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漫長，人們對雨難免生厭；而赤日如火，人們又對雨季生出無限向往。如此兩難，做天真不容易。其實，雨天和晴天本是同一個天，天沒變，是我們的心思在變。
時常對孩提時代的炎夏，心生懷戀。除了泅水到對岸偷西瓜、頂著荷葉戲水讓大人遍尋不著，或者在長長的竹竿上粘上飴糖去捕知了，最讓人難忘的還是坐在長弄堂裏享受涼爽的“穿堂風”，就著鹹鴨蛋吃粥，嘴裏哼著童謠：“風涼篤篤，螺螄嗦嗦，鹹鴨蛋剝剝……”累了，拿一塊布毯遮在肚臍上，睡一個美美的午覺。或者是晚間躺在灑過井水的場院裏的竹榻上，聽老外婆講故事。老外婆的故事很多很多，講三天三夜也講不完，最好聽的有兩種，一種是牛郎織女嫦娥奔月之類的故事，這樣老套的言情小說竟然百聽不厭，每次都是哭著睡去，腮邊掛著兩顆燈籠；還有一種就是鬼故事，越聽越怕，越怕越想聽，解手也不敢一個人去，當然一個人是更不敢睡了，隻有在老外婆輕搖蒲扇的習習涼風和古老的搖籃曲中，甜甜香香地睡去。
稍長，便一個人去村口的木橋上乘風涼，挾上一條竹席，一直睡到第二天太陽東升，才擦擦惺忪的睡眼回家。為什麼去村口的木橋上乘風涼？因為木橋所處的村口位置相對空曠和高爽，麵向田野，了無遮攔，炙熱的暑氣經過一片片水稻濕地的冷卻，到了橋頭，已是涼爽宜人的清風，吹在身上，愜意無比。那裏是全村男人集中納涼的地方，三五成堆，有的圍坐一起聽“劉蘭芳”或“梅花黨”；有的在拚“二鍋頭”，有的在甩“老k”；還有幾個膽大的男孩站在橋墩上往黑乎乎的河裏跳，這叫“跳冬瓜”。我去橋頭的主要原因卻不是這些，我是去聽人唱戲的。那是1978年前後，還沒有現在的大屏幕彩電，有一次聽說隔壁村上買了一台14吋的黑白電視，正在放王文娟徐玉蘭的《紅樓夢》，便邀上一群夥伴結隊前往，結果隻看到了裏三層外三層的背影，標準的“長子看戲，矮子吃屁”。也就是那次經曆，讓我迷上了戲曲，喜歡去橋頭聽戲。唱得最好的是我同學的哥哥，那時候估計三十不到吧，臉色黝黑，五大三粗的樣子，偏就喜歡唱越劇，能夠把全本《紅樓夢》唱完，小生花旦一人兼了；特別是他唱林黛玉那段“葬花”和“焚稿”，唱得很是委婉，又透出幾分淒慘，蘭花指微微翹起，身段婀娜，蓮步輕移，舉手投足，煞有介事。每次唱戲，那些阿姨嬸嬸們總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聽得入迷，一曲唱罷，還要“饒”上一曲，與時下的“粉絲”相比毫不遜色。
奧熱難耐的苦夏，就這樣被一絲涼涼的摻著水田氣息的清風，和著那一片“咿咿呀呀”的清韻，輕描淡寫地化去了，吹得無影無蹤，吹成一種相思，在每年的這個季節裏綻放。
遇到今天這樣的高溫，現代化了的我們已無力對抗，我們的DNA正在退化，隻能蝸居在水泥的森林之中，依靠“氟利昂”的吐納，享受這人工清涼的短暫的慰藉。窗外，噪音攜著廢氣在散步。
這樣的高溫，相思自是如約而至。很想去一個地方乘風涼，去往相思中那一片片水田，還有那田頭的清風，那清風中縈來繞去的“咿咿呀呀”。有報道稱：水田作為濕地的一種，有淨化和調節城市氣候環境的作用，一畝水稻田對氣溫的冷卻，足可抵得上十幾台空調，是城市不可多得的綠色之肺。可是，環顧我們周圍，曾經稻浪翻湧、蛙聲連天的水田哪裏去了？遠近聞名的“水八仙”哪裏去了？我曾經詢問過身邊的很多年輕人：什麼是“水八仙”？回答五花八門，有說“鴨子”，有說“螃蟹”，還有說“田雞”的。春天的時候我在報上看到一則消息：十年間，我們這座“魚米之鄉”的油菜花竟一下少了60萬畝。我不知道，這十年間，我們的水田又減了多少？我們的高樓大廈又增了多少？
晚上，電視台幾個頻道在同時熱播一則新聞：新建的博物館成了附近居民特別是老人孩子納涼的好去處。對這種“蹭涼快”的行為，電視台對市民作了隨機采訪，有讚成，有反對，還有人義憤填膺，表示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