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時尚與喧囂的城市街頭，多少人卻感到孤獨和蒼涼。而在現實的另一頭，一對怪人老沈與老邱正享受著夢想的美麗。
一天之內遇到兩個怪人，這本身就是件怪事。也許怪人怪事多了，這世界也就見怪不怪了。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理性的回歸呢？
梔子花
桌上放著一隻潔白的瓷碗，半碗清水供養著五朵梔子花，那是去鄉下時，三嬸嬸送給女兒的。
開始，梔子花的花瓣裹得緊緊的，尚未綻開，像一隻隻兩頭尖尖的青橄欖，又像是飽蓄墨汁的毛筆尖，女兒把它們擺成梅花形狀，放在碗中，又注入半碗清水。中午和晚上放學回家，女兒第一件事就是看梔子花開了沒有。終於，在第二天的清早，有一朵梔子花悄悄地開放了。沒有全開，僅放出一半花瓣，就像是一位清麗的純情少女，熟睡以後，輕輕地撩開麵紗，露出半張羞澀的臉兒，窺探外麵的世界。那白，很動人，深綠的葉片鋪陳碗底，襯得綠更綠，白更白。白，不是病懨懨的那種，也不是為了掩飾某種不足而抹上去的那種，那是青青的白，健康的白，那白的下麵奔湧著生命的血液。那香，很奇異，淡淡的，卻有很強的滲透力，隻一朵，便彌漫了整個房間。梅花比之太雅，牡丹比之太豔，荷花比之又過於清高。那香，香得自然，香得親切。那香，不屬於天界仙子，不屬於名門閨秀，更不屬於市井俗婦。那香，隻屬於我時時眷戀的家鄉田野阡陌上那些躬耕勞作的女人們。
家鄉的小村，一叢叢碧綠生青的梔子樹隨處可見。六月，插秧的季節，梔子花開了，一片一片地，綴滿了枝頭，遠遠望去，像一朵朵白雲，又像是一群群綿羊，在村子裏悠悠地徜徉。兒時，我們常玩這樣的遊戲：折一枝梔子，插在水田裏，過二三十天拔起來，枝條上已長滿粗粗細細的根須，把它移植在屋前屋後，來年便長成了一株梔子樹，會開滿樹的花朵了。年複一年，村子裏的梔子樹越來越多，梔子花成了我們村的“村花”。
村上的女人愛戴梔子花，不管是十八歲的村姑，還是八十歲的好婆。早起，籬笆下，河埠頭，摘一朵帶露的梔子花，斜插在鬢發間，水靈靈的，一個個都顯得那樣的俏麗，不知是人襯托了花兒，還是花映襯了人兒。村裏的姑娘上街，簪一朵梔子，三兩結伴，走在大街上，人未至而香氣先撲鼻，惹得鎮上的小年青們一個個呆立街頭做深呼吸。
花開時節，女人們常常忙中偷閑上街賣花，賺個零花錢，“啊要買梔子花———”一聲聲悠長的軟糯的吆喝，便在街頭巷尾響起。那濃重而有特色的鄉音，使人一聽便知是來自那座開滿梔子花的村子，因而那花又特別好賣、搶手。
三嬸嬸是這支賣花隊伍的領頭人。那時候，三嬸嬸隻不過三十五六歲，身材不高，瘦瘦的，但很勻稱，瓜子臉上有幾顆雀斑，頭頂上總是盤著發髻，插一根銀簪。說起話來很快，像開機關槍；走路也快，一陣風似的。三嬸嬸是個寡婦，那年她男人在山上采石頭，背身索沒有縛牢，從半山腰倒栽下來，話都沒說一句便“歸西”了，隻給三嬸嬸留下四個“光郎頭”和三間“馬撐”。三嬸嬸像換了個人，再不見她快節奏的說話和脆脆的笑聲，隻是走路的步子更快，做起活來不分日夜，沒命地幹。三嬸嬸的“老拖”兒子炳男與我同歲，我們常在一起玩，釣塘鯉魚，采桑梅子，有他就有我，形影不離。三嬸嬸待我比炳男還好，有好吃的總留給我。少年時代我有一半時間是在她家度過的，三個大兒子擠一床，她陪我和炳男。有時半夜醒來，我常常看到三嬸嬸一個人呆呆地坐著，月光透過窗欞投射進來，看得見她的臉頰上有兩行清淚在幽幽地閃亮。
讓三嬸嬸至今還耿耿於懷的就是沒能讓四個兒子讀書出頭，隻能憑體力幹那世代承襲的石匠手藝，而不能像我一樣“書包翻身”。她常在我麵前嘮叨“對不起死去的男人”。其實，把四個兒子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長大，大了又一個個地幫他們造房子討媳婦，個中不易又豈是三言兩語能夠表述，何況這樣一副擔子落在這樣一個柔弱的女子肩上。