下人之樂，範仲淹一向視苦如甘飴，廉潔奉公，風清氣正。天下不樂，他又何嚐樂得起來？北宋士風，企慕富貴和耽於獨樂是一種普遍現象，官僚們樂於買園置宅，頤養天年，忙於構建自己的安樂窩。在士紳們宅園遍地的情況下，隻有範仲淹例外。據考，範仲淹從未為自己置過房產，一生都在衙署中度過，縱觀古今吏者，此舉應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為了至少在一定範圍內實現民庶同樂的理想，他卻在蘇州創置了義莊、義田，直至晚年財盡，《遺表》仍隻字“不幹私澤”。
這是怎樣的一種品格和境界啊！在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官場之中，範仲淹無疑是一位飄然掠過的冰清玉潔的風采人物。王安石尊他為“一世之師”，蘇東坡讚他為“人傑”，黃庭堅稱他“當代第一人”。我說，堪為萬世作則者，非範公莫屬也！在我的家鄉木瀆，父親講述的那個“清官的故事”可謂婦孺皆知，故事雖說有些神話色彩，但我想，一位封建時代的官吏，竟能贏得後人如此愛戴，恐怕不僅僅是因為他能舞文弄墨，寫了一篇《嶽陽樓記》的緣故吧。
範墳山論雄偉遠不如泰山，論綺麗比不過匡廬，但在我的心目中比任何名山大川都要來得重要。我喜歡在蒙蒙煙雨中獨遊範墳山，流連在荒塚野草之間，佇立於殘碑斷碣之前，靜思默想，任細雨濡濕我的額發，任思緒在曆史長河中遨遊。每次讀山，都會生出一些新的感受，新的發現。想起範仲淹主張的新政十議，想起戍衛西北邊防的那位“小範老子”，又想起前些時候放映的《任長霞》，無數觀眾為之動容為之落淚，內中似乎存在著某些相似；想起清官故事，想起範公“先憂後樂”的名言，又想起那些為了滿足貪欲私情而不惜動用國家社保基金、“先天下之樂而樂”的人，不覺又有點諷刺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